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的方法

路觉
2021-05-03 看过

一、抽象原则 无论是抽象亦或是具体,它们作为一种逻辑范畴,首先是思维着的感性个人对社会主体的把握,因此是从个体经验的把握。但是,个别物转化为普遍物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对有限性扬弃的过程。理性的反思必然是在感性的经验限度内,所以扬弃有限性虽然是一种思维的论证,但真正保证无限性的建立,却不可能仅仅通过思辨。真理是一种实在活动。 有限性的思考是以追求绝对的整体作为前提的,对这种有限整体的反思,并且是经验的反思,或者说,以必然和普遍的抽象要素作为反思的开端,这是一种必行之路径。所以,马克思的反思模式是建立在经验限度内的,但这仍然需要建立一个普遍性的抽象原则,尽管这个原则在不具有差异的具体作为内容之前,乃是一种超历史的空壳,但必须仍然以它作为普遍性的前提。当然,这个原则本身就是要求实践的,因而是一种理论限度的实践性,是一种普遍的交往实践。 所以,抽象要素是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但是若要对这种普遍的社会形式作出区分,则是需要特殊要素的填充,或者说,普遍的原则只是一种类似的“先验结构”内视域,它的真正内容反而就是特殊要素本身。这是自身同一关系的具体化,不过这种同一关系一旦进行历史的具体思考,它就是充满差异性的同一,这种同一自然是在思维所把握的逻辑范畴内才是有效的。现实只是混沌表象。但是,特殊化的完成,不是将讨论的对象推论到一个预设的终点,而是,这种特殊化本身就是终点,并且是同抽象的起点达到了真正的统一。这已经不需要预设一个外在的统一客体。主体已经在内部达到无预设的效果。 对于抽象要素的思考,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这于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份的意义。 因此,劳动必须放在特定的社会生产形式内讨论,也就是具体的历史关系里面讨论,从而才是完整的。把这种同一的抽象概念抽离出它原本就存在的具体土壤,无疑是一种片面地阉割。 譬如,讨论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必须放在资本这一决定性结构内讨论,否则这种讨论就是偏离整体主体的。 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达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份的发展。 所以,在历史的经验考察中看到具有决定性的抽象关系存在,它必然是以它已经存在着的具体社会主体为前提的,但是讨论这种主体的完整,反而需要从抽象关系进行,因为这种抽象要素是讨论其内在结构蕴含的决定性的关系开端。 譬如商品,它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胚胎形式,但作为一种抽象要素,它可以包含各种差别的范畴,如劳动力、货币、生产资料……等等,这种在特定条件下都是以商品形式出现。这是马克思的方法的核心。因此,只有从这种抽象要素开始,才能发现这种要素具体化的真实关系,也就是资本。资本以商品作为前提,所以抽象的商品是讨论的开端。所以,劳动力也是资本。这里需要区分的是:马克思讨论的主体是社会,而个人的感性活动则构成了社会本身。但是,个人的规定在不同社会却具有不同作用,因此考察社会的结构,从而考察个人同社会的关系,是确定一个社会特殊性、同其他社会形式区分的有力点。 在这里,商品、货币、资本,这三个抽象范畴便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决定性关系。但是,现实之中三者却是以具体的、综合的姿态出现的,所以需要对它们进行区别和对比、分析,从而把具体的决定性的历史关系呈现出来。换言之,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不过是一种对实在主体的阐述过程,从抽象起点到具体终点的过程性,实际上就是决定性的历史关系表现出来的运动。 商品的二重性即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二者在商品形式下是采取对立形式的,或者说,这种必然的交换关系是以二者的对立形式加以呈现出来。这种对立形式先天地植根于商品生产的经济关系之中,或者说,这种对立性的本质,已经事先于它们自身的存在而被特定的经济关系设计好了。因此,它们便从生产领域转入流通领域,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关系便外化为买卖关系,这种一体两面同一于W→G→W的过程之中。 这种关系实际上买者与卖者,但同时在结尾又是第三者的介入,即另一个新的卖者:卖者把W卖给买者,换取货币G,而买者失去G得到W,而卖者则把货币G用于向另一个卖者换取另一个W。这是商品经济的最基本规定。当然,资本主义将其作为颠倒,因为资本主义以商品流通作为前提,这种流通的前提是货币的积累,同时是货币资本的回流。 可见,在这种商品经济的三段式关系中(W→G→W),对第一卷而言,它在生产里面内在地包含了流通(即劳动力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以买卖关系的形式缔结、从而产生资本关系。