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里的“爸爸”从哪里来?

赤羽信之介
2021-02-22 看过

东晋有一个人叫郗鉴,这个人可不得了。他是高平金乡(今山东省金乡县)人,东晋重臣。一生殚精竭虑维护东晋世家大族王谢庾三家平衡发展,平祖约、苏峻之乱。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电视剧《书圣王羲之》中李光复饰演的郗鉴

重要的是他女儿郗璿是王羲之的夫人。王羲之七子一女均为郗夫人所生。其中次子王凝之娶谢安侄女谢道韫;七子王献之娶郗鉴次子郗昙的女儿郗道茂;唯一的女儿王孟姜嫁给了南阳刘畅,生女刘氏又嫁给谢玄的儿子谢瑍,刘氏和谢瑍生了个孩子就是“李白的爱豆”——谢灵运。

那么问题来了,王羲之和谢灵运是什么关系?

答:王羲之是谢灵运的外曾外公。

又一个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对亲属的称谓这么麻烦?

要解开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从“爸”、“妈”是怎么来的入手。

自古以来,父亲在汉语书面语中一直写作“父”,但这个父跟今天的读音不一样。“父”在上古时期的读音更像是今天的“爸”,这是从原始的汉藏语系继承下来的词。但是ba这个读音过于口语化,以至于到今天的东三省和山东等地区,还能听到很多ba结尾的口语——力巴、瞎巴、哑巴、结巴、瘸巴、扣巴、瘫巴、傻巴、潮巴,你听吧,就没一个好词。这些基本都是口语词汇,一旦落实到书面中就显得那么土气。

所以,在漫长的读音变化过程中,书面中的父(ba)逐渐被更加文气的fu读音取代。但是由于父(ba)的使用频率太高就用另一个汉字“爸”来承载他古老的发音。跟“母”和“妈”的关系是一样的,大部分书面语和口语之间都会有类似的借字承音的现象。

汉语隶属于汉藏语系,但是汉语对外来语言又有着非常开放的态度,自古以来汉语对其他语言或采纳或驯化,得以自用。体现在称谓上,“哥”的出现就很明显。

翻开任何一本南北朝以前的书,里面出现的“哥”都是“歌”的意思。而从上古到三国以前表示比自己大的同辈男性一直都是用“兄”。“哥”开始逐渐替代“兄”出现在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名曾经对让他拜见的尚宫不屑一顾,直接说一句“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为?”而当时“哥”除了能表示“兄”,也可以表示“父”,李世民给儿子李治写信落款就是“哥哥敕”。

请叫朕 哥哥

这种“父”“兄”不分,乱辈分的行为,在汉语亲属系统中不可能出现。但是考虑到唐朝皇室在南北朝时期和鲜卑贵族大量通婚,这样的叫法也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

但是强大的中国话,一步步将这些外来词统一、驯服。从三国到唐朝的几百年时间里,中国话的亲属称谓完成了一次重新组合,旧的称谓逐渐消失或者暂时隐匿了,新的称谓以符合中国话的形象出现了。

汉语的亲属词汇分类相当细致,一个亲戚该怎么叫要根据这个亲戚和自己的辈分关系,去看是父亲这边的还是母亲这边的,再细化到这个亲戚和自己父母的年龄大小。比如,爸爸的哥哥要叫大伯或者大爷,弟弟则要叫叔叔,“伯叔”的叫法则是由“伯仲叔季”排行演变的。

语言学上亲属的称呼根据分类范围颗粒度不同大概分两种:即类分法和叙称法。

类分法是大杂烩,差不多的亲戚就用同一种名称表示。英语中的 cousin 就是典型,只要是自己的同辈,不管是伯父、叔父还是舅舅、姨妈家的孩子,都是 cousin。

叙称法则正好相反,这种系统中的称谓则明确锁死了该亲属与自身的关系,汉语里堂弟一定是父亲兄弟的儿子,而且比自己年纪小;表姐则是姑姑、姨妈、舅舅家的孩子,而且比自己要大。

世界上不同的文化都对应自己的亲属称谓系统。19 世纪,人类学家摩根将全世界的亲属称呼分为六个大类,基本上能涵盖今天地球上的人类文明。

在摩根的分类系统中,最简单的亲属称谓系统是夏威夷系统,差不多把类分法用到了极致,只区分性别和辈分:如家族中跟母亲同辈的女性都叫 makuahine,跟父亲同辈的男性都叫 makuakane,和自己同辈的女性则都是 kaikuahine,男性则是 kaikua'ana。

最复杂的亲属称谓系统则为苏丹系统,苏丹系统中大量采取叙称法,一个亲属称谓对应的亲属关系非常少。该系统的特点是对直系和旁系的亲属都采用叙称。

中国的亲属称谓基本上就是苏丹系统。

爱迪生和他的留声机

语言的发展是复杂的,特别是在1877年爱迪生设计的留声机诞生前,我们根本无法准确记录声音。所以现在研究19世纪以前的文字读音都是靠拟音的方法,我们现在较常用的是郑张尚芳拟音系统。毕业于墨尔本大学的语言学达人郑子宁,就曾经用郑张尚芳拟音系统给电视剧《封神榜》配过上古音。

郑子宁从小生活在吴语区最西北和江淮官话交界的常州的一个普通话家庭里,对复杂的语言环境有与生俱来的体会。去年一本《东言西语》横空出世,一扫一众营销号的谣言讹传,为语言学的科普做了很大的贡献。

今年郑子宁这本《中国话》,从语言学的角度切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一方面以时间维度为轴线,纵向分析语言的发展和演变,而另一方面又打破了空间隔阂,探索同一时间节点不同地区的语言传播和交流。两相结合,给我们展示了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汉语语言发展的根茎脉络。

摘自郑子宁《中国话》

除了刚才提到的称谓问题,这本《中国话》还涉及到了饮食、数字、动物、地名等等方方面面的内容。郑子宁用他一贯幽默风趣的文风,把庞杂繁复的语言学知识拆开揉碎,融入到这本书里。

语言学的研究复杂且困难,但还是有一代一代学者为之而努力。这是因为语言学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人群是语言的载体,语言是人群的标识。一个人类文明的存亡和语言亲密结合在一起。著名华人语言学家王士元在《观察历史的三个窗口》一文中,就把语言学与考古学、遗传学并列,作为考察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

“”凡解释一字即作一部文化史“”——陈寅恪

这本《中国话》就是窥见中华文化史的别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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