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书评

月见黑
2021-05-01 看过

本书名为《东晋门阀政治》,并非讲述门阀政治在东晋一朝的发展演变,更为确切的说,应为只在东晋存在的门阀政治的发展以至消亡。田余庆先生指出,本书所指的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

本书通过依次论述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当政时期的历史,并引入流民帅这一特殊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盛衰和士族之间的兴替。“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读罢此书,方深知其意。

纵观全书,出场人物繁多,王衍、王导、桓温三人为我所深记。

王衍。“王与马共天下”肇始于西晋末年的司马越与王衍。其时,王衍为名士首领,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终日挥麈谈玄,以长于清谈为世所宗。

然观其生平事迹,其不可不谓是清谈误国之奸庸。

庸于其玄学造诣,声大于实。据田余庆先生考据,史籍中除了记他祖述何晏、王弼“贵无”思想和反对裴頠的“崇有”之说等寥寥数语以外,不言他对玄学究竟有什么贡献。清人严可均辑《全晋文》,竟找不到王衍谈玄内容的任何文字材料。王衍将死,“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勠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之语,实在可笑。实际上,终其一生,虽言“祖尚浮虚”,却毫无建树,于国更是无功,只是以祖尚玄虚为自己的奸庸开脱,并借以慰藉,天下祸败之由不在己。

奸在其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王衍恋权而又虚伪,青年时代就“好论纵横之术“,却自称“少不预事”。他将女儿们与愍怀太子司马遹、外戚贾充之孙贾谧、东海王妃裴氏从兄裴遐进行联姻,太子、后党、强王,多方观望,期于不败。以上反映了他对政治权力的极度贪恋,积极参与西晋政治活动,图谋为己为门户获取更多利益。可当永嘉之际,时局纷乱,外有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等交侵,内有宗室权臣构陷,州郡封国叛乱时起,流民暴动起伏不停,中国将乱,王衍却只思门户保全之计,以弟王澄为荆州刺史,以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希冀凭借江汉之固、负海之险,乘王室卑微图谋霸业,丝毫不以经国为念。他同样也毫无名士气节,贪生怕死,只求苟且偷生。东归途中为石勒所俘获,石勒问其西晋溃败缘由,王衍却毫不羞愧地为其一一陈述祸败之由,并言“少不豫事”以求自免,就连石勒听后都对其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而后,石勒尚感叹“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正可谓“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使人夜排墙填杀王衍等人。

正如桓温所言,“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田先生在书中也指出,他和司马越作为西晋末代权臣,除了操纵皇帝,剪除异己,羁縻方镇,应付叛乱以外,没有推行过任何有积极意义的措施。


王导。对于王导,大致上有两种不同的评价。其中,陈寅恪先生认为,“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得以独立,文化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而清代考据大师王鸣盛则指出,“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并无一事,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所谓翼德中兴、称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

在田余庆先生看来,王导是能臣,但实非贞臣。

王导是江左政局草创中不可须臾离的关键人物。司马睿、王导这一组合,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是王导。在司马睿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之时,王导已经具有充分的政治阅历和名望,几乎主动筹谋了司马睿经历的所有大事,将司马睿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过江之后,江南士族历经陈敏之事,对南渡而来的司马睿、王导尚存猜疑心理,而王导坐镇江东,艰苦经营,尽力笼络南士,协调南北门阀士族利益,稳定局势,始奠定东晋政权在江左的根基。田余庆先生认为,王导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创立者,他建立的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对后世可谓影响深远。

作为门阀政治的创立者,王导必然处处以琅琊王氏利益为最先,皇帝只是他利用的工具,而非效忠的对象。永昌元年,元帝启用刘隗、刁协,图用亲信抑王氏,王导极力抗议,王敦更是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叛乱。而王导却与敦同谋,“心思外济”,暗中助其进入建康,兵临石头,逼得元帝说出“朕当归琅琊,以避贤路”妥协之语,打破了皇权对门阀政治的反抗,再次巩固了门阀政治。平乱之后,论及于石头开门应敦、使晋军败绩的周札,王导为袒护王敦,甚至说出“札开石头,忠存社稷,义在忘生”的颠倒是非之语。而后,王敦再叛,导仍旧以台中军情告王含,任其叛乱。观其种种于晋不忠不义之举,实在难以称王导为晋之贞臣。当其暮年,愦愦为政,“务存大纲,不拘细目”作风犹盛,自叹:“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其主要目的还是和辑士族,操持庶政,求得士族利益的均衡,缓和与庾氏的矛盾,以保死后家族不坠,而不以执道经邦为念。

王导空有“江左管夷吾”之美誉,“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之豪言,却没有一匡九合的抱负,只图苟安于江东,以门户利益为重,终其一世,未尝以北伐为务,未尝以中原为念。王导对流民帅有着根深蒂固的偏狭心理,对于不计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坚定北伐的民族英雄祖逖,多方掣肘,视其为大敌,派戴若思之辈监其军,惟恐祖逖军有所成。“元帝与王导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吴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有着相似境遇的朱熹,对王导的真实意图看得格外清楚,一番言论鞭辟入里。


