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形成史——佐竹靖彦的水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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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的《水浒传》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探讨作为《水浒传》魅力核心部分的英雄豪杰们的特色，如山木英雄的《<水浒传>的世界》；二是对《水浒传》各种版本的研究，如高岛俊男的《水浒传世界》；三是探讨现行《水浒传》讲述的内容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如宫崎市定的《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①郑振铎先生曾有言曰：“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②于是，当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权威佐竹靖彦先生将目光投向中国古典文学著作《水浒传》的时候，他会选择后两个领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身为史学家的佐竹先生在学习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深厚广博的学识，以历史学的眼光写出了《梁山泊——<水浒传>一〇八名豪杰》（下简称《梁山泊》）一书，研究着力于“现行《水浒传》”③的形成史，提出了许多新见，并不乏大胆的假设与推测。
二
《梁山泊》一书正文共有九章。尽管作者说这本书是“从《水浒传》形成史的角度，以一百回本为中心来纵观水浒故事”④，但我想这本书的读者都无法否认，这种“纵观”同时也为它的“角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作者为《水浒传》所梳理的形成史是全书的根基，是其各种假设的出发点，也是其各方论证的回归点。因此，这份形成史实际上才是作者极力想要说明的问题，是《梁山泊》一书的核心所在。
（一）第一层论证——宏观构建
书的前四章可视为第一部分，主要从结构安排和故事内容方面的分析和推测对《水浒传》的形成史进行构建。
1.时空范围
第一章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分析了水浒人物活跃的区域。梁山泊至青州一带在唐代末期是反朝廷的黑市盐商的分布地，宋代时松林茂密的太行山是抗金忠义队的活动中心。后来，大湖、松林这些自然条件消失了。然而，“在梁山泊和太行山兴旺繁茂的唐末宋元时期被广泛传播”的水浒故事却“在梁山泊和太行山销声匿迹后的明代得以开花结果”⑤了——在此处，作者第一次提出了水浒故事发展的时间范围：从唐末到明代。此外，他还摆出了水浒故事的东、西、南、北四个舞台，并指出它们各自同《水浒传》的不同单元相关，为接下来的几章作出铺垫。
2.内容构成
第二章分析了《水浒传》的构成，将其内容分为四部分：前四十回、第四十一至第八十二回、第八十三至第九十回前半部分、第九十回后半部分以后。第一部分是讲述各人经历的义士列传，第二部分描写了宋江成为梁山泊头领并最终受招安的过程，第三部分众人北上征辽，第四部分队伍南下镇压方腊起义。
《水浒传》的读者通常都比较喜欢前半部分的故事，在中国广受欢迎的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就是最佳例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四部分主体内容的行文基础和成文时间并不一致。同时作者认为，如果没有被金圣叹斥为劣作的后三十回，也就不会有前七十回的精彩。因为单个的英雄故事并不能给水浒故事带来了结，群雄聚义大败官兵的内容是纯粹的赞颂反叛者的文学。而正是有了后来的归顺，有了最终的忠义之军作为发展方向，前面才可以任由众人的活动自由奔放。不过，以后半部分为全局出发点的这种宏大构思，并不是在水浒故事出现的初期就有的，但它却是《水浒传》得以形成的关键。因此，后两部分故事的产生在《水浒传》形成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远征辽国的情节与史实大相径庭。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学者认为这部分本不是水浒故事，但日本学者则持相反意见。就此情节在整个水浒故事中的地位以及其成立过程，作者在后文中阐释了自己不同于前人的看法。
对于讨方腊这部分，作者引出了中日两方学者以史料为依据的论证，指出宋江的原型是华北的起义者，而起义者宋江并不是历史上镇压方腊起义的将军宋江，并赞同宫崎市定“存在两个宋江”的看法。不过，在描述北宋灭亡过程的《大宋宣和遗事》（下简称《遗事》）中却记述了宋江镇压方腊建立功勋的内容。学界普遍认为此书是后人创作《水浒传》的蓝本。如果按照中国学者的看法，这本完成于宋末元初的历史小说应该不至于在人物身份的确认上出现如此的谬误，那直接以此为基础的《水浒传》也就不该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于是，作者对《遗事》的成书时间产生了疑问，认为此书的完成并没有那么早，它很可能成书于明初。同时，他又确定在现行《水浒传》完成之前已有梁山队伍讨方腊的话本，由此提出存在一个“原《水浒传》”⑥的观点——这就出现了全书在《水浒传》形成史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
3.形成史成型
第三、四章从不同角度对水浒故事相关资料进行的历史性比较分析中，对前文中关于《遗事》和原《水浒传》的观点展开论述，并由此梳理出现行《水浒传》的形成史。
⑴人物座次变化
