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漱溟晚年口述的杂感

AH CHEN
2008-03-14 看过


很多人知道梁漱溟,不是因为他的邹平实验,也不是因为他的著作,而是因为他和毛主席的吵架。在那个年代,谁人竟敢和毛主席吵架?恐怕也只有梁氏一人。

建国以后的政治气氛,一直是颇为紧张的。即便在公认较为宽松的50年代,其实也很难容忍思想上异端的存在。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觉,觉得50年代初的那几年里,执政党对于社会的管控还不怎么严格。而实际情况则恐怕要严重得多。

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本《毛选》第五卷,——这本书现在倒有点文物的价值了,——那里面有两篇批判文章令我印象深刻,一篇是批判电影《武训传》,另一篇就是批判那个倔犟的梁漱溟。这两个事件,分别发生在1951年和1953年。

武训,是我家乡冠县(原堂邑县)柳林镇的人,他生在1838年,死于1896年,正是旧中国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时代。他从小目不识丁,受尽欺侮,也因此有感于穷人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遂决心靠行乞来兴办学校。他讨饭讨了一辈子,先后办起了三所义学:崇贤义塾、杨二庄私塾和临清御史巷私塾,这些义学专收贫寒子弟,不取分文学费。他一生吃了很多的苦,后来终于积劳成疾,在御史巷私塾建成的第二年,就溘然辞世,只活了58岁。我从小在本地的教育志上读到他行乞办学的义举,打心眼儿里佩服这位目不识丁的贫贱同乡。一辈子搞平民教育的陶行知也极佩服武训的精神,在1944年约见当时的著名电影编导孙瑜,提议将其拍成电影。此后事情的经过颇为坎坷,不再赘述,到1949年7月,孙瑜在北京面见周恩来,根据周的指示,到1950年底,历经反复的修改,电影《武训传》才终于完成。翌年2月,《武训传》在中南海首映,朱德、周恩来等均表肯定,毛泽东后来调阅此片,亦说“有论战,才有发展”,谁知道到了六七月间,形势急转直下,《武训传》一夜之间,成了反动电影。

毛泽东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这种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上纲上线的言辞,在那个时代却具有无比的正当性和杀伤力。批判《武训传》的运动掀起来之后,武训虽然早已躲进了墓里,可是人民战争的海洋,他是终究躲不掉的。听本家的一位三奶奶说,后来到了文革期间,柳林镇的革命群众终于怒不可遏地砸毁了埋在崇贤义塾一侧的武训墓,挖出了他的尸骨,用簸箩盛着,游街示众。他头骨后那根稀疏的小辫,还不时被人揪起敲打。

梁漱溟,1953年9月以前的梁漱溟,还经常被毛主席派小卧车接进中南海,两个人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十分随意。而过了秋高气爽的9月,梁漱溟再也享受不到这个待遇了。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大会场上和毛主席吵架。毛主席说:“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典型的毛式风格,辛辣刻薄。这对曾经在很多个夜晚促膝长谈的老友,就这样公然反目。

在梁晚年的这篇口述中,也曾多次提及他和毛的交往、分歧以及他对毛的评价。我因为未做摘抄,仓促间翻找不到他的原话,只隐约记得他说过一句:如果当时我的态度好一些,可能也不会把矛盾闹得这么大。

可是,这已经不单是他们两个人的矛盾问题。紧接着到了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而且不断升级,株连数千人。显示出无论是文艺问题,还是现实问题,——整个社会各条战线上的问题,——都已经不再容许他们置喙。我在网上搜索“武训传”时,看到有评论指出,对《武训传》之批判,实为新中国禁片史之开端。志得意满的领导人姿态鲜明地、严厉地拒绝任何丝毫不同于“正统”观念的事物,历史再往后,就越发不可观了。

上面的这些话,其实没有什么新意。今天几乎所有反思当年那段历史的文章,都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他们或者只专注于感慨一些名人的不幸遭遇,或者只愿意虚头虚脑地讲几句“民主与法制”的重要性。我们从来不是一个善于从悲剧中吸取教训的民族。现在也许要试着仔细地反思一下,我们的领导者和民众,包括我们自身,曾经对那些“异教徒”——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异端——有过尊重和宽容吗?