这是第一卷的唯一流通的规定,其余的则是已经假定货币可以正常回流),而在第二卷则可以从这个基础上引出两大部类。在两大部类这里,事实上就是对G→W→G这一颠倒的三段式的发展,区分为不同部门。在这种区分之中,从而引出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特殊形式,即第三卷的利润的转化形式。 商品的对立形式在交换之中呈现为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从而必然发展出一般等价形式即货币形式。在这里,在这种对立形式之中,货币从商品之中内在地发展了出来,或者说是商品的自我区分。因此,这种商品二重性是商品和商品货币的二重化的根源。正是因为商品与货币的二重化关系,从而产生买卖关系,因而在特定的交往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劳动技术的物质基础上,形成了资本的生产关系。 把这种对立形式作为直接同一处理,事实上是抹杀了商品二重性。二者当然会同一,或者说在发展的结尾必然得到不可区分的同一结果,但是这种结果不是直接取消二重性,从而无视二重化导致的矛盾。这种二重性只有得到商品交换的结束,才能得到消解。 商品二重性,商品对应的货币的使用价值,即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即固定的价值的等价形式。因此,商品便从商品区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买卖关系。前者是作为价值(商品)同使用价值的价值(货币)进行交换,是卖的行为(W→G),也就是卖者将自己的商品使用价值卖给买者,而从买者的视角来看,就是买的行为(G→W),即,他把自己的价值兜售出去换取使用价值。 在这里,对卖者(商品占有者)而言,他的商品的价值就是作为相对价值形式售卖出去,而货币就是这种买卖关系的等价形式。因此,商品的特殊化即货币的使用价值,就是作为价值的显示器呈现相对价值形式的价值量。对买者(货币占有者)而言,他的货币就是作为等价形式,同时就是作为价值,而卖者的商品则是他所需要的使用价值。 就商品来说,货币是它必然自我区分的产物,而这种区分所蕴含的便是现实的买卖关系。这种买卖关系的特殊要素,就是劳动力自己作为商品被售卖给了货币占有者,即劳动力(商品)与货币(工资)的交换。而一旦把这种劳动力产生价值即工资的劳动时间延长,便产生剩余价值,因而购买劳动力的货币以及劳动力本身,就表现为资本。所以,商品作为抽象概念,它同货币商品转化为具体的资本概念,便是依靠这种买卖关系,因而是从商品与货币关系本身产生的契约形式。 由此可知,抽象与具体的矛盾,实际上需要一个中介项加以转化,对这个中介项而言,商品不过是一种普遍的视域,货币就是这种中介,它是促使商品特殊化的要素,二者的矛盾就是特殊化到足以容纳矛盾的位置,也就是把商品和货币本身的买卖关系,转化为劳动力和可变资本的关系,也就是特定的、特殊的买卖关系,从而产生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作为新的商品,与原初的商品相比,这种对比关系就是否定之否定(商品否定自身,同时否定他物的货币)。因此,就是具体的概念。买卖关系的矛盾作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的实在化呈现,事实上就是消解在资本这种同一性概念之中。 商品-货币-资本,正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主线,所有具体的范畴都镶嵌在这条抽象的脉络里面了。这正是以当下的决定性关系作为核心形式的方法的体现。 差异、对立、矛盾这三层意义,并不是一种线性发展的关系,而是从矛盾之中抽象更为简单的对立,随之再抽象出更为简单的差异,并且把差异视为矛盾形成的胚胎形式。同理,马克思《资本论》对商品经济的论述,不仅仅是对实证性历史之中的商品经济的描述,而是一种对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经济形式进行抽象出来的简单形式。 所以,逻辑的次序的排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就是对“绝对”的阐述,也就是对逻辑次序的不同安排,在安排前一种范畴呈现时候,后一种范畴却已经被抽象假定地包含在它内部,如流通过程已经被生产包含了,但次序进行下来,它又以实在地姿态展现出来。这就是同一性对自身的差异性的释放,也就是对其自身的完整讨论。 当然,这只是思维主体对讨论的对象在逻辑范畴的不同次序的呈现过程,而非真实的现实过程。因为尽管思维把握的对象本身就是如此具体的,但没有分析和综合之前,它只是模糊和混沌的表象。只有经过条理地分析,也就是把它们之间的抽象的具体关系,层次地讨论的出来,这时候才能在思维上得到具体的现实。尽管现实已经事先存在,并且它的存在是思维存在的前提。这便预设了这种讨论无疑是经验性的。这就是在现实之中,抽象已经以具体存在作为存在的前提的要义了,思维不过是对这种混沌的具体进行拆解和剖析、细化、分类。因此,脱离特殊要素的普遍性,是一个无用的空壳。但讨论具体的社会主体的时候,仍然以这个原则作为前提,因为它在思维里面,是讨论一切历史的出发点。所以,不应该抹杀概念与实在之间的差别,也就是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包含关系,多样性的统一。 