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视角与有温度的实证研究

hzbbb
2021-02-08 看过

乡绅视角与有温度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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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老师一直是我非常敬佩的社会科学学者,WZMS毕业的学界前辈。由于自己也在做中国的户籍制度和人口流动这一块的课题,因此我之前也阅读了项老师关于北京温州村的经典研究。这次又有幸能读到这本精炼而内容丰富的对话录,感触颇深,于是提笔记录以下这些对自己这些年来所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反思。我也希望这篇短文能够以一个经济学学术工作者的视角,去探查所谓“把自己作为方法”,应该是怎样的一种研究逻辑。

这本书诚如其名,倡导“把自己作为方法”。在我的眼中,它的核心就是,以实证为基础,通过乡绅的视角,做有温度的,在地的社会科学研究。全书中项老师讨论的更多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界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很多讨论对于经济学界的研究者们,也是大有启发意义的。

经济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在方法论上,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分歧的核心在于,社会科学研究,应不应该自然科学化?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理论经济分析抛弃传统的文字论述,而把研究语言彻底转向数学公理系统,是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方法进步?第二层意思是,经济分析重实证(positive),轻价值(normative);重证据,轻概念。这种所谓的“价值中立”,与对结论可证伪性的探求,是否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在研究中应当秉持的?关于第一层意思的讨论,在各个领域内已经有太多争论,我也不再赘述。本文想要探讨的,是这个分歧的第二部分。

如果说我们以一条横轴来刻画社会科学对于实证研究的重视程度,那么传统的实证经济学可能在这个横轴的最左端(最重视),而传统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则在最右端。实证经济学在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以应用统计学的面貌出现的。我们希望讨论,如何用大规模社会调查获得的数据,去揭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象。尤其在所谓的“识别革命”(Identification Revolution)之后,实证经济学对于如何使用统计学方法去揭示因果关系,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与此相反,人类学与社会学,往往着重于质性研究,案例研究,痴迷于创造新概念。项老师在本书中提出的所谓“乡绅式”的研究,仿佛站在了这个光谱的中间。

首先在第一方面,“乡绅式”研究毫无疑问地反对某些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出现的过度理论化、抽象化倾向。作为一个经济学学者,我对项老师在访谈里提到的这一点颇有感触。由于长期受到经济学方法论的熏陶,我在阅读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时,经常感到滞涩与困惑。这种滞涩与困惑来源于两方面。第一,我经常能感受到,社会学与人类学学者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想法。但是他们喜欢把一些简单有力的想法,隐藏包装在各种莫名复杂的新概念之中。第二,他们往往基于极其薄弱的实地调研证据,或者极其落后原始的统计学工具,去阐述一个远非这些证据能够支持的机制理论。每次我对一个论点感到惊喜或惊奇,想要看到作者给出更多证据来证明时,往往文章却也就戛然而止。或者通俗点说,我总觉得,有很多研究,“想太多,做太少”。提倡“乡绅式”的研究,毫无疑问是对这种情况的有力批判。在做研究的过程里,有一分证据,只能说一分话。研究者如果没有让自己完全进入到这个问题之中,让自己在身临其境的同时把握好距离感,那么生造再多的概念,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乡绅式”研究讲究立足小世界,再去放眼大世界。我们不需要长篇的宏大叙事,而是需要每一个研究者沉浸到一个小范围内,把一个事情摸透讲清,把一种特定的社会运行逻辑的来龙去脉搞明白。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用两个实证经济学的概念去概括。在我们尝试去建立一个普遍性模型,去获得我们理论的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之前,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理论的内部有效性(internal validity)。也就是说,宏大叙事不能是空中楼阁,任何的逻辑外推都必须首先保证,你本身的逻辑大前提是有足够的实证证据支撑的。同时,在研究者成为“乡绅”之后,他们也才能更好地了解研究对象的需求,然后以自己为媒介,向更大的体制去反映这种需求。研究者不应该沉浸于对“房间里的大象”的某种道德优越感,而是要脚踏实地去做有意义的事。

其次在第二方面,“乡绅式”研究并没有完全拥抱实证经济学式的思路。传统实证经济学讲求利用大规模,有代表性的社会调查数据来进行研究。在数据的收集者与分析者之间,存在着断裂。数据的收集者能够通过与研究客体的接触,实现对整个研究环境有温度的感性认知。数据的分析者却只能够使用统计学工具将研究对象抽象为冰冷的数字。这种断裂同样是“乡绅式”研究所反对的。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项老师提出的“乡绅式”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要让我们回归田野,让数据收集者与分析者的身份重合。社会科学研究说到底不是数字游戏,而是需要研究者去深入其中,感性认知。任何有过数据分析经验的经济学家其实都明白,现有的两种主要研究路径都有着严重的固有缺陷。对于简约式(reduced-form)研究,缺乏感性认知会导致研究者沦落为某些愤世嫉俗者所批评的回归猴子(regression monkey)。为了发文章灌水,他们会单纯从冰冷的数字出发,随意寻找可能有统计学关联的变量,编一些似是而非的故事,做出大量言之无物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探查人类经济社会行为的逻辑,以及寻找可行的介入政策,没有任何帮助。对于另一类结构式(structural)研究,学者往往沉醉于精致而先验的数学模型,基于大量严格假设条件(比如不可观测变量的概率分布),去寻找巧妙而易碎的模型识别策略。这种工匠式的研究办法,不是说完全不行,而是过于狭隘,容易彻底沦为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所以无论是简约式还是结构式研究,最核心的要点,还是在“回归现实”,回归在地,让分析者再次成为收集者,给冰冷的数字重新赋予温度。“乡绅式”研究所强调的所谓“在地”的概念,其实就是要求所有的研究者,要抛弃掉舒适的办公桌,回到田野。在这点上,这些年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如火如荼开展的大量反贫困政策随机控制试验,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做出了表率。克拉默(Michael Kremer),杜芙若(Esther Duflo)和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三人之所以能获得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因为他们做出了什么精巧的模型,而是因为他们脚踏实地地在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当地的居民一起,用科学的办法,向贫困宣战。这是真正的“乡绅式”在地研究。

以上是我看完这本访谈录以后的一点粗浅感受。总的来说,项老师通过提出“乡绅式”研究方式,不仅批判了传统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些问题,也给我们这些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以启示。在我看来,“乡绅式”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在地的,以小见大,以实证为基础,却又不失温度的社会科学研究。虽然在现实中,研究者们总是需要在主观与客观,实证与价值中做取舍,但是保持一颗踏实而热忱的心,却总是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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