在中国，位置顺序是十分重要的。水浒一百零八将由三十六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组成，其中前三十六人的名录在史料中存在着多种记载。最早涉及三十六人姓名录的是宋末元初周密《癸辛杂识》中引载的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作者将其与《遗事》、《水浒传》进行对比，针对其中的一些变化肯定了《遗事》在《水浒传》形成史上的重要地位。杨志地位的大幅提升和公孙胜、林冲的出现表明他们“在《水浒传》形成的这个阶段中担当了重要角色”，“或者是此前已有的故事情节得到了更大扩展”。作者认为，杨志在此时成为特写人物与他是杨家将后裔有很大关系，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则是“处于辽、金、元几代游牧民族王朝统治下的汉人的民族自尊心的象征”。同时杨志的关西人身份将水浒的舞台从梁山泊扩展到了关西。而擅用法术使战斗获胜的公孙胜和“职业军人的英雄典范”林冲的出现，是为了加强梁山泊队伍的军事力量，也就是说他们同忠义之军的形成有重大关联。这些都表明在《遗事》中已出现了后来《水浒传》宏大构思的雏形。
接着，作者又引入了两份明代文献中的名录构建出水浒座次的发展过程。用于说明这种演变的立足点有二。一是晁盖。元曲中晁盖是宋江之前的头领，死后成为梁山泊守护神，因此宋江很难成为梁山泊的绝对统领。《遗事》和《水浒传》中，先逝的晁盖排在三十六人之外，并存在着名以晁盖为首实以宋江为主的过渡期。而在明初水浒戏《豹子和尚自还俗》中，位列前三的晁盖在生前就已成为宋江的盟弟。作者认为这个情节显示的是由元曲向《遗事》和现行本《水浒传》过渡的状况，是《遗事》成书不早于明初的线索之一。二是杨志、公孙胜和林冲。前面已提到三人于《遗事》中的地位。在《豹子和尚自还俗》中，杨志与公孙胜的地位与《遗事》中相当，但在用“豹子和尚”指鲁智深的这个时候，豹子头林冲“很可能还未被创作出来”。另在明代郎瑛所著的《七修类稿》所载的名录中，晁盖位列第二，杨志排名不高，公孙胜和林冲缺席。这表明其所记录的应该是介于《宋江三十六人赞》和《豹子和尚自还俗》之间的名录情况。于是就理出了一个从宋末到明代的水浒座次的演变顺序：《宋江三十六人赞》——元曲——《七修类稿》——《豹子和尚自还俗》——《遗事》——《水浒传》。其中宋末到明初期间座次没有多大变化，与《水浒传》的形成直接相关的座次变化始于明初，至《遗事》又进一步产生故事内容的重要变化。
至于一百零八将中的后七十二人，其内容在元曲和《遗事》中并不确定。完整且确定的一百零八人座次只见于《水浒传》中。因此作者认为在《水浒传》之前应该存在着一个相关框架建立的阶段。同时，“目睹了现行《水浒传》或其前身原《水浒传》创作并受世人欢迎的情形”的郎瑛为所记的名录作有如下说明：“周公谨载其名赞于《癸辛杂志》，罗贯中演为小说，……但贯中欲成其书，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而传久失其实也多矣。今特书其当时之名三十六于左。”这也为作者最终提出的《水浒传》形成史提供了资料。
⑵故事情节增加
元代的水浒戏用开场宋江定式的自我介绍涵盖了水浒戏中所有的历史动荡。在舞台上看不到梁山泊队伍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的只是对个别英雄人物的表现。这些有着“超越常理的暴力主张”、近似于“现世盗贼”的英雄们体现着与《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好汉们不同的价值观。而描写英雄各自下山的故事的情节设置所表现出的只是一个静态的梁山泊队伍，没有其强大军事能力的发挥，也根本看不出会有大规模集团性军事活动的倾向。此外，作者还通过对元代时代背景的分析，从汉人的现实处境对有关方面进行了解释。
明初的水浒戏在时间上早于《水浒传》框架的形成，这点作者已在前文中有所论述。不过，这些水浒戏已经具有了许多与现行《水浒传》密切相关的要素，特别是对《水浒传》形成史意义重大的受招安并讨方腊的情节。在《黑旋风仗义疏财》中，该情节首次在水浒戏中出现。作者认为静态的元代水浒戏是难以自然生成此情节的，不过梁山泊队伍镇压方腊这并不存在的史实却在元代的诗文中就已出现⑦，而正是因为文人对宋代史料的误解，讨方腊之说得以进入了水浒世界。此外，水浒戏中促成招安的是大宋元帅张叔夜，而在《宋史》中有其成功镇压宋江队伍的记载，也有朝臣上书招安宋江队伍以讨方腊的记载。将此与因为设置了虚构的招安人物宿元景而拓展了文艺空间的现行《水浒传》相比较，作者认为这里的情节定位还是极其朴实的阶段。同时，戏中凯旋的宋江受封巡检。在对照相应资料后，作者感觉这一封赏更接近史实，并由此认为跟突兀地冒出讨方腊情节并任宋江为正二品节度使的《遗事》相比，这些故事应更早。另外，针对有人指出的水浒戏中讨方腊之战无人阵亡的完美与现行本中多人阵亡队伍最终散伙的结局相去甚远，作者再次提出了“原《水浒传》”的设想，指出它主要遵循的是戏曲与传说相结合的形式，并因此与现行本存在着内容上的差别，即还没有征辽故事。
讨方腊一节的引入，赋予了原本静止的水浒世界巨大的活力，从而使水浒故事的进一步扩展成为可能。但在《水浒传》之前的水浒戏中，并没有征辽的情节，顶多提到金朝进犯。而且依据史料也不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异想天开的故事。所以以戏曲和传说为主的原《水浒传》不可能含有这个情节。作者认为要构思出这样的大胆设想需要具备跨越史实和虚构的能力，并推测征辽故事也是由外部带入水浒世界的，那么很可能它也来自于文人那里，像讨方在水浒中出现一样。
⑶关于作者
《水浒传》第一部分主要记录了英雄的个人事迹，这些独行侠式的描写来自生动的说书世界。而早在南宋的说书中就已有了鲁智深和武松的故事。第二部分是集团时期，以宋江为首的模式出自水浒戏。第四部分的情节也在水浒戏中觅到了根源。但是，对于将这些戏剧和评书中的水浒故事归纳整理并创作出征辽情节以形成现行《水浒传》一书的时间和作者，学者之间存在着分歧。作者则在融合小川环树和高岛俊男的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己见：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是最早将水浒故事整编成小说的人，但他所创作的是元曲式的原《水浒传》，将《水浒传》最终创作、编撰成现在状态的是明代中期的一个或一些人，他们袭用了“罗贯中”之名。这种袭用与当时中国的情况相符，并且对于罗贯中这个人的存在也一直缺乏确凿的事实。此外，作者还提到了郎瑛关于长江地区宋江庙的记录，以说明在他的时代讨方一节已广为流传了。最后，他引入存在于明万历末年水浒戏中的一处与现行《水浒传》不一致的情节，作为推测在万历末年前存在与现行本内容不同的原《水浒传》的又一证据。