二、辩证法的抽象 混沌抽象(抽象普遍性)→有序抽象的继续深化(特殊性)→抽象具体(具体普遍性/个别性) “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进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黑格尔同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的区别,实质上就是对普遍性的设定问题的看法,这从而导致了观念论与唯物主义的立场分野。 尽管在黑格尔看来,抽象的普遍性是一种空洞的共相,因此需要经过否定地扬弃,将这种知性的有限性给予丢弃,并且以绝对物作为根据,从而走向无限性。但是对于无限性的建构,他仍然认为是一种精神的设定,这也是为什么强调观念与实在的综合、主体与客体的同一的黑格尔,仍然坠入思辨的观念深渊。 扬弃有限性、从而建立无限性的目的,马克思亦是赞同的。我们不过是在自己的有限性的限度内建立自己的无限性认知,物自体不过是多余的抽象。但是,这种无限性不可能只通过精神的设定这一思辨方式建立,反而需要诉诸感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市民社会内部。所以,马克思在这里同黑格尔分道扬镳。因此,抽象普遍性在马克思那里不仅仅是悬置的真理的开端,更是同实在的、具体的特殊性无法分离的原则。这种抽象原则的建构虽然是理性的方法,但这种建构活动归根结底是一种历史的生产活动。所以,所谓的抽象不过是对具体对象的思维反映,所谓的普遍性不过是一种前提性的抽象必然原则,它必然与丰富的具体总体关系联系在一起,而不可能脱离这种规定。但是,我们的思维需要认知这种规定,必然经过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真正的具体是普遍与特殊的结合,也就是个别性。 三、真理的抽象具体 人的对象化的感性活动,实质上就是人在特定环境下利用生产条件进行生产的交互活动,所以存在与其相适应的必然关系的生产关系。因此,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一方面是从他对环境的具体关系之中生成的,同时,他的感性活动作为个体性构成感性世界的一部分。更主要的是,人们在生产之中占据的位置,或者说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决定了他的阶级关系,从而是整体的社会地位。这种关系成为了人本身最主要的一方面,而这种抽象的关系框架内,则是个人对环境的具体关系的总和,也就是其他方面的具体关系,构成了个人的生成过程。生长在生产过程之中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被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生活方式/阶级,它所创造和包含的一切社会关系,决定了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一切观念的总和。 普遍性同必然性,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实践和交往的积累的产物,所以它就是社会历史形式的本质,即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及同它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结构。但是,在这一历史基础上产生的观念,本身就是思维形式的抽象物。这种抽象物一旦在合理形式内得到阐述,那么它必然是对社会现实的正确反映。这种反映的真理性即正确性,或者说,观念和现实这种基于异质的同一性,便有待去揭示。这种揭示是需要在经验限度内依据必然性的抽象原则进行。 因此,那种所谓的“实践检验认识”,只是在参照抽象观念形式加以具体化和实在化的过程,这种过程本身反映观念与现实的同一性。但是,这种实践绝不是个体的实践,而是普遍性的实践,所以它不仅仅要依靠普遍性的抽象观念原则(辩证法),同时也是要依靠社会共同的实践,这种实践就是历史发展的经验事实本身。个人的经验实践是社会整体本身的表现。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必然性源自市民社会内部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这是在思维形式的抽象反映。但这种历史的必然条件产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需要经过各种中介和偶然条件加以发展,这种发展的实体内容只是在抽象的思维形式上,才能得到确切地考察,而这种对必然性的抽象,本身就是抛弃偶然性的结果。因此,在事实上,必然是与偶然并存的,必然借以偶然形式实现自身。但这种实现过程并不是必然,只是在抽象形式上具有某种同一性。 换言之,社会的生产总是具有必然的,但这种必然的生成过程是同诸多偶然条件并存的表现形式。因此,这种必然性唯有在抽象形式上,才能得到干净利落的考察。某种意义上,普遍等于抽象的必然,特殊等于具体的偶然。换句话说,生产活动对于自身是必然的,但它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内部性,也就是它自身的特质被人们的活动建构出来,其具体形式却是偶然的。这种必然性只是在思维的抽象形式上得到一种普遍的把握,但具体化只能通过对特定历史环境的深入考察。