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最让我激动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外省青年张某某
2008-03-09 看过
大地上的那些往事

燕舞(《中国青年报》“阅读周刊”编辑)

    3月第一天的午后,携着匹配这个春天的好心情,去“万圣书园”对面的“都市后院”看纪录片《木帮》。导演于广义略欠纯熟的镜头把我带到长白山那个肇始于1895年、终结于2005年的“黑瞎子沟伐木场”,伐木工人粗砺的生活状态暗合了一段时间以来我对人与土地伦理、人与历史关系的粗浅思考。
在《闯关东——2500万山东移民的历史与传说》(2008年1月,山东人民出版社)中,伐木人和放山(挖人参)、淘金、垦荒者被齐鲁文化专家刘德增作为2500万“闯关东”的山东人的代表来呈现。
这部作品有搭国家电视台热播的开年大戏《闯关东》顺风车的嫌疑,但它在学术含量上远远超过了电视剧和同名小说《闯关东》(2008年1月,山东文艺出版社),在中国受众惯有的故事诉求之上,对中国乃至世界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有更理性的考量:广义的“闯关东”是指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关谋生,而狭义的“闯关东”是指自顺治八年(1651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的299年间,约有3000万人涌入关东大地,其中山东人是主体。
刘德增也是“小云南”移民的后裔,这种基于家族记忆的追寻让他面对《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和《关于满洲铁路情况的报告》等史料时不仅仅是冷冰冰地文本检索。作者在书中加入了一些形神兼备的剪纸,为这本书增色不少(如果说有遗憾,作者未能在更广阔的视域将“闯关东”与美国的“西进运动”进行对比,对铁路在近代以来“闯关东”历程中的作用阐发得还不够)。
在论述山东人主动认同和皈依自然环境造就的东北民俗时,刘德增给出了背后的科学根据。比如,山东人像东北土著一样“养了孩子吊起来”是因为“不仅可以免除父母的劳累,而且可以避免狼虫虎豹的袭击”。
而对于社会环境造就的东北民俗,山东人保持着顽强的抵抗甚至不惜“留发不留头”。当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1645年颁布限期十日的“剃发令”时,“有的地方官为表忠心,把期限缩短到三天,甚或一天。”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在近来最让我激动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杨天石主编“中国国民党史”之一,2008年1月,社科文献出版社)中,第13章“战后国民党人的反共困扰”和第15章“四平战役与内战爆发”是最吸引我的。杨奎松考证出蒋介石对1945年昆明学潮最极端的指示是“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而当时的云南省主席李宗黄和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以及更下层的云南军官总队学员、省市县党部人员及担任情报的特勤人员,在1945年12月1日镇压西南联大爱国学生时将蒋介石的指示扩大化和极端化。杨奎松由此作出结论:“对上级的指示层层加码,在官僚体制下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何况,对于这个时候的(国民党)党政人员,像这种能够充分表现自己对党国忠诚的机会也不是经常能够碰到。”
杨奎松对“一二•一惨案”中国共两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问题上两相较量复杂过程条分缕析的揭示让人叹为观止,他援引珍贵的“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和常见如《梅贻琦日记》等,将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和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和平解决“一二•一惨案”,周旋于国民党和学界的“居间调处”之功做了中肯的分析,对坚决反共如姚从吾和中立如钱端升、伍启元、华罗庚等西南联大国民党籍教授的分化也做了深入描述,也充分估量了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当时访华对“一二•一惨案”的微妙影响。
追溯60余年前那段惨案,杨奎松先生的一些结论让人击节:“李宗黄对学潮的态度之激烈,很大程度上是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和必欲彻底打击报复学界中支持龙云(于李宗黄之前任云南省主席,笔者注)的势力的强烈心态在起作用,反共更多的恐怕还是用来实施此种打击报复的一种借口而已。”