综上所述，作者的研究对现行本《水浒传》的形成史进行了两方面的发展：在书自身内容的形成中存在着“一——二——四——三”这样的顺序；在全书的形成中存在着“原《水浒传》”阶段。
那么，《水浒传》中的后两部分为什么会排成现在这样的顺序？后半部分对全书的形成具体有怎样的影响和意义？在《梁山泊》一书的第二部分中，作者主要围绕征辽和讨方故事，对其产生过程、相互关系和形成史意义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二）第二层论证——细节探讨
作为第二部分的后五章是对个别人物的角色剖析，主要通过对文本中发生变化的人物形象的分析对现行《水浒传》的形成史进行更为具体和深入的反映。
1.宋江
作者从与其外貌、性格、经历甚至绰号相关的资料中勾画其原型，指出这个人物在《水浒传》中令人难以理解的分裂人格正是《水浒传》形成过程的反映，而造成这种人格的原因就在于安排他统率梁山泊队伍归顺朝廷并征辽讨方的全局构思。于是，这个可能原本残忍且小心眼儿的小人物，为了未来不时大度豪迈起来，最终变成现在这副缺乏英雄风范的英雄首领模样。
2.李逵
作者通过将《水浒传》中关于李逵和鲁智深的相似行为的描写进行比较，再次指出鲁智深及其所代表的全书的第一部分源自说书的世界，不过李逵却是戏剧的发展造就出来的英雄。
同时，作者对李逵和宋江之间的特殊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对反叛代表李逵的绝对领导是宋江领导众人的保障，而宋江则是使李逵等人不至于沦为谋反者从而使水浒故事脱离反叛文学得以立足的关键。正是因为有宋江领导下的归顺的安排存在，才可以有大家之前的为所欲为。于是，“在元曲里仅仅起到了梁山泊主持人作用的宋江，却能在《水浒传》中创作出一首自己亲自指挥的交响曲”，而李逵就是这首交响曲中的定音鼓。
既然宋江和李逵的关系对于水浒世界意义重大，那么到了全书后半部分，要求梁山泊队伍构筑能与对手对抗的军事力量时，只要建立以李逵为中心的新军事力量，就可以沿袭水浒戏的传统，忠实地扩展故事情节了。在这个前提下，作者对李逵行动小组在各部分的表现进行了比照。小组最早出现在第二部分。在源于水浒戏的这部分中，没有对战斗的具体描写，而且三次出现的小组成员也不统一。讨方腊部分却与此相反。小组多次出场，成为与马军争风的活跃力量，对战斗的描写鲜活形象，组员也固定。而在第三部分征辽中，配备先进武器的小组亮相不多，描写也不具体。因此作者认为只有第四部分才是对他们战斗场景和情感活动的实际描写。然后作者通观了梁山泊队伍的武力装备，指出第一部分主要是水军和个人的本领，第二部分增加了马军，第三部分虽然有马军、步军、水军及大炮等先进装备，最终起作用的却是超自然的力量，而到了第四部分，虽然也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但活跃的三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于是他又一次重申出场顺序早于讨方的征辽，其故事形成在讨方之后。而针对这样一来三部分描写李逵行动小组所呈现出的“略——详——略”现象，作者站在经过其拓展的“加上说”⑧的立场上认为小组首先出现于讨方之战，随后才在其他部分里得到了形式上的补充。
最后，作者根据元大都城门仿照三头六臂两足的哪吒这一现象，将小组成员八臂哪吒项充的绰号与明嘉靖四十三年北京城新增两座城门相联系，认为此绰号出现于万历年间，并进一步推测始终包括项充在内的小组以及促成该小组成立的《水浒传》讨方腊部分可能完成于万历年间，而现行本的完成也不会早于这一时期。
3.公孙胜
在《遗事》中只见其名不见其事的公孙胜是征辽故事中的关键人物。
征辽这段虚构的情节被作者视为是明朝从游牧民族长期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汉民族在长期压抑下如地下泉水般源源不断的民族敌忾心在文学上的一个集中体现。作者推测之前的民族英雄故事是征辽故事的起源，并以杨家将和种家将的故事为例推定其与《水浒传》的关系。然而，尽管前有名将故事，但若利用这些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事迹来创作征辽反会有很大的困难。而征辽得以在《水浒传》中成为可能，应归功于九天玄女和善使魔法的公孙胜。
前文曾提到中日学者对征辽与《水浒传》关系的不同看法。梁山泊英雄未增未减的情节的不自然，是产生征辽加于《水浒传》完成后的主要原因。但宫崎市定认为征辽是使公孙胜退场的途径，以与讨方故事配套。不然，凭借公孙胜的高超法术，讨方时梁山泊人马怎会有伤亡？而不败的梁山泊队伍就永远存在，《水浒传》也就永远没有完结了。但对讨方征辽故事出现时间持有不同意见的作者，在公孙胜的问题上也提出了新的解释。
在《遗事》阶段加入三十六人的公孙胜，其活动空间是为展开水浒故事新情节而有意设置的，因此其进退也自然早有安排。又根据前文的考证，公孙胜出现时征辽故事还未出现，于是作者认为公孙胜是为了讨方而创作出来的人物，并引用史料说明为何讨方腊需要会法术的公孙胜。但这种情况下的水浒队伍还是天下无敌的，于是第二代罗贯中构思出以他为主的征辽故事，然后用处于二线会使魔法的混世魔王樊瑞来填补了他在讨方中的空缺。这样一来，现行本的第三、四部分看来就是同时完成的了，而且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同时，讨方故事中樊瑞缺席李逵行动小组的事也有了解释。
作者对公孙胜的分析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从原《水浒传》到现行本讨方故事的发展。作者认为由第一代罗贯中创作的讨方故事，在其后历经了数位作者的整理修改。从现行本的语词和情节中，作者推测讨方故事的主体成于明代书会的作者们之手，而第二代罗贯中在按道教式情节创作征辽故事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最后的调整。至此，现行本《水浒传》终告完成。
4.扈三娘
作者在这章中主要对人物绰号和人物原型进行了考察。与前几章不同的是，这里对《水浒传》进行了向上溯源的分析。
对绰号的分析前文中也不少，主要是从史料中寻找根据。而对于“一丈青”，作者不但从史料，还从植物学、动物学方面分别对“一丈”和“青”进行了分析考证，推断出一丈青指的是一丈长的青龙，并很可能是指这样的刺青。然后他又从历史中找出相应的人物形象为证，同时还配合《水浒传》中相关人物作出了“青龙白虎”以及龙、虎和夜叉的组合解释。接着作者又对一丈青扈三娘的原型进行了一系列探究，最终推断一丈青故事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唐末刺青象征的无赖世界，一个是以“马夫人一丈青”为代表的南宋末抗金英雄。同时，作者认为唐末由义气维系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军事力量和社会交通方面的社会关系，正是构成《水浒传》的核心要素。
