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金庸的酒杯,浇戈革的块垒

西丰客人
2008-03-19 看过
借金庸的酒杯,浇戈革的块垒
  
  
  2007年12月29日,科技史家、翻译家戈革先生因病辞世,享年八十六岁。戈革一生教书治学而外,还有很多业余爱好,诗词书画篆刻,样样皆能,更让人感兴趣的是,他还算得上是一名超级金庸迷。这有例为证:一是带研究生,讲课后让学生带金庸小说回去读;二是刻了一套《金庸小说人物印谱》,收大小人物达一千二百多人;三是写了一本《挑灯看剑话金庸》。
  《挑》书简直是一个超级金迷的内心告白。戈革之喜欢金庸小说,纯粹出于个人爱好,因而嬉笑怒骂,品头论足,点滴之间,都弥漫着独特的气息。
  对于金庸小说,戈革无疑是非常欣赏的,既有总体上的肯定:“金庸的小说使人不厌百回读”,“金作如绝代佳人,风姿绰约,仪态万方……令人一见难忘,相思久远”,“金作如古典雕塑,妙造天成,精美绝伦”,又有局部的赞叹:“《天龙八部》这部书,像一幅宋人的《长江万里图》青绿山水长卷。它使你目瞪口呆,神为之夺,不能赞一词。”我们看得出,这些赞叹是戈革发自内心的感受,他既不堆砌空洞的概念,也不断言虚假的命题。这样的感受,几乎是每一个金迷都能体会得到的东西。
  赞叹而外,也有细致的审视,直言不讳。《书剑恩仇录》中写到了维吾尔族有名的机智人物阿凡提,这在某些评论家眼里也许可以体现金庸的民族平等意识,但戈革指出,金庸把阿凡提扯进来,并描述成轻功超绝的大侠,港台读者可能觉得有趣,但大陆读者则会觉得不伦不类。《射雕英雄传》中黄蓉到南帝处求救一段,做算术、唱俗曲、对对子、解孔孟,诸如此类,一片热闹,有论者借此大捧金庸,无非是博学多才之誉,戈革力斥其谬,因为所有这些考问在古代都属于上不得台面的“学问”(市井杂谈,一笑可也),跟黄蓉及南帝部属的身份大不相配。也有论者认为金庸对诗词歌赋、对联谜语等,运用十分得体自如,体现了金庸本人的文学水平多么广博。精于古体诗词的戈革对此也毫不客气地评论说,“古人写小说有借以传播自己的学术见解和(或)诗词才华者,金庸则相反了”,他笔下较为重要一点的人物全都没有一点儿诗文水平,陈家洛的一首言志诗(“携书弹剑走黄沙”云云)意境凡近,格调甚低,甚至有不合平仄之处,而金庸为倪匡祝寿的两幅手书“对联”用词庸俗而欠通顺,其书法也殊少动人之处,谈不上有什么艺术价值,只不过因金庸名头大而为人所珍视罢了。
  戈革既不跟金庸熟识(曾经通过一两封信,随后突然中断),也不以评论为正业(正业是科技史、翻译尼耳斯•玻尔),因而绝无捧场之嫌,这些见解完全出自内心,正如他的自述所言:“老夫读金庸的书,往往过颊即空、入口而化,如洪七公吃黄蓉所做的菜一样。吃菜之后,就得拿出点真东西来。洪七公是大行家,吃了人家的嘴短,只好挺心疼地把几招‘降龙十八掌’教给那孩子的‘靖哥哥’。今日老夫见猎心喜,也打出几招庄稼拳脚来,于是而成了这个小册子。”在这种心态下,戈革所述自然随性所至,不尚空谈,也因而别具一格。
  戈革自幼喜好读书,所见及广,而且用心思考,故而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有趣的谈资。比如说,《蜀山剑侠传》为旧派武侠小说之代表作品,关于它的作者“还珠楼主”,戈革不仅告诉我们其真名(李寿民,一说善基),还猜对了“还珠”这一别号的由来,不是出自“合浦珠还”和“买椟还珠”的故事,而是出自唐人张籍的诗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隐藏着一段动人而无奈的情事。《倚天屠龙记》中男主人公姓张名无忌,以自动退出政治舞台、为赵敏画眉收场,戈革提示我们,这似乎是战国时期信陵君(魏无忌)“饮醇酒、多近妇人”的翻版,宛若一种无声的悲剧,又跟汉代京兆尹张敞画眉的故事有关,则无忌姓张,乃“画眉”世家也。
  戈革的思考与大言欺世多有不同。很多金庸评论家都大力赞扬金庸小说里体现的民主精神、平等思想,有反暴力、反战争的“神武不杀”的高超境界云云。戈革对比新旧武侠小说后指出,金庸小说中正派—反派人物的界线开始有些模糊,而在古龙小说中更是邪正难辨,大家一样随便杀人,尽情嫖赌。他说,在金庸小说中,除《雪山飞狐》中胡斐坚决追杀凤天南外,正派人物往往比较软弱或世故,对种种灭绝人性的凶杀案不闻不问,例如从来没有一人对李莫愁的乱杀予以制止(戈革还告诉我们,李莫愁只不过因得不到爱而仇视社会,放手杀人,根本不配唱元好问的“雁丘词”!),而大侠萧峰也曾在聚贤庄滥杀无辜,“尤非真正大英雄之本色”。
  戈革一生,经历坎坷,对人世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一点也反映在他对金庸的评论中。金庸小说中讽刺、鞭挞了岳不群、左冷禅、丁春秋、日月神教教主等一批伪君子、独裁者。金庸曾谈到,他写《笑傲江湖》,正值文革时期,要写社评,反对个人崇拜,反对迫害正派人,不知不觉就受了影响。可见,金庸小说的讽刺自有出处。戈革对此大为赞赏,认为“金庸的这些描写将永远作为发人深思的暮鼓晨钟而留在正直人们的心中”,并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段名言:
  
