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丁柏恩
2008-03-15 看过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不过是一本一百多页的小书,论及的内容却很丰富。一读再读,收获之余,苦于自己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不能从书中学到更多的知识,苦恼无比。现把读该书的时候想到的一点和特别注意到的一点写下来,就教于同好。
读该书序言的时候,我脑海里就闪现出库恩创造的“范式”(Paradigm)一词。也难怪,这个词在各种资料出现的太频繁了。以我最近的阅读为例,08年的第一期《哲学研究》,至少有两篇谈中国哲学的论文用到这个词,一篇题目中就用到,另一篇在篇末提到,刚读到的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一书中也用到这个词,不过该书中翻译成“范型”,邓正来的《学术与自主》一书中也多次用到这个词。相信其它学科也会频频用到这个词。
“范式”这个词本身没什么神秘的地方,我们看库恩对这个词的解释:“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B 序言 第4页)。具体的说,“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牛顿的《原理》和《光学》、富兰克林的《电学》、拉瓦锡的《化学》以及赖尔的《地质学》——这些著作和许多其他的著作,都在一段时期内为以后几代实践者们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这些著作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在于它们共同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B 第一章 《通向常规科学之路》 第9页)。要是还不好理解什么是“范式”,我们接着看“‘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既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B 第十四章《后记》第156页),“在一定程度上,本书确实把科学发展描绘成一个由一连串相续的为传统限定的时期并间以非累积性的间断点的过程,因此其论点无疑有广泛的可应用性。但事情本应如此,因为这些论点原本借自其他领域。文学史家、音乐史家、艺术史家、政治发展史家以及许多其他人类活动的历史学家,早就以同样的方式来描述他们的学科。以风格、口味、建制结构等方面的革命性间断来分期,是他们的标准之一。如果说我对像这样的概念有什么创见的话,那主要是我把它们应用到科学这一过去广泛被认为是以不同方式发展的领域。可以设想,我的第二个贡献是范式作为一个具体成就,一个范例这个概念。”(B 第十四章 《后记》 第187页)。
通过以上作者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本来“范式”这个词不过是作者借鉴了其它学科的研究,把一种“革命性间断分期”用到了科学哲学领域,结果却是其它学科都反过来用库恩的这个“范式”来表达对自己学科的认识。也就是说,其它各学科如果能在自己学科范围内找到“革命性间断分期”的标准和各期的基本特征,就完全没必要非得拿这个“范式”说话。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其它各个学科跟自然科学(库恩主要选择了物理学为例子)的发展一样,在该学科涉及的领域的展过程中,有符合“范式”的两个特征的属于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是取了中国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这样几个典型的朝代作为论述的对象。我们现在可以表达我们对这几个朝代政治制度的“时代意见”(钱穆),但是站在当时的人的“历史意见”(钱穆)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朝代几百年的政治制度,足以值得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存在拿来细细的研究。用那种非用“范式”不足以言学术的话来说就是,对这几个朝代的政治制度“范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为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图景“范式”提供一定的借鉴。很拗口吧?
所以说,对于那些发展时间不长的学科来说,用“范式”这个词帮助构建自己学科发展的第一次完整系统的成功,还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本身已经有明确的发展阶段的学科,就没必要把送出去的甘蔗等人家吃完再把渣捡起来嚼了。
如果以上对于“范式”的理解正确的话,学者是言必“范式”还是可以从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写作中得到同样的启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时间上来看,这本书出版于1950年代,《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于1960年代。
在该书前言中,钱穆先生说讲制度不易,从七个方面做了说明。我们来看第六个方面:“第六,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在这一国家,这一地区,该项制度获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国家与另一地区,则未必尽然。正因为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我们讲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制度,正该重视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像我们当前学术界风尚,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中国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气,还说不上意见,又哪能真切认识到自己以往历代制度之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呢?”(A 第4页)我说该书的意义并不只限定在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我们从第七条可以看出:“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项目,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A 第4页)
再回到自然科学方面,冯友兰先生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几十来,科学我们是引进了,可是没引进民主”,这句话没错。不过我们要清楚冯友兰先生写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是按照西方哲学史的路数写的,即使是晚年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在五段论的框架内完成的。西方科学,以物理学为例,确实具有普世性,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完全为物而钻研的做法,终于让人类认识到了它的危害性。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西方科学的发展,确实是让我们开阔了眼界,能让人类认识到太阳系之外更广袤无垠的宇宙,人类的足迹还踏上了月球,并且人类应该会以此为基础走得更远,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因此有可能规避诸如小行星装地球这样的末日危机。然而更让我们紧迫的却是,也许在宇宙演化包括小行星装地球这样的危机之前,我们人类就会走上自我毁灭的不归路。我危言耸听了吗?地球上目前存有的核武器可以毁灭地球几十次不是编造的吧?据说还有更厉害的生化武器之类。总不至于说提到这些就是杞人忧天吧?西方科学的发展从来都是跟哲学、宗教有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按照西方科学的标准,我们国家从汉代开始形成的包罗宇宙和人间秩序的阴阳五行为骨架的思想体系显然是伪科学,如果我们一定要因此认定中国的历史文化一无是处,非要全盘引入西方的科学连带哲学和宗教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吗?显然没有多少人会固执的这么想。再按照西方社会的发展,从古希腊时候起它的民主就一直伴随着对殖民地的侵略,这种侵略经过一战和二战的洗礼总算有了收敛。对我们这个身躯庞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全盘引进他们的民主,是不是也要来一场海外殖民?即使你这么想,这个机会也已经不存在了。况且我们的发展未必非得重走人家的老路。
我并不是为当下的专制辩护,我只是在读了钱穆先生的书之后,提醒大家,中国的问题的解决,不是简单的引进就能办好,当然重蹈历史的覆辙也不是办法。到底中国该有怎样的发展图景,在深入认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前,我们宁可慎重一些。因为,我们已经是主权国家,我们应该自信从容地选择如何做一个“主体性”(邓正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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