5.九天玄女和宿元景
这两个虚构人物是《水浒传》宏大构思中“加上说”的产物。
按照作者的看法，水浒故事发展过程中梁山泊队伍的根本变化首先在于构筑可以讨方征辽的军事力量，于是有了李逵行动小组和公孙胜的出现。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宋江对此军事力量的统率权。他对李逵有绝对控制，而他对公孙胜的优势则因为九天玄女的扶持。同时，在第二部分作为宋江个人守护神出场的九天玄女在《水浒传》时期已取代元曲中的晁盖成为梁山泊的守护神。另外，梁山泊的“水洼草寇”要完成讨方征辽这类大事业需要政治后盾，徽宗与其身边的奸臣自然不行，于是宿元景登场了。他出现在宋江在梁山泊的绝对权力确立时，并总会在关系到梁山泊处境的关键时刻给予帮助，特别是在归顺及之后的情节中。在宫中具有崇高地位的宿元景是《水浒传》中顶层官员里唯一的虚构，作者认为应故事结构而生的他在名字上体现了同故事中天罡地煞等星宿元素的关联。
九天玄女、宿元景、星宿等体现了道教式的幻想，其他反映出道教色彩的因素还有师出罗真人的公孙胜。于是，作者总结出以“加上说”构思出这一系列人物的正是认同第一代罗贯中引入讨方故事的明代书会，而最终对全盘故事进行加工润色的是第二代罗贯中即万历年时将《水浒传》整理成现行本的人或书会。而且在《水浒传》形成的最后阶段，基于民间的道教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道教虚构世界的引入，原本单打独闹的水浒故事才得以大胆摆脱史料的束缚，经过一系列跨越历史和虚构的拓展变成现在的《水浒传》。
到此，作者完成了对《水浒传》形成史的进一步论证，即虽然第四部分的情节早于第三部分进入水浒世界，但现行《水浒传》中的这两部分之间有着密切的发展联系，而且在后两部分的形成过程中，《水浒传》的前两部分也受到了相应的影响。同时，他也为《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找到了一些新的证据。
三
纵观《梁山泊》全书，佐竹靖彦先生以历史学为主，结合文学、语言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多角度对现行《水浒传》的形成史进行了多方面成系统的研究。在研究中，佐竹先生参照已有的理论，广征博引，用大量的史料、传说、戏剧、话本等文字资料和插图、地图等图像资料，提出并论证了自己对于《水浒传》形成史的看法，且有不少颇具新意的观点。同时，研究中多处表现出的对细节问题的考究和多种方法的结合运用体现了先生严谨的治学作风和深透的学术功底。另外，先生在评析已有理论的同时，也相当于将日本学界在《水浒传》形成史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梳理了一番，而且在后记中还对日本的《水浒传》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并罗列出此方面已有的著作。于是，佐竹靖彦先生的《梁山泊》一书在自身对《水浒传》形成史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可以说是为此领域其后的研究可能提供了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的全方位的启迪和指导。仅凭这点，其价值也不可小觑。
四
最后，关于此书我提一点自己的看法。
首先，这份研究在行文中节节关联，常常后文中的某句话甚至是某个词就会让人想起前文中相关的某个推论。这种照应无处不在的论述很难在层次上进行清晰干脆的梳理。或许这与其中大量的假设和推测有关，于是作者抓住一切能说明其设想的机会进行解释，于是就让读者觉得不读到最后一个字任何问题都不会得到彻底的解决。虽然第二遍的浏览会让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脉络变得比较清楚，但在最终的分析文字里还是不可能形成一份绝对明晰的框架。
其次，对于后产生的征辽故事在讨方故事之前的这种安排，我认为有对于贼寇出身的梁山泊队伍在“义”方面的考虑。之前用史料论述起义者宋江并不是讨方的宋江的中国学者，其论证的着重点便是对宋江讨方的否定。想必他是将宋江一辈看作江湖义士的吧。
最后是一些细节问题。在说明杨家将故事与《水浒传》的联系时，作者引用了嘉靖年间出版的“杨温拦路虎传”，因众多细节的类似而视其为重要材料，并认为若其改编自《水浒传》便不会具有如此的感染力，因此它的产生应早于现行《水浒传》。这一看法我认为很欠说服力。而且其列举的有些细节存在于被他认定来自于评书或戏剧的部分。此外，作者认为唐代中期传说中的“飞毛腿”是戴宗的原型，并觉得这证明《水浒传》的重要因素可上溯至当时。对于这点我也不太赞同。中国文学历来有“崇古”的传统，作者若要读了萨孟武先生针对《水浒传》的一些细节而作的社会科学分析中的那些材料⑨，说不定就一路追溯到孔孟去了。而作为正文结尾的关于《水浒传》地理知识蓝本的论述，不但显得与整章脱节(可能是作者用于对应开头空间分析的安排吧)，而且我从中得到的是与前论存在矛盾的结论，于是索性舍去不提了。
①此分类归纳自佐竹靖彦.《梁山泊——<水浒传>一〇八名豪杰》.北京：中华书局，2005.7. p.p.139-140。
②白化文在为《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一书所作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读后感》中节阴引了郑振铎在1936年1月14日为孔另境所编《中国小说史料》所写的序文的部分，见于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4.p.p.6。
③主要指一百回本的《水浒传》。关于此研究的版本选择，参见①书中p.p.14-15对各版本价值的分析。
④同① p.p.15。
⑤由此开始的引文若无特别说明则均出自①书相应章节。
⑥此后作者便用此名来表示他认为存在于现行《水浒传》之前的那个水浒话本，以示区别。
⑦指《元诗选》陆友仁的诗句“京东宋江三十六，白日横行大河北，官军追捕未敢进，悬赏招之使擒贼”。