所以,就具体而言,是偶然(断裂)的来源,但这个偶然的源头本身是绝对必然的生产。 必然与偶然在世俗之中实际上是并存的,换言之,生产的发展以及伴随在生产之上的各种社会结构,它们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自然存在不同形态,但在经济基础方面却可以挖掘出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事实上就是必然性,或者说,就是从历史生产本身的特质之中抽象出来的必然性。但是,各种偶然性,也就是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的不同具体形式,是在直接的历史条件下碰撞、作用产生的。所以必然借着偶然的形式实现自身。只是在思维形式上,二者的区别才是可分的,或者说是明显的。并非必然性通过偶然性发挥作用,而是二者同时发生作用。没有纯粹的必然或偶然,正如没有纯粹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这里,未经抽象的考察,二者的关系犹如自在地存在一般。 没有经过反思的具体客体,只是一种混沌的直观表象,因而只是一种无序的综合。同一,作为思维的否定性抽象,它本身就是一种对客体显现在思维之中的性质的再规定,也就是对其进行概念化处理。一方面是制作为同一性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对非同一性的概念进行否定,这就是否定之否定(对自身的否定性肯定的同时,对自身的他物的否定)。 当然,外在的客体事实本身如何,对人本身而言却并不存在“本身”,它在思维之中的映像反而是对人而言的。当然,这种相对于主观性的思维而言的客体,其本身也是思维着的人的实在活动的历史结果。因此,客体本身是否存在所谓同一性的说法,我们并不确知。同一性的概念和命名是思维着的人赋予的,这种同一性就是将客体对象进行概念化的方式,从而扭转为逻辑范畴。所以,同一性是主体对客体的抽象的有序综合的产物。 但是,这种同一的抽象决不能抹杀现实的差别,譬如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别,这种历史关系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二者的现实差别构成了思维抽象的质的规定性,但是二者在商品价值量上的比例关系,却是一种量的规定性,因而在主观上可以为了逻辑范畴的安排,进行一种自由的处理。譬如,商品价值总量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构成,对于单个商品,我们仍然可以这样子区分,但是,单个商品在对比价值总量的时候,却可以将它完全划分为不变资本。这是对于量的比例关系的安排。 因此,原初的自在之物如何,我们并不知道,或者它是真正的空无,但也难以进行自为地区分。所以,我们只是在自己生产的空间内认识、抽象。人的认识取决于感性的发展水平。因为无论是经验的观察,还是思辨的反思,都是一种历史的积累,这种积累同时是以感性的社会实践能力为基础,因此,这是一种历史的发展过程。所以,把经验理解为生产活动本身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各种社会运动,而普遍性的抽象原则,正是对这种活动的抽象。 历史和现实本身就是具体的,从而是在思维上表现为个别性的完成,但是,这种个别性是在普遍视域内规定完成的特殊要素。所以,忽视普遍性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形式,那么这种具体便是一种扭曲。所以,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不过是从普遍视域进行特殊化的方法,也就是把混沌的具体现实加以抽象,进行不同的、有次序的讨论,即规定性的深化和补充。所以,纯粹的抽象是空壳,但忽视普遍性的抽象和特殊化,更是一种不具有必然性的反思。因此,在最抽象的地方,总是盛开着最丰富、最具体的现实关系。抽象总是必然无法脱离相应的特定历史环境,这个环境乃是具体的综合。 四、生产感性学的认识论 既然所谓的世界本源不过是随着我们的生产的改变而改变的观念伪造物,那么我们不过是在感性的经验限度内对这些历史条件进行适当的抽象而已。超过这种条件的抽象,便是不合理的观念论。把一个概念想当然地适用在一切历史时期,本身就是反历史的。 主客体符合论的真理,必须在经验限度内实现,但这种实现不是理论与实践的绝对同一,而是一种对理论实践化的过程。所以,不存在所谓预设的、先验的、等待主体去实现的真理,真理本身就是产于现实运动过程之中,从而不存在某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尺度,而是这种尺度就是由历史的活动去建构的。因此,真理必然是历史实践的一部分,而不是历史实践的终点。在理论维度内,这种真理必须具有对现实问题进行解释的作用力。 马克思强调经验的确定性,同样也是强调经验限度的的规律的历史性,从而是对具体条件的重视。而所谓经验确定性,作为一种理论原则,就是有待去具体考察的思维对现实过程的反映形式。这种经验确定性在哲学意义上,就是抽象的历史基础。因此,我们的思维所反映的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场域,这个场域就是感性的历史社会本身,并且这个本身是不断被人类的再生产所改变的。