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中国大历史》

淡淡245
2008-03-30 看过
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陆最受关注的恐怕不是他所主攻的方向:《万历十五年》;而是这本一版再版,甚至在去年出了纪念版的《中国大历史》。

当年我刚念大一的时候,不知道是从什么渠道,我就知道了这本书,也算是我最先知道的历史专业著作之一。

可是,在我没有细读它之前,我居然将它作为历史学通俗读物介绍给一些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现在我有点后悔。

黄先生说他的大历史的英文写法是Maco-History,这还是他自创的新词。这个词来源于他的专业方向:经济学与经济史。他说,他从“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这个词想到了“Macro-History”这个新词。

黄先生将“Macro”翻译为“大”,而没有翻译为“宏观”而使他的书名成为“宏观中国史”,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因为,“Macro”容易让人想到史学理论、特别是后现代史学理论中的“宏大叙事”(Macro-Narrative)这个带有强烈批评含义的术语。

所谓的“宏大叙事”,是指在历史叙事中忽略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的互动,甚至无视微观层面,以致最后歪曲了那个形而上学的“客观历史事实”。但“宏大叙事”也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虽然遭到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但是后现代主义并没有能够给出史学理论领域内对于“宏大叙事”的完美替代方案。最后,还必须依靠历史学家自己,而不是哲学家,来完成史学理论的更新。历史学家的反省是一种内省,所以它对史学本身的革命性不强,我们在进入21世纪之后,历史学并没有走向终结,也没有重生转世,反而越来越成为一头庞然巨兽,只有一般天资的我们,努力一生,恐怕只有落个盲人摸象的差强人意的结局。

就《中国大历史》本身而言,黄先生没有触及历史哲学层面。他只是开宗明义地强调说:“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中文版自序,第2页)这说明了黄先生写作该书的目的:为中西比较研究(特别是经济史比较研究)抛砖引玉。

但一提到西方中国学的比较历史成就,我们常常会想到《白银资本》和《大分流》两本书。

《中国大历史》的论述线索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常常穿插以西方的同时代发展,或者交叉以西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第二十章“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中,作者则有完全抛开中国历史而大谈比较研究的倾向。

这本书因为掺入了很多政治经济学理论而变得不那么通俗,因为(三联版)没有列入注释和参考书目而被排除在严肃学术著作之外。它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这就会给它带来多面的解释和多元的评论,甚至陷入象牙塔内与外两方面的争论漩涡。

但它也有其意义,黄先生的另一个非学术的写作目的为它带来了持久的声誉:“一般而论,历史家之职责限于叙述过去。习惯也要求他对现状保持起码的距离……只是在这特殊情形之下,用宏观的眼光看去,我们觉得这样的谨慎已无必要。我们背后已有好几十年从未间断的运动逻辑。又有很多先进国家留下来的痕迹……则我们应当能下今日之结论了。如果我们写历史的人再含糊推诿,即是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第310页)“鉴往知来”的用意大胆而明显。

黄先生还说:“中国是否已进入这境界(指以货币作全民管制的工具,即能够在数目字上管理。——引者注),读者一望可知,至于中国应称目下的体制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我主张让摩登学究去争辩。”(中文版自序,第7页)黄先生自己何尝不是在全书各处“争辩”中国有无可能进入、是否进入了西方当今的政治经济状态。这句话也许可以作为2007年《中国大历史》轰轰烈烈地再版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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