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浮上水面的经典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是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邓野2003年出版的专著。在当时，这本书似乎没有得到读者的重视，网络上搜索的结果，只有雷颐2005年写的一篇文字，内容上与其说是书评，不如说是导读。2007年，近史所网站先后刊载了邓野的两篇旧文《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和《蒋介石对方先觉投敌案的裁决》，引起网络上的热烈讨论，邓野的名字被网络所熟悉，才使《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一书再次浮出水面。
雷颐为这本书写到，“这段决定中国命运、充满戏剧性惊天巨变的历史，自然为史家瞩目，有关研究成果丰硕。然而邓野新作《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则以客观的立场、开阔的视野、冷静深刻的分析，把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读完全书，完全认可雷颐所言不假。
在研究这段历史的专著中，对国民党口诛笔伐的有之，对共产党讽刺漫骂的有之。但往往只有鲜明的观点、坚定的立场、情绪化的描述、道德定性的结论，却写不清楚事态发展的曲折和其中过程的反复。邓野没有走老路，而是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从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国军先后在豫、湘、桂三个战场溃败，中共提出成立联合政府主张开始，到1946年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会战失败，国军在杜聿明指挥下一举进占长春，和谈大门彻底关闭为止，把国民党、共产党、第三方势力、美国、苏联等左右中国局势的力量，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展开的政治攻防一回合一回合的细细描述。在中苏条约、马歇尔调停、东北问题的国际背景下，中共灵活的调整着策略，不放弃任何一点希望，不断的向坚持“一党训政”的国民党发起政治进攻。国民党或是以退为进，或是防守反击，始终希望将“联合政府”纳入其“军政、训政、宪政”三步曲。为了宣传自己的理念，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双方更是不惜突破各自的一贯态度和宣传——中共为了联合政府，在机关报上不断宣传美国式的多党制；国民党为维持自身一党政制地位，甚至搬出苏联作为挡箭牌。
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刘斐看到日军一号作战的布置，立即判断对手的目标是打通大陆交通线；陈布雷阅毕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后说：只有两个字，就是“内战”，见识何其深远；杜聿明一到四平，胶着的战局顷刻扭转，四平由败而胜，甚至在一年后又拖着肺病加肾病的残躯重演了一回。但这些人都无法挽回国民党最后的失败。
国民党问题出在组织上，国民党派系林立，蒋介石实是“共主”，要靠权术平衡方能施政。豫湘桂会战后使蒋介石地位动摇的，不仅是军事上的灾难性失败，还有中共和民主党派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的政治进攻、美国方面在实行多党制和言论自由上的立场发难，还有国民党内部CC系与政学系的派系争斗，地方派系向中央威严的挑战。尤其是后两者，逼迫蒋不得不走向极端，以最偏激的立场超越所有攻击他软弱的政治对手，以保证他号令全党的威信。这种做法带来的恶果是，国民党的谈判目标不明，策略缺乏弹性，连必要的让步也步履艰难。所有症结缠绕在一起，只有靠战争才能斩开这一团乱麻，国民党自己把自己绑上了战车。
坐在国共两旁看的是美苏，夹在中间的则是第三方势力，这些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没有军队、没有政权、组织松散、观点不一，却顽强的抓住了这段“最好的时光”展示自己的力量。他们指责国民党不肯开放政府，也指责中共不愿意放弃军队，他们反对政府对美国人依赖，也反对苏联在东北的横暴。有时候，他们的很团结坚定，有时候，他们分裂动摇。国民党认为他们呱噪，不懂治国之艰难，共产党责备他们幼稚，不知保持军政实力对争取民主之重要。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为谋求和平努力奔走，多有贡献，功劳或许不彰，苦劳确实不小，热心更是难得，大儒梁漱溟都参加政协军事组讨论整军问题，实在破天荒的第一遭。
和平之门终究是关闭了，如作者在结束语中所说，这是“民国政治的逻辑与民国政治的历史局限”，也就是谈判表现为打和谈的高度统一，双方互相放心与否，取决于武力能否保证，而武力毕竟是具有排他性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战争。三年政争留下的遗产，一是“政治协商会议”，另一个恐怕是张君劢以三权为立改造五权共和的尝试——虚化国民大会，以立法院为议会，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这个连周恩来闻之也喜形于色的方案，如今竟然在台湾成了现实。
从著作反映的历史年代看，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迷》与本书相映成趣。前者描述的是抗战前国共由战而和的过程，后者讲述的则是抗战后国共由和而战的演变，恰是首尾相连的一幕活剧。前者以西安事变为高潮：红军在西北连战连胜的背景下，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拉开了国共合作的序曲。后者则以四平决战为顶点：杜聿明指挥的政府军在四平击破了林彪指挥的民主联军，一路追击占领长春，彻底粉碎了靠政治手段解决国共问题的最后一线希望。无论背景多么差异、历史主题如何变换，政治问题军事解决确实近代中国不变的真理。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说不上是悲剧，但绝对不是喜剧。
