历史思维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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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写的历史书我还是很喜欢看的,与中国人的历史书最大的不同,乃在于西方观察历史的角度显然要超越东方。中国古代的东方专制主义很显然造就了某种观察历史的特定视角,这种视角便是与专制主义的权力为中心的。东方的历史着重于观察政治的变化与得失,而忽略社会与制度在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这种观察历史的视角,实际上纵观中国社会的发展可以看到,权力对社会的塑造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而很显然,这种观察历史的视角,在今天看来已经不能为社会进一步反思与回应提供有效的历史解释。可以说这种变化是社会近代化的必然产物。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从权力的控制下逐渐独立出来,社会开始与权力二元对立。而事实上现在所提倡的法治主义,追根溯源,其本质也是开始于承认社会与政府并立的自由主义。
这是一种思维模式,而不简简单单是历史解释的变化。观察历史的角度从权力开始转向社会与制度。这本书的最大的启发性部分即在于此。如果说黄仁宇先生的有关历史的著作本身已经开始放宽历史的视界,去关注制度的长期形成,那么这本书则进一步拓展了历史的维度,将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演变纳入观察的范围。
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根源。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了很多论述文化大革命的著作,但是很多著作只是限于一个特定时间段内的政治原因,而本身忽略了社会思想的长期形成;而另一些著作很显然的陷入了印象式的分析,将西方的某些关于极权主义的分析简单的套用在文化大革命上。
本书则着重观察了知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并且将这个问题放置于中国传统精英政治的大背景之下。知识与权力之间紧密的联系,以及中国传统精英政治造成的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分立,导致在平民思想中潜在的反智主义,也就是对知识界的不信任。当知识失去了传统精英政治权力的保护时,平民的反智主义就充分暴露出来。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则为这种反智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
本书并不是费正清先生撰写的专著,而是一本收录了其在各个时期所撰写的关于中国问题文章的集合,其中不乏有一些偏颇之处,但很显然,这种观察历史的出发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存在的,因此绝对客观的历史可以说并不存在于我们这个星球之上。而本书最大的亮点也就是一种历史思维模式的运用,贯穿于所有的文章之中,我想这一点才是中国读者应当注意的。
而很显然,这种观察历史的视角,在今天看来已经不能为社会进一步反思与回应提供有效的历史解释。可以说这种变化是社会近代化的必然产物。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从权力的控制下逐渐独立出来,社会开始与权力二元对立。而事实上现在所提倡的法治主义,追根溯源,其本质也是开始于承认社会与政府并立的自由主义。
这是一种思维模式,而不简简单单是历史解释的变化。观察历史的角度从权力开始转向社会与制度。这本书的最大的启发性部分即在于此。如果说黄仁宇先生的有关历史的著作本身已经开始放宽历史的视界,去关注制度的长期形成,那么这本书则进一步拓展了历史的维度,将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演变纳入观察的范围。
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根源。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了很多论述文化大革命的著作,但是很多著作只是限于一个特定时间段内的政治原因,而本身忽略了社会思想的长期形成;而另一些著作很显然的陷入了印象式的分析,将西方的某些关于极权主义的分析简单的套用在文化大革命上。
本书则着重观察了知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并且将这个问题放置于中国传统精英政治的大背景之下。知识与权力之间紧密的联系,以及中国传统精英政治造成的精英与平民之间的分立,导致在平民思想中潜在的反智主义,也就是对知识界的不信任。当知识失去了传统精英政治权力的保护时,平民的反智主义就充分暴露出来。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则为这种反智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
本书并不是费正清先生撰写的专著,而是一本收录了其在各个时期所撰写的关于中国问题文章的集合,其中不乏有一些偏颇之处,但很显然,这种观察历史的出发点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存在的,因此绝对客观的历史可以说并不存在于我们这个星球之上。而本书最大的亮点也就是一种历史思维模式的运用,贯穿于所有的文章之中,我想这一点才是中国读者应当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