因此,思维的反映同这一场域的历史变更一样,是生成的过程。 经验的有限性意味着必须预设某种必然性的普遍原则,但这种原则同时意味着,思维可以将超越经验的物进行抽象消解,也就是扭转为思维的抽象物,即辩证法的结果。黑格尔是如此,但马克思也同意,只是将这种思维抽象限定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并且将这种思维以及思维对象的产生归于抽象者——人类的历史实践活动。因此,经验的有限性就是实践活动本身的历史性。 至于休谟的怀疑主义,事实上针对的是因果关系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无论是社会亦或是自然的,都必须通过人的主体进行描述、也就是思维形式的建构。换言之,对思维必然消解这种经验限度内的现象,也就是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显现,这是思维的抽象同一性的消化,即消化为概念。所以,无论物自体可不可知,我们不过是在自己的视域内建构这种概念。马克思在这点上与黑格尔相同,只是比黑格尔走的更远——这种思维形式来源于现实生产的感性基础,这种抽象的主体以及对象,都是主体的活动经由历史建构的产物,也就是一定的历史社会关系,即社会建构的定在形式。 人类的认识以及认识对象本身,都是生产的历史结果。这些东西是人类在自然条件下进行生产和改造,也就是社会生产方式重新编译的结果。因此,我们在经验的感性限度内进行抽象。无论是社会本身或自然科学的发现,在根本上都依赖于主体的感性生产,并且作为特定的历史结果,它是人类劳动的积累,就如同科学的自然发现需要依赖科学家们的生产积累与不断地再生产,不仅仅是对物质条件的劳作,同时也是自然知识的革新的劳作。 人的思想和观点,乃至他本身,就是他所处的环境的产物,而他同时作为历史的结果的具象化之一,即个体的具象化。当然,他也是作为历史的个体之一,对环境造成能动的主体性反映,并且这种反映的有序总和便是这个社会时代本身的发展。因此,他和他本身的认识,就是他的实践对环境的关系。即,人对环境的生成关系。 因此,观念取决于具体地历史环境,而那些爱啊恨啊,这些观念或道德,尽管在极为抽象的形式上,是历史共有的。但这种抽象犹如生产这一极为抽象的范畴一样,在具体地生产关系环境之中,是被打上具体地烙印。譬如封建时代的爱情是田园式的小农经济爱情,而资本时代的爱情是金钱主义式的爱情。爱呀恨呀,都是基于这一社会生产关系之上的一定的自我实现形式。 在这里可以知道,并不是说生活决定观念,是如同爱情必须经过柴米油盐。而是,爱情是以柴米油盐为基础,并且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经过特定的柴米油盐的生活方式,被重新塑造。换言之,作为上层建筑的基础的经济生产,它以自身的特定方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决定了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关系的范围,即,它是局域性的还是全球性的,这本身就由生产力作为支撑、由生产方式决定其性质。譬如,小农式的经济生产方式,只是决定了农民阶级彼此之间没有多大联系的生产交往,从而没有形成真正的、充满联系的阶级)——这种方式就是生产本身的关系的总和即市民社会,塑造了各种观念和建筑的总和。基础即塑造、重新编译和决定。 五、资本的分工和占有 资本的分工和所有制,即劳动组织的形成,都是随着资本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分工和所有制实际上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表达,因而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视角。 分工的概念在马克思的语境下非常灵活,更近似于劳动职能的分工——同一生产部门的不同劳动形式,亦可称之为分工。更是,两大部类这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相互区别的生产部门,亦是一种分工形式。而所有制,是一种占有,一种对生产条件的占有,这在对立面的意义上就是一种分配权的占有。所以,所有制是一种生产关系和经济权力,在这种关系诞生的实体意义的表现形式,即阶级关系。 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因此,分工是劳动的不同形式的分类,而所有制则是对劳动产品的占有形式。这种是社会共同的规定。但是,分工、所有制,作为一种生产关系质性的抽象概念,与财产亦是具有质的区别。 财产是一种更加体现不同社会历史形式的概念,在私有制社会,它可以表达譬如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产品的占有,因而是作为自己的私人产物占有,这是财产的一种含义;同时,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条件直接由劳动者掌控,那么财产则是一种公有意义的概念,是一种共同所有的。当然,在更加宽泛的意义上,马克思甚至将财产等同于社会财富。而实际上,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最重要的财产无非就是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对这种物质的占有即所有制形式,便规定了财产的本质,一种历史的本质——它表达是公有制意义的还是私有制意义的财产?