⑧“加上说”是日本中国史研究的一种解释方法，最早是由江户时代的学者富永仲基提倡、后由内藤湖南真正加以改进的一种文献研究方法。为强调自己学派的正统性，不断地上溯、设定元祖，是“加上说”本来设想的情形。但在这里，作者认为若把在某个具体情况之后添加上使其正当化的理论及形式的情况也算上的话，“加上说”的应用范围将更宽。
⑨指②书中的内容。
日本的《水浒传》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探讨作为《水浒传》魅力核心部分的英雄豪杰们的特色，如山木英雄的《<水浒传>的世界》；二是对《水浒传》各种版本的研究，如高岛俊男的《水浒传世界》；三是探讨现行《水浒传》讲述的内容与史实之间的关系，如宫崎市定的《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①郑振铎先生曾有言曰：“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②于是，当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权威佐竹靖彦先生将目光投向中国古典文学著作《水浒传》的时候，他会选择后两个领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身为史学家的佐竹先生在学习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深厚广博的学识，以历史学的眼光写出了《梁山泊——<水浒传>一〇八名豪杰》（下简称《梁山泊》）一书，研究着力于“现行《水浒传》”③的形成史，提出了许多新见，并不乏大胆的假设与推测。
二
《梁山泊》一书正文共有九章。尽管作者说这本书是“从《水浒传》形成史的角度，以一百回本为中心来纵观水浒故事”④，但我想这本书的读者都无法否认，这种“纵观”同时也为它的“角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作者为《水浒传》所梳理的形成史是全书的根基，是其各种假设的出发点，也是其各方论证的回归点。因此，这份形成史实际上才是作者极力想要说明的问题，是《梁山泊》一书的核心所在。
（一）第一层论证——宏观构建
书的前四章可视为第一部分，主要从结构安排和故事内容方面的分析和推测对《水浒传》的形成史进行构建。
1.时空范围
第一章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分析了水浒人物活跃的区域。梁山泊至青州一带在唐代末期是反朝廷的黑市盐商的分布地，宋代时松林茂密的太行山是抗金忠义队的活动中心。后来，大湖、松林这些自然条件消失了。然而，“在梁山泊和太行山兴旺繁茂的唐末宋元时期被广泛传播”的水浒故事却“在梁山泊和太行山销声匿迹后的明代得以开花结果”⑤了——在此处，作者第一次提出了水浒故事发展的时间范围：从唐末到明代。此外，他还摆出了水浒故事的东、西、南、北四个舞台，并指出它们各自同《水浒传》的不同单元相关，为接下来的几章作出铺垫。
2.内容构成
第二章分析了《水浒传》的构成，将其内容分为四部分：前四十回、第四十一至第八十二回、第八十三至第九十回前半部分、第九十回后半部分以后。第一部分是讲述各人经历的义士列传，第二部分描写了宋江成为梁山泊头领并最终受招安的过程，第三部分众人北上征辽，第四部分队伍南下镇压方腊起义。
《水浒传》的读者通常都比较喜欢前半部分的故事，在中国广受欢迎的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就是最佳例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四部分主体内容的行文基础和成文时间并不一致。同时作者认为，如果没有被金圣叹斥为劣作的后三十回，也就不会有前七十回的精彩。因为单个的英雄故事并不能给水浒故事带来了结，群雄聚义大败官兵的内容是纯粹的赞颂反叛者的文学。而正是有了后来的归顺，有了最终的忠义之军作为发展方向，前面才可以任由众人的活动自由奔放。不过，以后半部分为全局出发点的这种宏大构思，并不是在水浒故事出现的初期就有的，但它却是《水浒传》得以形成的关键。因此，后两部分故事的产生在《水浒传》形成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远征辽国的情节与史实大相径庭。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学者认为这部分本不是水浒故事，但日本学者则持相反意见。就此情节在整个水浒故事中的地位以及其成立过程，作者在后文中阐释了自己不同于前人的看法。
对于讨方腊这部分，作者引出了中日两方学者以史料为依据的论证，指出宋江的原型是华北的起义者，而起义者宋江并不是历史上镇压方腊起义的将军宋江，并赞同宫崎市定“存在两个宋江”的看法。不过，在描述北宋灭亡过程的《大宋宣和遗事》（下简称《遗事》）中却记述了宋江镇压方腊建立功勋的内容。学界普遍认为此书是后人创作《水浒传》的蓝本。如果按照中国学者的看法，这本完成于宋末元初的历史小说应该不至于在人物身份的确认上出现如此的谬误，那直接以此为基础的《水浒传》也就不该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于是，作者对《遗事》的成书时间产生了疑问，认为此书的完成并没有那么早，它很可能成书于明初。同时，他又确定在现行《水浒传》完成之前已有梁山队伍讨方腊的话本，由此提出存在一个“原《水浒传》”⑥的观点——这就出现了全书在《水浒传》形成史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
3.形成史成型
第三、四章从不同角度对水浒故事相关资料进行的历史性比较分析中，对前文中关于《遗事》和原《水浒传》的观点展开论述，并由此梳理出现行《水浒传》的形成史。
⑴人物座次变化
在中国，位置顺序是十分重要的。水浒一百零八将由三十六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组成，其中前三十六人的名录在史料中存在着多种记载。最早涉及三十六人姓名录的是宋末元初周密《癸辛杂识》中引载的龚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作者将其与《遗事》、《水浒传》进行对比，针对其中的一些变化肯定了《遗事》在《水浒传》形成史上的重要地位。杨志地位的大幅提升和公孙胜、林冲的出现表明他们“在《水浒传》形成的这个阶段中担当了重要角色”，“或者是此前已有的故事情节得到了更大扩展”。作者认为，杨志在此时成为特写人物与他是杨家将后裔有很大关系，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则是“处于辽、金、元几代游牧民族王朝统治下的汉人的民族自尊心的象征”。同时杨志的关西人身份将水浒的舞台从梁山泊扩展到了关西。而擅用法术使战斗获胜的公孙胜和“职业军人的英雄典范”林冲的出现，是为了加强梁山泊队伍的军事力量，也就是说他们同忠义之军的形成有重大关联。这些都表明在《遗事》中已出现了后来《水浒传》宏大构思的雏形。