  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的,这是一条千古不磨的规律。
  
  在这一点上,戈革的评论很恰当,符合小说本意,但又非罔顾事实地拔高作品。
  在书中,戈革还特地提到一个观点:武侠小说不应有悲剧结局。因此,他呼吁一切有同情心的武侠作家多写点喜剧,多写点惩恶扬善的武侠作品。戈革的理由是,现实世界中不太可能有什么《凤还巢》和《玉堂春》,而是随时随地会出现《窦娥冤》和《错斩崔宁》,他一生已经历尽各种现实的悲剧,再也接受不了后者的刺激,而宁愿接受前者的麻醉。当我们联系到戈革本人的人生遭遇及其对伪君子、独裁者的痛恨,就可以想见,金庸小说曾经给历经劫难的戈革带来多么大的欢欣和 “麻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戈革评金,大有借金庸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之意。
  当然,如果我们放开眼界,认识到戈革一生所经历的一切并非是他一个人所独有的遭遇,那么戈革式评金对我们今天来说就不无启发之处了。
  《挑》书中,除了前面提到对岳不群之流的批判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回味。戈革在谈到人们对《碧血剑》的评价存在不一致的时候,他说:“故知人们的口味实在是有酸、甜、苦、辣之不同,正不可整肃而划一之也。”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痛定思痛之后的反思。众口难调,本是常识,但在荒谬的年代,常识往往不起作用。也许,善良的人们不应忘记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对书报检查官的质问: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再比如,倪匡盛赞《鹿鼎记》“是武侠小说的极品”,戈革对此表示怀疑。他说《鹿》中主人公韦小宝基本上没有什么道德观念,奸诈油滑,欺上瞒下,跟武侠大不相类,因此《鹿》书不是武侠小说,应该是“反武侠小说”,虽然它可能更有现实意义。戈革附带说到,美国大物理学家费曼曾指出,说一种东西“不是科学”,并无轻视它的意思,“爱情就不是科学”。同样,认为《鹿》不是武侠小说,也并不是要轻视它。
  看来,大物理学家费曼还保持着几分纯粹,并不盲信自己的专业。曾几何时,“科学”一词也是一个万金油式的标签。记得上学当年我作过一篇史学作业,讨论历史是不是科学,对此我认为这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从常识来讲,第一是历史不可复原,不可验证,第二是社会现象过于复杂而人们认知力有限,因此我们很难完全掌握历史的全部真相,只能是求得尽可能接近真相。结果,教课老师只给了我一个刚刚及格的分数,令我久久不能释怀!
  就此打住。再往下说,就怕变成借戈革的酒杯,浇鄙人的块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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