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内在

何为宋代转向内在？

在《中国转向内在》一书中，刘子健先生以政治与文化互动为观察视角，认为南宋相比于北宋而言，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巨大的转向，即：趋于内敛。在其看来，这一转向也奠定了后世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性格。而在论述南宋是如何转向内敛时，士大夫身份的双重性成为了先生研究与讨论的基本点。

在先生看来，士大夫具有官僚/知识分子双重身份，这意味着其思想文化活动与政治密切相关。这一方面体现在他们深切关怀国家与社会的广泛利益，并试图通过影响公共事务以此达到儒家经典中的理想境界；另一方面则暗示了其思想主张的实践与否，离不开君主自身的态度与政局的走向，而这又转而影响着士大夫的思想文化活动的变迁，两者之间深刻的关联性并非赵宋之世所独有，而是贯穿在历朝政治发展脉络中，构成中国历史独有面貌。有关于后者，作者将其假定为三个“互有重叠而各具主题的不同阶段”并给予阐释，其中最重要的则是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

在作者的假定中，第二阶段（朝廷将杭州由临时行在转为首都这一期间）中的士大夫与皇帝达成一定的共识，均将北宋的衰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并由此关上了改革的大门。在此期间，士大夫极力倡导道德，决心重建儒家遗产以此来洗刷耻辱，重建秩序。而在第三阶段，出于战争的需要与国际/国内双重的考虑，皇帝更倾向于大权独揽，打击反对派并压制不同思想、政见。这些“道德保守主义者”的理想因而遭到了现实权力政治的碾压。不难想象，这种压制不同思想与政见的窒息氛围不仅抹除了政治领域的多元性，同时也正如作者所言”在悲哀和困惑中，许多知识分子不可自抑地转向内省和回顾。他们的著作清晰揭示，内省让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倾注在自我修养上而较少关注国家大事“。换言之，政治上不得已的士大夫寄希望于深植个体人心中内在化的道德观念而非社会模式与政治秩序架构的观念，转而试图通过自我修养与道德教育来建立”道德社会“为国家增添动力。作者认为，他们越是如此，他们距离现世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就越远，而距离越远，他们就反而愈加地内省，寄希望于未来的道德社会。这样的死循环使得儒家失去了变革的力量。尽管在此之后出现了政治氛围的和缓以及新儒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胜利，但其最终也只是依附于专制政体，使得”内敛“弥漫在整个王朝，继续压抑成长的动力和多元化的发展，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代中国。

走出“唐宋变革论”

在较早时期的宋史研究中，“唐宋变革论”这一研究范式成为了众多著作的理论前提，在这一理论的关照下，宋代成为令人向往的、具有“近代化”特征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理论前提的确提供了研究宋史的某把钥匙，它向人们揭示了宋代曾被学者所忽视的面向，有助于解除我们以往对于宋代“三冗两费”的习惯性认知，转而更好地思考与继承其所遗留的历史遗产。但是这一理论预设同样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陷，最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首先，正如刘子健先生所言，“宋代中国之后，既没有持续的近代化进程接踵而至，以后也没有出现近代化的发展”；此外，这里所谓的近代化实质上是以西方为衡量标准，将中国历史研究比附于”古代——中世纪——近代“这一发展模式，从而抹除了中国自身历史的独特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唐宋变革论“为研究前提的一些著作中，学者甚至只关注于唐宋之间所发生的变化，而忽视了”唐宋变革论“实质关切的是从六朝到唐宋所发生的根本性的转型，使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窄化。

在上个世纪下半叶，面对愈加流行的”唐宋变革论“，刘子健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反思与批评，转而关注两宋之间所发生的变革，并提出南宋走向内向的看法。这打破了原有对于宋朝整体化理解的认知，通过强调两宋之间具有某种断裂性为宋史研究解绑，使得部分学者将关注焦点再一次回落到宋朝这一范围内，思考两宋之间的差异与变革，在此意义上来说，本书所作出的理论贡献是巨大的。同时，在本书的分析模式中，作者所使用的研究概念与工具基本上是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中所提炼出来的，例如对于士大夫双重身份的认知与以政治为导向的社会变迁，这也为宋史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例。尤其在阐述关于对士大夫的定位时，作者提到”有趣的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斥责他们，传统和现代的中国学者批评他们，但都没有具体分析其政治角色， 更谈不上将其知识分子角色从政治中剥离出来独立分析，而忽略这一活跃的历史因素必将使我们错失打断的历史或曰事实”。可见，在同时代的宋史研究中，西方汉学得益于其自身的理论建树与发展成果在思考视角与切入点上较大陆学界更加新颖与深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切合了本书的前言，即开放中的中国”不仅需要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在如今中西学界的交流逐渐增多的情况下，学人也应不断地突破思维的局限性，于他处求索对于自身历史认知的思考点，想必这也是这本译书能够呈现在中国学者与读者眼前的原因之一。

对于《中国转向内在》的反思

作者在论述南宋走向内在过程中，虽然有众多独到的见解，但难免也因视角的局限而出现缺憾。首先，在论述南宋士大夫走向内向的过程中，虽然有众多独到的见解，但难免也因视角的局限而出现缺憾。首先，在论述南宋士大夫走向内向的过程中，作者曾提及地域限制对其的影响。但就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作者只是将其归纳为“他们居住得彼此太过靠近”这样的话语，认为居住的太过靠近使得他们在生活上不暇远求于门槛之外从而造成视野的狭隘。在我看来，这样的论断似乎更像是经验上的直觉，无法确切的从历史中得到印证。而地域的限制对文化转向内在究竟存在何种影响，实际上是有一些潜在的研究路径。例如，地域活动的窄化也许会使得士大夫群体在文化上的密切交往成为可能，并因而更容易形成紧密的文化共同体。而这很可能能够从南宋士大夫的文集与书信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与思路。同时，帝国范围的缩小是否有助于士大夫文化教育的传播也可以通过对其传学方式与传学地点的考察得到启发。此外，本书主要是揭示了两宋之间存在变迁以及变迁的基本思路，对于具体的如南宋士大夫如何理解王安石与儒家关系等具体问题则一笔带过，不过多“赘述”。而笔者认为，只有将这些问题进行一定的揭示才能够更深刻把握南宋转向内在的内在理路。

最后，在本书的第三十五页，译文中有如下表述“但归根到底，实用主义道路绝不符合儒家理论，而是对儒家基本原则的偏离。对此行径的不满最终导致人们寻求修正主义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制度改革“这里译者以”实用主义“这一词汇来揭示儒家与法家之间的矛盾性，似乎并不妥当。从儒家与法家关涉的目标来看，二者都是希望通过一定的措施使得国家/社会达到理想的境界，在这一意义上说儒法均是实用主义，关于如何达到理想境界以及什么是理想境界二者出现了不同的理解，但这并不能够说明儒家是不”实用“的，只能说明儒家是”理想化的“，译文中所谓的”实用主义“改为”功利/理性主义“似乎更为妥当一些。

不管怎样，《中国转向内在》一书所提出的理论范式与研究思路为后来宋史研究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其所存在的缺憾也激励着后来学人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