接着，作者又引入了两份明代文献中的名录构建出水浒座次的发展过程。用于说明这种演变的立足点有二。一是晁盖。元曲中晁盖是宋江之前的头领，死后成为梁山泊守护神，因此宋江很难成为梁山泊的绝对统领。《遗事》和《水浒传》中，先逝的晁盖排在三十六人之外，并存在着名以晁盖为首实以宋江为主的过渡期。而在明初水浒戏《豹子和尚自还俗》中，位列前三的晁盖在生前就已成为宋江的盟弟。作者认为这个情节显示的是由元曲向《遗事》和现行本《水浒传》过渡的状况，是《遗事》成书不早于明初的线索之一。二是杨志、公孙胜和林冲。前面已提到三人于《遗事》中的地位。在《豹子和尚自还俗》中，杨志与公孙胜的地位与《遗事》中相当，但在用“豹子和尚”指鲁智深的这个时候，豹子头林冲“很可能还未被创作出来”。另在明代郎瑛所著的《七修类稿》所载的名录中，晁盖位列第二，杨志排名不高，公孙胜和林冲缺席。这表明其所记录的应该是介于《宋江三十六人赞》和《豹子和尚自还俗》之间的名录情况。于是就理出了一个从宋末到明代的水浒座次的演变顺序：《宋江三十六人赞》——元曲——《七修类稿》——《豹子和尚自还俗》——《遗事》——《水浒传》。其中宋末到明初期间座次没有多大变化，与《水浒传》的形成直接相关的座次变化始于明初，至《遗事》又进一步产生故事内容的重要变化。
至于一百零八将中的后七十二人，其内容在元曲和《遗事》中并不确定。完整且确定的一百零八人座次只见于《水浒传》中。因此作者认为在《水浒传》之前应该存在着一个相关框架建立的阶段。同时，“目睹了现行《水浒传》或其前身原《水浒传》创作并受世人欢迎的情形”的郎瑛为所记的名录作有如下说明：“周公谨载其名赞于《癸辛杂志》，罗贯中演为小说，……但贯中欲成其书，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而传久失其实也多矣。今特书其当时之名三十六于左。”这也为作者最终提出的《水浒传》形成史提供了资料。
⑵故事情节增加
元代的水浒戏用开场宋江定式的自我介绍涵盖了水浒戏中所有的历史动荡。在舞台上看不到梁山泊队伍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的只是对个别英雄人物的表现。这些有着“超越常理的暴力主张”、近似于“现世盗贼”的英雄们体现着与《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好汉们不同的价值观。而描写英雄各自下山的故事的情节设置所表现出的只是一个静态的梁山泊队伍，没有其强大军事能力的发挥，也根本看不出会有大规模集团性军事活动的倾向。此外，作者还通过对元代时代背景的分析，从汉人的现实处境对有关方面进行了解释。
明初的水浒戏在时间上早于《水浒传》框架的形成，这点作者已在前文中有所论述。不过，这些水浒戏已经具有了许多与现行《水浒传》密切相关的要素，特别是对《水浒传》形成史意义重大的受招安并讨方腊的情节。在《黑旋风仗义疏财》中，该情节首次在水浒戏中出现。作者认为静态的元代水浒戏是难以自然生成此情节的，不过梁山泊队伍镇压方腊这并不存在的史实却在元代的诗文中就已出现⑦，而正是因为文人对宋代史料的误解，讨方腊之说得以进入了水浒世界。此外，水浒戏中促成招安的是大宋元帅张叔夜，而在《宋史》中有其成功镇压宋江队伍的记载，也有朝臣上书招安宋江队伍以讨方腊的记载。将此与因为设置了虚构的招安人物宿元景而拓展了文艺空间的现行《水浒传》相比较，作者认为这里的情节定位还是极其朴实的阶段。同时，戏中凯旋的宋江受封巡检。在对照相应资料后，作者感觉这一封赏更接近史实，并由此认为跟突兀地冒出讨方腊情节并任宋江为正二品节度使的《遗事》相比，这些故事应更早。另外，针对有人指出的水浒戏中讨方腊之战无人阵亡的完美与现行本中多人阵亡队伍最终散伙的结局相去甚远，作者再次提出了“原《水浒传》”的设想，指出它主要遵循的是戏曲与传说相结合的形式，并因此与现行本存在着内容上的差别，即还没有征辽故事。
讨方腊一节的引入，赋予了原本静止的水浒世界巨大的活力，从而使水浒故事的进一步扩展成为可能。但在《水浒传》之前的水浒戏中，并没有征辽的情节，顶多提到金朝进犯。而且依据史料也不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异想天开的故事。所以以戏曲和传说为主的原《水浒传》不可能含有这个情节。作者认为要构思出这样的大胆设想需要具备跨越史实和虚构的能力，并推测征辽故事也是由外部带入水浒世界的，那么很可能它也来自于文人那里，像讨方在水浒中出现一样。
⑶关于作者
《水浒传》第一部分主要记录了英雄的个人事迹，这些独行侠式的描写来自生动的说书世界。而早在南宋的说书中就已有了鲁智深和武松的故事。第二部分是集团时期，以宋江为首的模式出自水浒戏。第四部分的情节也在水浒戏中觅到了根源。但是，对于将这些戏剧和评书中的水浒故事归纳整理并创作出征辽情节以形成现行《水浒传》一书的时间和作者，学者之间存在着分歧。作者则在融合小川环树和高岛俊男的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己见：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是最早将水浒故事整编成小说的人，但他所创作的是元曲式的原《水浒传》，将《水浒传》最终创作、编撰成现在状态的是明代中期的一个或一些人，他们袭用了“罗贯中”之名。这种袭用与当时中国的情况相符，并且对于罗贯中这个人的存在也一直缺乏确凿的事实。此外，作者还提到了郎瑛关于长江地区宋江庙的记录，以说明在他的时代讨方一节已广为流传了。最后，他引入存在于明万历末年水浒戏中的一处与现行《水浒传》不一致的情节，作为推测在万历末年前存在与现行本内容不同的原《水浒传》的又一证据。
综上所述，作者的研究对现行本《水浒传》的形成史进行了两方面的发展：在书自身内容的形成中存在着“一——二——四——三”这样的顺序；在全书的形成中存在着“原《水浒传》”阶段。