桓温。“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此等惊世骇俗之语,正出自桓宣武桓温。桓温确是一个大奸大慝的权臣,操纵权势,清除异己,擅行废立,欲移晋鼎;但他同样也是有着大功大勋的将才,西征成汉、平定巴蜀,一伐前秦、军至灞上,二次出师、大败姚襄,以攻为守、护卫江东。

枭雄,当之无愧。

桓温不辨儒玄,学无根柢,谈玄不胜,继以逞武,玄学素养和人物品格低劣,屡为门阀士族所鄙,甚者贱称其为“兵”。谯郡桓氏为刑家之后,经历了极大的政治灾难,门户衰薄,族单势孤,因而江左门阀士族不以士族视之。即便后来桓温尚主,桓氏兴起,士族仍旧恃“冢中枯骨”自重欺人、傲视新进。

然而,桓温亦鄙夷徒有盛名,而并无经纶世务之才力的所谓“名士”。其时,大多负盛誉的士族名士虽标榜忘身物外,却罕有避世思想,自诩“身在庙堂之上,心无异于在山林之中”,重恬适而轻武力、废事功,都是政治上的无能之辈,为家族卵翼所庇护,醉生梦死,溺于玄风,只宜“束之高阁”,待天下清定之时点缀其间,除此别无他用。身着戎装的桓温对刘惔之辈的嘲弄之语,“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充分表明了他名士无能、清谈误国的看法。

永和政局,桓温居上游拥荆、梁等八州,与下游豫、扬相持,亟须乘时立功以增益望实,在与中枢秉权集团的相持中保持主动地位。五年,石虎暴死,北方大乱,北伐成为两方力量巩固地位、扩张势力的最佳手段。面对有着克成汉、灭李势的显赫功勋的桓温,朝廷抢先出师北伐,企图在声势上压倒桓温,然而夙有盛名的褚裒、殷浩却名不副实,并无军事才能。褚裒旋即败归、惭愤而死。殷浩更是无能至极,昏招频出,逼反降将张遇,使其占领许昌投降前秦,北伐大军被迫停滞;妒贤嫉能,多次暗杀己方姚襄不成,竟派兵攻打姚襄,而后竟还以之为前锋,战事终以姚襄倒戈而彻底失败。静观朝局的桓温,乘时夺过北伐旗帜,主持北伐之事,而朝廷实力已被消耗大半,无力制约桓温望实的步步上升。

但是,桓温仅仅以北伐作为篡权的手段,意在江左而不在关中,无意久事中原、克复神州,一旦达到了弄权立威的目的,便不愿再继续消耗实力。因而一次北伐,停军于灞上;二次北伐,旋进旋退,见好就收,带有极强的政治目的。而后,第三次北伐,折戟枋头,望实俱损,桓温却委过于袁真,借此把豫州收入囊中。加上此前,在参军郗超的暗中帮助下,顺水推舟,兵不血刃地取得徐州,桓温进入建康以独揽朝政的障碍再也不复存在,东晋成为“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朝廷。桓温虽大败于枋头,却大胜于江左。然而折戟枋头,确使桓温望实俱损,哪怕此刻他已控制中枢、权倾朝野,却无力也无由篡夺晋鼎。桓温亦为有识者,处大事谨慎,不愿扰乱东晋难得的稳定,扰乱江左立身之基,觊觎皇位的不臣之心终被王、谢世家以政治斗争的方式约束,不逞其志,抑郁而死。


除历史人物外,最令我叹服的便是田余庆先生对历史细节的探微索赜,抽丝剥茧,去伪存真,层层深入,以严谨周密的学术态度,细证、细究前人鲜少提及的历史问题,令人叹为观止。

如《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元帝观禊之事,田余庆先生通过细密的考证,分别给出了质疑和肯定,质疑其事的真实性,指出前后矛盾的可疑之处,肯定其所反映的王、马关系及南士猜疑心理。

再如,解释历代论者及注家未尝措意的王敦“唯保护东海王及裴妃而已”之语。结合前文论述,旁征博引,细味语气,由东海王司马越及其王妃裴氏对王氏兄弟得以过江的恩德,论及裴妃渡江后元帝以少子冲为东海国世子,兼之以《五行志》《搜神记》等民间对政治形势的反映,全方位、多层次、宽视角揭示此短短一语所涵盖的诸多波澜,以王敦死前欲图篡晋之语得出最终结论:“唯保护东海王及裴妃而已”之语,实为王敦欲借立东海王冲,行代晋自立之举。

此外,譬如,对郗鉴在东晋政局中的“处其利而无心”的重大建树,对桓温先世为桓范的精彩推演,对司马睿、王导渡江三说的相互补充等等,看完令人大呼过瘾。


最后,田余庆先生于结尾处的一番话,却给我留下了一些悬而未解的疑惑,“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存一定号召力的皇统的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局面”,可是,这一番话难道不是对东晋门阀政治局面的一种描绘吗?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士族阶层缘何产生,丧失了权威但尚存一定号召力的皇统缘何产生,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又缘何产生?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需要到曹魏、东汉乃至更久远的历史长河中探寻,对于一本论及东晋门阀政治的著作不可求之过多。但这,也是我阅读本书最大的收获,读书最大的乐趣所在,由此及彼,通向更广阔的历史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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