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何须论假真

如果说是一本散文，读过春灯公子小说的大概都不相信。这位先生是大名鼎鼎的说谎家，多年来一直不遗余力地对各种文体范式进行拆解与破坏，其手法之刁钻古怪叫人看得瞠目结舌。比如他写政论文章《预知毁灭纪事》拿自己小说的轶事作结；在文论里谈虚实问题时自称在艾柯小说《傅科摆》中的主角如此这般之时，自己正在现场，目睹了主角的行为。言之凿凿，举证历历，把毕恭毕敬捧着这文章当文学理论教材的读者忽悠得晕头转向。更有甚者，他曾用学术论文的体例写了篇小说《猴王案考》，写完之后大概反响寥落颇感寂寞，于是用自己小说中人物李元泰作笔名，在大陆的《江淮文艺》上发表。又改头换面作“淮上客“，在《联合文学》上指责张大春涉嫌抄袭。再过了一个月余，才以本尊身份在《联文》澄清故实。文章标题作”“本来都是我，何处惹猴毛”——他居然两手一摊，对这出自导自演的好戏摆出一副无辜姿态。
有个比喻说，小说是门，散文是窗。那么老顽童张大春就是本该爬窗入室，却强横地在往事的墙壁上挖了个门，大摇大摆进去了。写的是还原记忆的家史，小说笔法却处处可见端倪：缜密的叙事逻辑，跌宕回环的首尾，大量的细节的匠心经营，结构的穿插藏闪等等，根本不加掩饰。连描摹一个与家族命运关系不大的小人物，线索都是草蛇灰线，伏延千里。每回行文间突然按下暂停，恰恰总在情节急转直下的关键。
然而作者的本意并不是写一本尽设幻语的小说。这是一本“送死迎生”之书，写于作者的父亲沉疴难起、儿子将临人世之时。叔本华说人生有两件要事，防患于未然和豁达大度，想必这就是张大春写此书的心理根源。人死如灯灭，但通常我们并没有刻意去思考父辈心中的灯，曾于何时何地亮起，照耀过这静止和悬浮着的世间。病榻前的张大春以一种敬畏沉默的态度凝视着这幽明两径，忽然就看到了天上那个冷冽的月亮倏然碾来。巨大无常的命运叫人变得卑微。于是，自我的童年记忆和日常经验谦退于整个家族旧事之后，成为众多诠释法的一条支流。它与父亲的记忆、六大爷的记忆、族谱的记录、实地访查的纪录等等，一起成为他构筑往事的材料。那些生命轨迹中的光亮，最终被浓缩成一瞬，记录进了书本。
虚构是一个小说家的冥想能力给他开的一剂处方，用以使快要到来的死亡遁形匿迹，让伤痛暂缓。只因为现实稍纵即逝、绝难还原，想象便成了唯一可以凭借的依据。对张大春来说，历史是微观而具体的，只有安置到生活的轨迹里，才会产生意义。他诚实地透露：”在不容伪造的真实生命中，伪造成为我生命中最真实的一部分。” 在这生死巡回探望之际，家国旧事萦于梦寐，又恍如新生。病榻上的父亲开始记忆失真，经常把梦中荒诞的情节当作现实本身，这也使得作者开始质疑生命本身的无目的，他对孩子自白：“即使当我在不断拼凑着这些原本遥远而寂寥的人生残片之时，也经常发生断想的喟叹：我要把你带到哪里去？”
可以说，这是一种形式特殊的披沥肝胆，是作者的性灵投影。张大春本人对此书性质做过如下一番自供：当一个作家想要写自传又忍不住为自己的人生撒点儿小谎的时候，最后他往往就写成了另一部小说。撒谎，乃因他心中第一位的预设读者是儿子，说家史是其次，贯道才是首务。身为父亲，他期盼孩子体会家族传承的生命底蕴、凝聚父系认同，故此试图畅所欲言訾娓说之，又时刻不忘择善辨宜：“我不要你既承受也成为人生各种苦难的一部分，且想不出所以然，却已经糊里糊涂让下一个生命又延续、承袭了我们误以为是的真理或者天经地义。”他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努力控制着思想的速度与曲率。而正是这种参伍错综的述说，也无意中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言说时空纬度，敞亮了所要表明的思之路径。
是散文还是小说，内情孰真孰假，我以为大可不必追问。真实与虚构迭架，最终还是在成就怡人的阅读经验，而非恼人的真相。洪应明谈文章，要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因为虚实的构成比例恰好，这本非牛非马，非鱼非鹿的四不像家史，便呈现出了一副端正隽逸的摸样。我真是太喜欢这本书了。它是个麒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