那么，《水浒传》中的后两部分为什么会排成现在这样的顺序？后半部分对全书的形成具体有怎样的影响和意义？在《梁山泊》一书的第二部分中，作者主要围绕征辽和讨方故事，对其产生过程、相互关系和形成史意义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二）第二层论证——细节探讨
作为第二部分的后五章是对个别人物的角色剖析，主要通过对文本中发生变化的人物形象的分析对现行《水浒传》的形成史进行更为具体和深入的反映。
1.宋江
作者从与其外貌、性格、经历甚至绰号相关的资料中勾画其原型，指出这个人物在《水浒传》中令人难以理解的分裂人格正是《水浒传》形成过程的反映，而造成这种人格的原因就在于安排他统率梁山泊队伍归顺朝廷并征辽讨方的全局构思。于是，这个可能原本残忍且小心眼儿的小人物，为了未来不时大度豪迈起来，最终变成现在这副缺乏英雄风范的英雄首领模样。
2.李逵
作者通过将《水浒传》中关于李逵和鲁智深的相似行为的描写进行比较，再次指出鲁智深及其所代表的全书的第一部分源自说书的世界，不过李逵却是戏剧的发展造就出来的英雄。
同时，作者对李逵和宋江之间的特殊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对反叛代表李逵的绝对领导是宋江领导众人的保障，而宋江则是使李逵等人不至于沦为谋反者从而使水浒故事脱离反叛文学得以立足的关键。正是因为有宋江领导下的归顺的安排存在，才可以有大家之前的为所欲为。于是，“在元曲里仅仅起到了梁山泊主持人作用的宋江，却能在《水浒传》中创作出一首自己亲自指挥的交响曲”，而李逵就是这首交响曲中的定音鼓。
既然宋江和李逵的关系对于水浒世界意义重大，那么到了全书后半部分，要求梁山泊队伍构筑能与对手对抗的军事力量时，只要建立以李逵为中心的新军事力量，就可以沿袭水浒戏的传统，忠实地扩展故事情节了。在这个前提下，作者对李逵行动小组在各部分的表现进行了比照。小组最早出现在第二部分。在源于水浒戏的这部分中，没有对战斗的具体描写，而且三次出现的小组成员也不统一。讨方腊部分却与此相反。小组多次出场，成为与马军争风的活跃力量，对战斗的描写鲜活形象，组员也固定。而在第三部分征辽中，配备先进武器的小组亮相不多，描写也不具体。因此作者认为只有第四部分才是对他们战斗场景和情感活动的实际描写。然后作者通观了梁山泊队伍的武力装备，指出第一部分主要是水军和个人的本领，第二部分增加了马军，第三部分虽然有马军、步军、水军及大炮等先进装备，最终起作用的却是超自然的力量，而到了第四部分，虽然也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但活跃的三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于是他又一次重申出场顺序早于讨方的征辽，其故事形成在讨方之后。而针对这样一来三部分描写李逵行动小组所呈现出的“略——详——略”现象，作者站在经过其拓展的“加上说”⑧的立场上认为小组首先出现于讨方之战，随后才在其他部分里得到了形式上的补充。
最后，作者根据元大都城门仿照三头六臂两足的哪吒这一现象，将小组成员八臂哪吒项充的绰号与明嘉靖四十三年北京城新增两座城门相联系，认为此绰号出现于万历年间，并进一步推测始终包括项充在内的小组以及促成该小组成立的《水浒传》讨方腊部分可能完成于万历年间，而现行本的完成也不会早于这一时期。
3.公孙胜
在《遗事》中只见其名不见其事的公孙胜是征辽故事中的关键人物。
征辽这段虚构的情节被作者视为是明朝从游牧民族长期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汉民族在长期压抑下如地下泉水般源源不断的民族敌忾心在文学上的一个集中体现。作者推测之前的民族英雄故事是征辽故事的起源，并以杨家将和种家将的故事为例推定其与《水浒传》的关系。然而，尽管前有名将故事，但若利用这些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事迹来创作征辽反会有很大的困难。而征辽得以在《水浒传》中成为可能，应归功于九天玄女和善使魔法的公孙胜。
前文曾提到中日学者对征辽与《水浒传》关系的不同看法。梁山泊英雄未增未减的情节的不自然，是产生征辽加于《水浒传》完成后的主要原因。但宫崎市定认为征辽是使公孙胜退场的途径，以与讨方故事配套。不然，凭借公孙胜的高超法术，讨方时梁山泊人马怎会有伤亡？而不败的梁山泊队伍就永远存在，《水浒传》也就永远没有完结了。但对讨方征辽故事出现时间持有不同意见的作者，在公孙胜的问题上也提出了新的解释。
在《遗事》阶段加入三十六人的公孙胜，其活动空间是为展开水浒故事新情节而有意设置的，因此其进退也自然早有安排。又根据前文的考证，公孙胜出现时征辽故事还未出现，于是作者认为公孙胜是为了讨方而创作出来的人物，并引用史料说明为何讨方腊需要会法术的公孙胜。但这种情况下的水浒队伍还是天下无敌的，于是第二代罗贯中构思出以他为主的征辽故事，然后用处于二线会使魔法的混世魔王樊瑞来填补了他在讨方中的空缺。这样一来，现行本的第三、四部分看来就是同时完成的了，而且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同时，讨方故事中樊瑞缺席李逵行动小组的事也有了解释。
作者对公孙胜的分析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从原《水浒传》到现行本讨方故事的发展。作者认为由第一代罗贯中创作的讨方故事，在其后历经了数位作者的整理修改。从现行本的语词和情节中，作者推测讨方故事的主体成于明代书会的作者们之手，而第二代罗贯中在按道教式情节创作征辽故事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最后的调整。至此，现行本《水浒传》终告完成。
4.扈三娘
作者在这章中主要对人物绰号和人物原型进行了考察。与前几章不同的是，这里对《水浒传》进行了向上溯源的分析。
对绰号的分析前文中也不少，主要是从史料中寻找根据。而对于“一丈青”，作者不但从史料，还从植物学、动物学方面分别对“一丈”和“青”进行了分析考证，推断出一丈青指的是一丈长的青龙，并很可能是指这样的刺青。然后他又从历史中找出相应的人物形象为证，同时还配合《水浒传》中相关人物作出了“青龙白虎”以及龙、虎和夜叉的组合解释。接着作者又对一丈青扈三娘的原型进行了一系列探究，最终推断一丈青故事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唐末刺青象征的无赖世界，一个是以“马夫人一丈青”为代表的南宋末抗金英雄。同时，作者认为唐末由义气维系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军事力量和社会交通方面的社会关系，正是构成《水浒传》的核心要素。
