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Nalsi
2008-03-20 看过
这本书开始于作者批评刘敦桢和梁思成的研究方法。他是从两个角度分析了梁思成的研究方法,第一就是民族主义,第二就是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受到的古典主义的教育。这两点深深应当到了他的学术方法。

 

尤其是第二点,事关梁思成的“内在理路”,因而更加重要。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系,在1920年代,也就是梁思成求学的那个时期,正是盛行古典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特别关注建筑的艺术风格,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学生们历史的感觉,这点对于梁思成的理论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似乎可以推断,他之所以把斗拱当作是中国建筑的order,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典主义把柱头当作是研究古罗马建筑的关键:研究它们的形制变化以及相对于柱子的比例关系。另外一个很相似的地方是,他也在历时性的比较建筑的立面,试图得到建筑美学的结论,这也是古罗马建筑里面常用到的方法。

 

作者随后对于这种历史渊源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梁思成在套用这种研究方法的时候,不经意地出现了一个误解,也给中国古建筑史的研究带来了一个致命的矛盾。

 

误解就是,他错误的把façade(正立面)当作了elevation(建筑的任一立面)。在西方建筑里,比较facade或许是有意义的,因为西方建筑的内、外的结构是分离的;但是在中国建筑里façade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前提是如果这个概念真的存在的话),因为它完全受制于侧面的结构。这种美学上的结论,完全只是一种representation。而这又引发了另外一个层次上的比较,就是中国建筑和西方建筑在人流的方向上也是不同的。

 

矛盾也产生于中、西方不同的语境。就是,在西方建筑史里,一直存在着architecture和building的差别,二者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差别之一,就是石与木、永恒与暂时的差别。而在中国并不存在这样形式上的断裂。(你想起了什么?对!张光直先生对于两种文化的比较。)中国上层与下层建筑之间的差别,体现在象征符号上,它们共享相同的结构。皇宫不过是四合院的扩大。在某种意义上,这说明了中、西方在“什么是建筑”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

 

这种矛盾的表现之一,就是梁思成先生曾经有过的感慨,为什么中国建筑都不追求永恒?这个感慨让我想起了《东方学》中的论述,中国的知识分子寻求自身文化的认同,但是却是按照西方的价值标准来作出判断的。

 

上述矛盾引发了作者讨论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在中国建筑史上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建筑为什么那么喜欢用木材。经典的答案是,在中国,石与木构成了二元对立,分别象征着死亡和生命;或许更加经典的回答就是(在刘敦桢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中也是这么说的),中国获取木材比获取石材要更加方便。

 

根据上面的讨论,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在西方,只有石头建成的建筑才能叫做是architecture;而在中国,不存在这样差别。所以这个假问题,其实是误解了中、西方差别而造成的。

 

作者也谈到了无论是刘敦桢还是梁思成,它们在撰写建筑史的时候,都是按照历时性的原则进行编写,尤其是,他们都采纳了传统的王朝模式。而作者针对于此的看法是,他们忽略了中国建筑史在共时性上的问题。这点确实如此,不过我倒以为,前人的不足是因为资料尚不足以支持共时性的研究。对于地方性差异的关注,是要在对几个地方都有深入了解之后才能进行的。

 

作者还试图分辨林徽因对于中国建筑史的贡献,因为在传统上,人们把她看作是梁思成研究的附属。作者很有力的证明了,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很多结论,可能是林先生的首创。这点自然也是十分重要的。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十分有力的作品,对传统的学术追本溯源,挑战了传统建筑史的研究方式,并且为建筑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新的思路。

————

其实脑子里想到了赵世瑜老师在上中国社会史的时候提到的案例:他们一行人去山西的某个大院考察,有一个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修建这个大院的木材都是怎么来的。

当时我听到这个故事无比感慨,因为我深深觉得,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史这门学科所一贯缺乏的想象力与关照现实的能力。我无意贬低当代的研究者,他们在传统的研究领域做出了很出色的研究,不过,只有我们回过头来,观察到我们所站的位置可能是不稳固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更进一步。不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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