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将财产关系理解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当然,对二者的区别在其它语境下亦是丰富的)。 所以,财产同所有制/分工的区别,在于财产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被所有制规定了它的历史性。财产是一种被物象化了的物质要素。因此,这种财产关系不过是基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复合关系而讨论的。 生产力同生产方式,事实上就是生产活动的物质力量同进行这种生产方法的关系。生产力是生产方法的基础,而生产方法则是促进生产力得到实际发挥的特定经济方式。在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法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也就是延长劳动时间和提升缩减相对的必要劳动时间。这必然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作为前提,因此技术基础同生产方式本身是一体两面而不可分的,这同时就是生产力的物质部件。这时候,生产方法以资本积累即扩大化再生产作为前提,同时就是这种积累的结果。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作用,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复合关系。但这种固有的生产方法,必然需要同其自身的实际能力即生产力相符合。 资本的生产方法对劳动力的时间的延长,又是以这种占有作为前提,这种前提作为社会关系,是考察一切特定社会形式的共有切口——直接生产者同生产条件占有者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就是对生产条件的占有形式的表达,即所有制的表达,同时是生产资料同劳动力的结合方式的同义反复。这就是最基本的生产关系。生产方法是推动这种生产关系得以被再生产出来的条件,而生产关系同时又是这种固有方法得以进行的社会前提。因此,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复合关系,表现为一种内在的相互作用形式。 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关系,在这里假定称之为生产的复合关系。复合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因为生产关系得维持自身的同一性,它必然需要依靠一种能力和方法作为条件,而这种条件就是它自身内在蕴含的他异性/外部性条件。归根结底,生产关系是这种复合关系的生成产物,只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根据不同的偶然条件具体地塑造,但这种必然性是无法抹杀的。 当然,生产关系对这种复合关系亦是具有前提性的作用,即,以一种社会占有形式分配不同的生产条件、生产力和生产方法,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劳动组织和所有制形式,它们都是基于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占有权产生的一序列历史性产品。所以,复合关系的实际意义必然以生产关系作为中介,二者在市民社会的作用是一同出现的。所谓生产关系必然适应生产力,就是在于二者的无法割裂的特质。这是必然的。因为生产关系就是生产活动产生的必然关系。 因此,谈论生产关系,必然要谈论与它相对应的生产力,因为它是生产力在一定阶段上表现的必然形式;谈论生产力,必然是需要谈论生产关系。但是,一旦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活动,即生产力的发展割裂了这种必然形式,那么整个社会结构的革命就会爆发。这种爆发是需要历史的劳动积累的。 总的来说,生产方式就是生产活动,从而是生产力决定的经济状况,在这种状况的活动下,必然产生的固有形式就是生产关系。生产力与必然生产形式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与个人的生产活动的关系。这里,正是作为个体的劳动者们在生产过程内的相互作用的体现,而这种体现所借以表达的形式,就是他们与生产资料相互结合的形式,即生产关系本身的性质。生产资料如何与劳动力结合,构成了生产关系本身的特质。在这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内,劳动者借以什么方式表现——在资本主义内,就是以绝对商品化的雇佣劳动形式表现——自己的生产活动,这种所谓的感性主体的对象化,便表达为一定的、具体的经济内容。这种对象化的具体方式,就是个人同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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