5.九天玄女和宿元景
这两个虚构人物是《水浒传》宏大构思中“加上说”的产物。
按照作者的看法，水浒故事发展过程中梁山泊队伍的根本变化首先在于构筑可以讨方征辽的军事力量，于是有了李逵行动小组和公孙胜的出现。接下来的问题在于宋江对此军事力量的统率权。他对李逵有绝对控制，而他对公孙胜的优势则因为九天玄女的扶持。同时，在第二部分作为宋江个人守护神出场的九天玄女在《水浒传》时期已取代元曲中的晁盖成为梁山泊的守护神。另外，梁山泊的“水洼草寇”要完成讨方征辽这类大事业需要政治后盾，徽宗与其身边的奸臣自然不行，于是宿元景登场了。他出现在宋江在梁山泊的绝对权力确立时，并总会在关系到梁山泊处境的关键时刻给予帮助，特别是在归顺及之后的情节中。在宫中具有崇高地位的宿元景是《水浒传》中顶层官员里唯一的虚构，作者认为应故事结构而生的他在名字上体现了同故事中天罡地煞等星宿元素的关联。
九天玄女、宿元景、星宿等体现了道教式的幻想，其他反映出道教色彩的因素还有师出罗真人的公孙胜。于是，作者总结出以“加上说”构思出这一系列人物的正是认同第一代罗贯中引入讨方故事的明代书会，而最终对全盘故事进行加工润色的是第二代罗贯中即万历年时将《水浒传》整理成现行本的人或书会。而且在《水浒传》形成的最后阶段，基于民间的道教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道教虚构世界的引入，原本单打独闹的水浒故事才得以大胆摆脱史料的束缚，经过一系列跨越历史和虚构的拓展变成现在的《水浒传》。
到此，作者完成了对《水浒传》形成史的进一步论证，即虽然第四部分的情节早于第三部分进入水浒世界，但现行《水浒传》中的这两部分之间有着密切的发展联系，而且在后两部分的形成过程中，《水浒传》的前两部分也受到了相应的影响。同时，他也为《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找到了一些新的证据。
三
纵观《梁山泊》全书，佐竹靖彦先生以历史学为主，结合文学、语言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多角度对现行《水浒传》的形成史进行了多方面成系统的研究。在研究中，佐竹先生参照已有的理论，广征博引，用大量的史料、传说、戏剧、话本等文字资料和插图、地图等图像资料，提出并论证了自己对于《水浒传》形成史的看法，且有不少颇具新意的观点。同时，研究中多处表现出的对细节问题的考究和多种方法的结合运用体现了先生严谨的治学作风和深透的学术功底。另外，先生在评析已有理论的同时，也相当于将日本学界在《水浒传》形成史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梳理了一番，而且在后记中还对日本的《水浒传》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并罗列出此方面已有的著作。于是，佐竹靖彦先生的《梁山泊》一书在自身对《水浒传》形成史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可以说是为此领域其后的研究可能提供了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的全方位的启迪和指导。仅凭这点，其价值也不可小觑。
四
最后，关于此书我提一点自己的看法。
首先，这份研究在行文中节节关联，常常后文中的某句话甚至是某个词就会让人想起前文中相关的某个推论。这种照应无处不在的论述很难在层次上进行清晰干脆的梳理。或许这与其中大量的假设和推测有关，于是作者抓住一切能说明其设想的机会进行解释，于是就让读者觉得不读到最后一个字任何问题都不会得到彻底的解决。虽然第二遍的浏览会让各部分之间的联系脉络变得比较清楚，但在最终的分析文字里还是不可能形成一份绝对明晰的框架。
其次，对于后产生的征辽故事在讨方故事之前的这种安排，我认为有对于贼寇出身的梁山泊队伍在“义”方面的考虑。之前用史料论述起义者宋江并不是讨方的宋江的中国学者，其论证的着重点便是对宋江讨方的否定。想必他是将宋江一辈看作江湖义士的吧。
最后是一些细节问题。在说明杨家将故事与《水浒传》的联系时，作者引用了嘉靖年间出版的“杨温拦路虎传”，因众多细节的类似而视其为重要材料，并认为若其改编自《水浒传》便不会具有如此的感染力，因此它的产生应早于现行《水浒传》。这一看法我认为很欠说服力。而且其列举的有些细节存在于被他认定来自于评书或戏剧的部分。此外，作者认为唐代中期传说中的“飞毛腿”是戴宗的原型，并觉得这证明《水浒传》的重要因素可上溯至当时。对于这点我也不太赞同。中国文学历来有“崇古”的传统，作者若要读了萨孟武先生针对《水浒传》的一些细节而作的社会科学分析中的那些材料⑨，说不定就一路追溯到孔孟去了。而作为正文结尾的关于《水浒传》地理知识蓝本的论述，不但显得与整章脱节(可能是作者用于对应开头空间分析的安排吧)，而且我从中得到的是与前论存在矛盾的结论，于是索性舍去不提了。
①此分类归纳自佐竹靖彦.《梁山泊——<水浒传>一〇八名豪杰》.北京：中华书局，2005.7. p.p.139-140。
②白化文在为《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一书所作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读后感》中节阴引了郑振铎在1936年1月14日为孔另境所编《中国小说史料》所写的序文的部分，见于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4.p.p.6。
③主要指一百回本的《水浒传》。关于此研究的版本选择，参见①书中p.p.14-15对各版本价值的分析。
④同① p.p.15。
⑤由此开始的引文若无特别说明则均出自①书相应章节。
⑥此后作者便用此名来表示他认为存在于现行《水浒传》之前的那个水浒话本，以示区别。
⑦指《元诗选》陆友仁的诗句“京东宋江三十六，白日横行大河北，官军追捕未敢进，悬赏招之使擒贼”。
⑧“加上说”是日本中国史研究的一种解释方法，最早是由江户时代的学者富永仲基提倡、后由内藤湖南真正加以改进的一种文献研究方法。为强调自己学派的正统性，不断地上溯、设定元祖，是“加上说”本来设想的情形。但在这里，作者认为若把在某个具体情况之后添加上使其正当化的理论及形式的情况也算上的话，“加上说”的应用范围将更宽。
⑨指②书中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