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线救国,梁启超也尝试过。

sanliy
2021-05-02 看过

曾经听桑老师的讲座,他提到当年梁启超给国人提供过一份日本著作的书单,大家都认为是非常难得的学问秘籍,个个埋头研究,非要在里面寻出些什么伟大思想来,但他认为,这份书单并没有大家想的那样高深,至于梁启超在日本如何,他在日本获取到什么思想养分,这确实值得学者们深入研究。我对梁启超的“东学思想”兴趣源于此。这种兴趣延续在对待郑匡民老师的专著《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

本想继续沿用学术语气来书写《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这本书的书评,但我也同样有将学术普及公众的宏愿,所以,我斗胆地试图借着这本书,来让非专业读者理解这本书,并有读它的意愿。至于学术语气,还是用于为它另写专业书评上罢。


首先,研究“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到底是研究什么?

耿云志老师在书中提到两个必备条件:

1、须对梁启超及其所依托的中国思想学术背景有较深入的了解;

2、须对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学术背景有较深入的了解;

换言之,研究“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实则研究中日两国思想学术发展脉络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这自然涉及中日关系史与中日比较思想史两部分。思想史研究向来是门槛高的领域,每一步都考验研究者的学术能力。在这本书中,耿云志老师也介绍了郑匡民老师做这一选题的研究方法,即“尽量搜集到当时影响到梁启超的日本思想家的著作和他们所刊行的杂志,认真解读它们,然后再与梁氏发表的大量相关论著加以比较,从中发现构成梁氏思想的材料来源,及其在理解与表达方式上,在怎样的程度上受到日本思想家的影响。”“这种工作真有点像在化学实验室中做化验分析一样。社会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此其一证。只不过其精确程度会与自然科学有所区别。”

其次,为什么日本思想学术要称之为“东学”?

“东学”一词,取自清末学界对日本思想学术的共称。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学界往往强调“回到历史现场”。即历史研究并不是天马行空,它是基于大量史实,而历史学者的主要工作是厘清隐藏复杂面相背后的历史脉络,沿用历史中的用语也相当于回归史实,它更符合研究者将问题重置于历史情境,更何况梁启超本人当年也用“东学”来指称日本思想学术,在用词这一点上,我有些许不同于耿云志老师的意见。不过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并不完全学习与模仿日本的思想学术,当时的日本正在吸收西学(西方的学术),而梁启超从日本学者的著作中了解与吸收西学,那么梁启超对东学与西学的理解与其到底受的是什么影响,是又东又西,只东不西还是有西无东?他向中国传播的外来思想与学说,到底是又东又西,只东不西还是有西无东?都是这本书需要解决的问题。

复次,梁启超何许人也?

梁启超,生于1873年2月23日,殁于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他是广东新会人。代表著作有《饮冰室合集》。他17岁中举(他老师康有为考了几次才……),几度拜师康有为,与康一同维新运动,失败后逃亡日本十余年。他是写作能手,可以一边打麻将一边写新闻评论,据说当年报纸只要将他的版面留住,第二天便有对应的内容交给报社。他有一著名的儿子与儿媳妇,梁思成与林徽因。梁启超本人的悲剧大概还是在他患病时期,那个发生在协和医院的意外,使他人生永远停留在56岁。总言之,梁启超作为戊戌维新的领袖之一,是一位堪称影响近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对他的思想做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十分必要。而梁启超的“东学背景”正是发生在他逃亡日本的十余年间,正是这本书的研究内容。

再次,读《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之前,不妨先看看这本书的目录。

目录算得上是作者核心思路(框架)的体现,这本书的目录用于展现梁启超“东学思想”的演变脉络也足够清晰,比如先从梁启超戊戌时期的日本观与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处境的比较入手,展开梁启超思想变化的首章,如果说戊戌变法时期是梁启超“事业”最巅峰应该不为过,但从被中国清廷最高权力重视到被通缉追杀,这种跌宕的经历必然也会让他受到冲击。中东之役(甲午中日战争)后,国人目光都投向战胜国日本,一心效法维新,以为是救国之道。换言之,在梁启超逃亡日本之前,他已对日本思想学术有基本的认识。对于上文桑老师卖的关子,本书第一章也有相关论述。维新失败后,梁启超仍对日本抱有希望,他甚至认为日本可以救出被慈禧软禁的光绪帝。当然,他眼中的玫瑰色,也在踏上日本土地那时开始,逐渐被日本剥下。既然幻想破灭,痛定思痛的梁启超自然要寻求新法,福泽谕吉可能是个不错的学习对象。在第二章中,郑匡民老师对福泽谕吉的思想发展脉络做了梳理并将其与梁启超比较。有意思的是,福泽谕吉眼中美国的玫瑰色与梁启超一样在他理想的国土上破灭。他对于美国的种种文化与价值观无法理解,但他还是推崇欧美社会的平等精神。受伯克尔的影响,福泽谕吉还认为,“文明是随着德智的发展而进步起来的,而德智的发展,又是随着文化和社会的进化、武力与智力地位的逐渐转化而前进的。”不仅如此,福泽谕吉还提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阶段论。梁启超在赞赏福泽谕吉的同时沿袭了他不少的观点。同样,在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章中,郑匡民老师都一一列举中村正直、中江兆民、高田早苗、浮田和民、加藤弘之、平田东助、平壕定二郎、伯伦知理等日人思想主张的形成与演变以及对梁启超的影响。

如果不是中东一役,一个小国的逆袭不会成为国人直观的成功案例,也不会促使国人从“向西方学习”转向“效法维新”。但细剖梁启超的“东学思想”后,不难发现,他所推崇的“东学”无非是东化了的西学,有种曲线学西方的意味在。综其,不过还是借途日本,学习西方。只是东化了的西学到底是东化了的,不会再是原味的西学。不管如何,时人急迫寻求中国出路的努力,始终基于抵抗列强侵略,强国保种的强烈愿望,思想到底是否可以成为改变国政与民众的武器,梁启超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最后。

在这本书里,我们不仅了解梁启超思想与东学的渊源,实则还学习了郑匡民老师遵循“宁拙勿巧”“宁繁勿略”的治学精神,为当下浮躁的学术界树立榜样,而这本《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出版至今,已存三个版本,因我手上只有2020年这一版本,无从比较,但从每个版本的页数,最早2003年304页,2009年288页,2020年372页,粗略可见郑匡民老师在这个选题上的用力与沉淀,所以这本书,值得慢慢读,一悟再悟其中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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