在这样摆脱宏大叙事惯性的结论中,我们看到了作为个体的人对复杂历史进程的复杂影响。杨奎松那些缜密的注释其实也不可放过,第556页的第四个注释让人捧腹——当时的昆明地区国民党驻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居然讥讽费孝通教授:“……费先生文章不通,余虽武人亦可与之一比……”
值得指出的是,比起1992年出版的《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杨奎松这一次苦心搜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手稿图书馆、俄罗斯莫斯科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处的珍贵史料,在国共的“互动”研究上有了相当斩获。
厚重(不单指它足足752页)如《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让我有“以公徇私”在自己报纸上大力推介的冲动。当“百家讲坛派”学者们收获着高额的版税和无数的鲜花、掌声时,杨奎松、秦晖、茅海建、高华、桑兵这样的严肃学人,才是学界的真正脊梁——任何借口表达强烈社会关怀而荒废学术本位的玷污“公共知识分子”真义的伪学者,都是我难以尊敬的。
像王天兵著插图本《哥萨克的末日》(新星出版社,2008年3月),我只读完书中作者和上海作家张远山“漫谈巴别尔与哥萨克”的“代跋”一样,上述两本历史书读起来并不轻松,而汉学家史景迁的中国太太金安平著《合肥四姊妹》(三联书店,2007年12月)读起来兴味盎然。
这门合肥望族中,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分别嫁给了顾传玠、周有光、沈从文、傅汉思。中国公学里“一个人在月光下跳舞”的张兆和苦恼于老师沈从文情意绵绵的情书,拜访胡适以寻求解脱,“某些年轻的来访者还相信胡适能够当他们的恋爱导师。”当沈从文“攻势凌厉”的情书凑效后,名门出身的张兆和反而劝起喜欢讲排场的“乡下人”沈从文:“不许你再逼迫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用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去年岁末,余英时先生在国内发表了两万多字的长文《顾颉刚与谭慕愚——一段缠绵了五十多年的情缘》——我不认为学术名流的爱情和婚姻更高贵更值得大书特书一些,我宁愿相信是因为那些“学林佳话”背后牵扯着更宽广的“大历史”——在人间烟火里,名流们一样面临着油盐酱醋的世俗烦恼。张兆和与沈从文婚后彼此都怀疑过对方有婚外恋,但张兆和以她的伟大成就了沈从文,她会批评自己的丈夫“不适宜于写评论文章”,甚至在回复他的情书时会一本正经地指出他的语气助词“其”“常用错”。
如果还有兴致,翻翻《万象》前掌门陆灏重出江湖后主编的杂志书《无轨列车》第一辑(2008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应该不会太失望。
而清华大学出版社在1月双双推出的丹尼尔•李布斯金《破土:生活与建筑的冒险》和承孝相《建筑,思维的符号》则让我领略了来自美国和韩国的两位知识分子型建筑师的魅力——后者在中国设计过长城脚下的公社会所、博鳌蓝色海岸和朝外SOHO,他的作品更东方更容易进入,而前者、纽约世贸中心重建项目的总体规划师的著作更思辩一些。
但历史都无一例外地在这两位东西方建筑师的身上打下烙印:丹尼尔•李布斯金是犹太裔波兰人,其父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不难理解他为什设计出柏林犹太博物馆和旧金山当代犹太博物馆;1952年出生的承孝相经历过韩国的军事独裁统治时期,所以他特别强调:“人文学科的想象力和逻辑能力,对于历史的洞察力,还有对事物的思考能力,这些正是必须在对邻里生活的热爱和尊敬中工作的建筑师不可或缺的工具。”
最后,我愿意极力推荐的是东君的家族小说《树巢》(2008年1月,重庆出版社)——在一个实验性的小说文本中融入了人类学、宗教学等多学科元素,挑战着我们偏重故事的审美习惯——最酷的是,这位新人在主流评论家济济一堂的研讨会上,始终翘着腿,最后发言时也只是淡淡地答谢,他的自信和自尊来源于他的写作本身。
东君说,“我的一声咳嗽来自于自己的喉咙,也来自于更久远的年代里一个守土为业的男人。”







    
    

    
8 有用
8 没用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8条

查看全部8条回复·打开App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的更多书评

推荐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