熬过了文革的梁漱溟,对80年代的中国充满了乐观。他高兴地看到国家恢复了民主和法制(按此处不可套用上文的“虚头虚脑”那个词),社会和政局变得稳定,工人可以选举车间主任,农民被系统地组织并授以科学技术。——这就是1980年,梁漱溟眼中的中国景象。一个百废待兴、欣欣向荣的景象。他死于1988年。我不知道这之后几年他的看法又改变了没有。也可能晚年的他已经不太在意这些方面了。

此处提到对农民的组织。这也使我很感兴趣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

读书中这一部分内容时,做了两个大段的摘抄:

(一)

艾(指本书的采访者艾恺,下同):我说的现在的计划的内容,跟过去解放以前人所提出来的计划的内容——过去您也提倡过的——哪一个比较接近、比较相同现在实行的?20年代、30年代、40年代……

梁:过去讲的都是空话。

艾:都是空话?那您觉得,比如乡村建设运动,您自己也是发起了这个运动,有没有跟现在的情况类似的地方?

梁:有。

艾:具体一些。

梁:就我自己说,我想要做到的——我曾经说过一下了——就是让散漫的农民——各自顾身家,顾我一身一家的农民——能够组织起来,能够组成团体,现在组织起来了。团体组织是一面,是中国所缺乏的,要赶紧往这方面走。还有一方面就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上是太缺乏了、太落后了,那么怎么样子把科学技术能够引进到中国来,引进到农业上,引进到农业工业化,这个事情现在也能做了。一个团体组织,一个科学技术,这个两面,从前我搞乡村运动的、我想要做的事情,现在都往这个方向走了。

艾:我问这个问题要点之一,就是把毛泽东的计划跟您的计划比较,有很多很多相同的地方——就是您和毛主席的乡下的合作社的计划和现代化的计划。50年代以后,您原来要做的事果然是做出来了。(63-64页)

(二)

梁:可以说入手相同,他的革命的入手是农村包围城市,他入手是农村,我要建设新中国,我也是入手是农村,从入手是相同。

艾:抗战的时候的延安的情形,根据地的情形,在华北、在华中、在陕西,各种地方,不要说笼统的很相同,就是具体的细节也常常相同的。解放以后,毛主席所注重的很多计划,也是跟当年的乡村建设很相同,比较注重乡村,也有把工业、小型的工厂分散在乡下,也不要集中在大都市,这是一个,很多啊,书里可以说是算是争鸣了,我不知道您对这个……

梁:是,是这样的。我不是昨天说过一下,从乡村入手是没问题了。入手干什么呢?主要往哪个方向去做呢?两条,就是让散漫的农民渐渐地有了团体组织,一面呢,从旧的生产技术来提高人力,要引用近代的科学技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两面,这两面现在毛主席说的,他从开头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最后人民公社,这是往组织里头去,不可避免,中国想要进步,一定要散漫的农民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好引用进步的科学技术。事实上大家只能走一条路。(87页)

他对农民的基本观点——反复强调的基本观点,一是要把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二是要赋予其科学技术。1980年深居简出的他,大概还没有对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实践引起重视。所以我前面说,我不知道梁漱溟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在1980年以后有没有变化,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好奇。当有组织的农民再度归于散漫的时候,梁漱溟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我很想继艾恺之后,再去问问他。

把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对于这一点我们并不陌生。但梁漱溟虽然承认他的主张与实践和后来毛泽东的农村政策,有很多相似甚至一样的地方,而且更加坦承他“原来想做而做不到的”,后来都实现了,但两个人的出发点,终究不同。梁漱溟之组织农民,我没有读过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从网上对此书的一些介绍来看,他的大体的出发点是希望能藉此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启发其参与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目标是实现乡村或县的自治;毛泽东,则没有什么迹象证明他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后来的实践,总起来说,农业、农村和农民还是被利用来为工业、城市和市民服务的。