雷颐为这本书写到，“这段决定中国命运、充满戏剧性惊天巨变的历史，自然为史家瞩目，有关研究成果丰硕。然而邓野新作《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则以客观的立场、开阔的视野、冷静深刻的分析，把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读完全书，完全认可雷颐所言不假。
在研究这段历史的专著中，对国民党口诛笔伐的有之，对共产党讽刺漫骂的有之。但往往只有鲜明的观点、坚定的立场、情绪化的描述、道德定性的结论，却写不清楚事态发展的曲折和其中过程的反复。邓野没有走老路，而是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从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国军先后在豫、湘、桂三个战场溃败，中共提出成立联合政府主张开始，到1946年中共的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会战失败，国军在杜聿明指挥下一举进占长春，和谈大门彻底关闭为止，把国民党、共产党、第三方势力、美国、苏联等左右中国局势的力量，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展开的政治攻防一回合一回合的细细描述。在中苏条约、马歇尔调停、东北问题的国际背景下，中共灵活的调整着策略，不放弃任何一点希望，不断的向坚持“一党训政”的国民党发起政治进攻。国民党或是以退为进，或是防守反击，始终希望将“联合政府”纳入其“军政、训政、宪政”三步曲。为了宣传自己的理念，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双方更是不惜突破各自的一贯态度和宣传——中共为了联合政府，在机关报上不断宣传美国式的多党制；国民党为维持自身一党政制地位，甚至搬出苏联作为挡箭牌。
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刘斐看到日军一号作战的布置，立即判断对手的目标是打通大陆交通线；陈布雷阅毕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后说：只有两个字，就是“内战”，见识何其深远；杜聿明一到四平，胶着的战局顷刻扭转，四平由败而胜，甚至在一年后又拖着肺病加肾病的残躯重演了一回。但这些人都无法挽回国民党最后的失败。
国民党问题出在组织上，国民党派系林立，蒋介石实是“共主”，要靠权术平衡方能施政。豫湘桂会战后使蒋介石地位动摇的，不仅是军事上的灾难性失败，还有中共和民主党派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的政治进攻、美国方面在实行多党制和言论自由上的立场发难，还有国民党内部CC系与政学系的派系争斗，地方派系向中央威严的挑战。尤其是后两者，逼迫蒋不得不走向极端，以最偏激的立场超越所有攻击他软弱的政治对手，以保证他号令全党的威信。这种做法带来的恶果是，国民党的谈判目标不明，策略缺乏弹性，连必要的让步也步履艰难。所有症结缠绕在一起，只有靠战争才能斩开这一团乱麻，国民党自己把自己绑上了战车。
坐在国共两旁看的是美苏，夹在中间的则是第三方势力，这些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没有军队、没有政权、组织松散、观点不一，却顽强的抓住了这段“最好的时光”展示自己的力量。他们指责国民党不肯开放政府，也指责中共不愿意放弃军队，他们反对政府对美国人依赖，也反对苏联在东北的横暴。有时候，他们的很团结坚定，有时候，他们分裂动摇。国民党认为他们呱噪，不懂治国之艰难，共产党责备他们幼稚，不知保持军政实力对争取民主之重要。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为谋求和平努力奔走，多有贡献，功劳或许不彰，苦劳确实不小，热心更是难得，大儒梁漱溟都参加政协军事组讨论整军问题，实在破天荒的第一遭。
和平之门终究是关闭了，如作者在结束语中所说，这是“民国政治的逻辑与民国政治的历史局限”，也就是谈判表现为打和谈的高度统一，双方互相放心与否，取决于武力能否保证，而武力毕竟是具有排他性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战争。三年政争留下的遗产，一是“政治协商会议”，另一个恐怕是张君劢以三权为立改造五权共和的尝试——虚化国民大会，以立法院为议会，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这个连周恩来闻之也喜形于色的方案，如今竟然在台湾成了现实。
从著作反映的历史年代看，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迷》与本书相映成趣。前者描述的是抗战前国共由战而和的过程，后者讲述的则是抗战后国共由和而战的演变，恰是首尾相连的一幕活剧。前者以西安事变为高潮：红军在西北连战连胜的背景下，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拉开了国共合作的序曲。后者则以四平决战为顶点：杜聿明指挥的政府军在四平击破了林彪指挥的民主联军，一路追击占领长春，彻底粉碎了靠政治手段解决国共问题的最后一线希望。无论背景多么差异、历史主题如何变换，政治问题军事解决确实近代中国不变的真理。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说不上是悲剧，但绝对不是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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