因为这样的一种安排,所以今天中国的农民,似乎仍不能产生这种“新政治习惯”。或者用一句更妥贴的话说,我们似乎仍未下定让农民和市民养成一种“新政治习惯”的决心。这是悬在中国发展前途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是我们这一代庸俗的人所必须面对和力图解决的问题。

农民需不需要被组织起来?我看还是要有农会那样的组织。他们不应该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对他们的恩惠,他们需要有联合的组织来主动地伸张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这就像工人有工会,农民也要有农会。而且工会和农会要有独立性,要有影响力。要之,我以前说过,资本和劳动相结合,吃亏的总是劳动这一方。所以劳动必须具备和资本相抗衡的力量,甚至也必须具备和政治相抗衡的力量。



梁漱溟小时候受到什么样的教育,我记不起书里是怎样描述了。大概还是受他父亲梁济的影响要多一些,还在少年的时候就有了独立思考和关心大事的习惯,思想上成熟得比较早,用现在的话说,过早地失去了纯真的童年。这种少年时就产生的志向和抱负,如果不能助他成功,便很可能助他夭亡。他长到十几二十岁,屡次有过自杀的念头,以及想要出家当和尚,等等,未必不与此有关。但是他思想的转化也非常快,突然之间又变得乐观和积极了,这是极难得而有趣的一个细节,究竟如何发生这样的变化,遗憾的是我读书太粗,观感十分模糊,无法做出解释。不过从中也略可以看出他的修养。

艾恺在用中文为这本书写的序言里——原来外国人的中文可以这样好——说道:

“大体来说,我并没有在亲见梁先生之后,修改拙作(指《最后的儒家》)的结构与内容。与他谈话之后,我发现梁先生表里如一,他的文章诚实地反映出他的观感,未曾因为要顺应时局而掩饰真心,所以我透过文字所见到的梁先生,与我后来实际上对谈的梁先生,是一致的。……

“……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

传统的儒者是什么样的?当然体现在很多方面,但是从艾恺的话里可以总结重要的两点:一是能够“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二是能够“表里如一”,淡然地面对险恶的时局。这两点恐怕非从别人,正是从儒家的先师孔子那里总结来的。梁漱溟在这两点上做得很好。

对梁漱溟来说,尽管发生了1953年他和主席交恶的事件,但到了文革中,他并没有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甚至也没有怎么挨打。这的确是一个奇迹。艾恺说,我以为您是毛主席的老朋友啊,才没有受到什么迫害,梁说,恐怕不是。在网上看到另一个材料,梁的儿子则说,文革中梁所以没怎么受迫害,全靠他个人的修养。这话就有点不太好理解,因为并不能说,因为他修养好,所以红卫兵就不打他了。比较能够说得通的一个角度,也许是因为他能够淡然地面对一切险恶,所以才反而能够得以生存。他站在主席台上同毛主席大吵其架的时候,针锋相对,丝毫不让,台下大叫“梁漱溟滚下台来”,没办法了才悻悻下来,下来之后,安之若素,并不做违心的检讨来躲避灾祸。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房子也被占了,他也仅仅是开头几天“心里有点不愉快”,接下来就“夷然不介意”,而且还自得其乐地凭记忆写文章,写的是《儒佛异同论》。政协开会批判他,要他表态,他也只说一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像这样淡定、坦然、表里如一的姿态,真是“君子坦荡荡”!像这样的一个人品和修养,不由人不慨叹,宜乎其长寿也!

所以到了晚年,梁漱溟才会是一个“幸福的、惬意的老人,世间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他能够坦然地回顾自己的一生,满意却又淡淡地说,我“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做完了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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