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民间关系视野下的《中国俗文学史》

存悔
2008-03-06 看过
文人与民间关系视野下的《中国俗文学史》

邓金明

按北大陈平原教授的划分,郑振铎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属“第一代文学史家”。这一代学者治学为人的特点是:“第一,借助于西方‘文学’及‘文学史’观念,从事系统的‘科学研究’。其学术思路,伴随着教育体制度建立而迅速传播。第二,由于身处新旧交接时期,学者们大都有较好的旧学素养。在具体研究中,承继乾嘉遗风,注重考据辑佚,兼及金石与文史。第三,或从‘新’诗人转为‘旧’学者,或将‘新文学的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合而为一,这一代的文学史经,其活动的天地,大都不局限于书斋与教室。第四,其开拓者的姿态,至今仍令人神往。开风气,立规则,跑马圈地,四面出击——至于在所难免的粗疏与乖谬,自有后人加以纠正。”(陈平原:《四代学者的文学史图像》)以上云云,安到郑振铎先生身上,大抵上都是不差的。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是郑振铎先生确立学界名声的两部代表性著作(也正是此两部书,在50年代后期成为政治批判的最大靶子),尤其是后者,放到文人与民间关系中来看,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中国俗文学史》是在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氛围中写成的。这既有文化启蒙上的考虑,也有文学革新上的要求。晚清以后,各类文体的地位升降是一项令人瞩目的现象,中国历来以诗文为中心的传统文类格局,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许多向来为士大夫轻视的文体,例如小说、戏剧之类,因着各种缘由,其地位迅速飙升,不仅成为新文学创作的主要文体依托,其传统样态也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俗文学的重视,也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1920年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轰轰烈烈掀起了“歌谣运动”;1927年胡适写出了《白话文学史》,次年出版,开了个人为民间文学写史的先例;直到1934年,郑振铎开始写《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出版,标志着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俗文学派的形成。“五四那代人之所以关注俗文学,是有精神性追求的。眼光向下,既是思想立场,也含文学趣味。提倡俗文学(比如征集歌谣),在五四新文化人看来,既可以达成对于‘贵族文学’的反叛,又为新文学的崛起获取了必要的养分。”(陈平原:《俗文学研究的精神性、文学性与当代性》)乍看之下,五四一代文人对民间及其文学推崇甚高。鲁迅尝言,“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甚至说“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这种文人兴起的反文人文学的现象,本身颇堪玩味。实际上,知识分子或文人对民间及其文学的态度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不仅仅在于特定时代下拿民间文学来说事、来争“正统”的功利做法——抬高白话文学、民间文学或俗文学,往往是贬低古文文学、贵族文学或文人文学所需;更关键的是,文人对待民间,有一种内在的矛盾。
众所周知,郑振铎先生不仅是大学者,还是大藏书家。他一生藏书1.7万多种,近10万册。众多藏书家并不注意的戏曲、小说、宝卷、弹词之类的俗文学作品,他收得最多。他还注意收集线装插图、版画类书籍,为中国版画史的研究留下珍贵史料。他所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皆得力于他丰富的书籍收藏。显然,郑振铎必定是感受到了中国俗文学的某些特殊魅力,才会那样倾心倾力地去搜集、编印与研究的,但是,另一方面,郑振铎对中国俗文学在文艺价值方面的总体评价又是相当低调的。被郑振铎特别关注的俗文学各门类,在郑氏看来其真正价值往往主要在于文学史上的文体意义,以资文学研究之用,也就是研究价值。在《中国俗文学史》一书中,郑振铎对俗文学的评价,也是持一种矛盾的态度。在第一章“何为‘俗文学’”里,他将中国俗文学的特质归纳为六条,其中第四、五两条是这样说的:

她的第四个特质是新鲜的,但是粗鄙的。她未经过学士大夫们的手所触动,所以还保持其鲜妍的色彩,但也因为这所以还是未经雕斫的东西,相当的粗鄙俗气。有的地方写得很深刻,但有的地方便不免粗糙,甚至不堪入目。……
她的第五个特质是其想象力往往是很奔放的,非一般正统文学所能梦见,其作者的气魄往往是很伟大的,也非一般正统文学的作者所能比肩。但也有其种种的坏处,许多民间的习惯与传统的观念,往往是极顽强的黏附于其中。任怎样也洗刮不掉。所以,有的时候,比之正统文学更要封建的,更要表示民众的保守性些。……

当然,任何对象的评价都是两分的,但问题的实质是,在这背后有着郑振铎对民间的特定观念作支撑。据学者陈泳超分析,郑振铎认为,“纯民间的作品既新鲜活泛却又粗鄙幼稚,后来经过有才能的文人加工、转化后,便会出现优秀的作品,但以后被文人利用太甚,日益远离民间,就又趋于衰颓而将被更新鲜的民间文学样式所取代。……在郑振铎看来,真正的好作品并不存在于自生自灭的民间文学(或曰俗文学),而是存在于天才文人与民间文学开始接触的那一段特殊时空。这样的判断究竟正确与否,颇值考量。但有一点分外明白,它带有浓重的郑氏色彩,因为郑振铎所关注的俗文学,主要偏重于职业化半职业化的讲唱文学形式,尤其注重其书面形态。所以他在评价俗文学的艺术价值时,依然是挪用以文字为载体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标准,而没有充分考虑到讲唱文学在视、听、说诸方面的综合效应。” (《郑振铎与中国俗文学——以〈中国俗文学史〉为中心》)
“真正的好作品并不存在于自生自灭的民间文学(或曰俗文学),而是存在于天才文人与民间文学开始接触的那一段特殊时空。”这种乌托邦或者说理想主义,正是文人面对民间时的一种矛盾心态的集中体现。如果说,在面对民间及其文艺时,重研究价值轻艺术价值还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重书面轻口头,则折射出了文人和民间的本质性隔膜。民间文学、俗文学的口头性是一种生活情境的硬性规定,是一种在场感的体现,具有不可还原性、无法重复的特质。它要求一种历史的共时性参与。而这是“到民间去”或者“采风”等短暂的文人行为所无法解决的。在文人那里,民间往往只是被“表述”的,而不是被“参与”的;被利用的,而不是被遭遇的;被研究的,而不是被观照的。这就决定了,不管研究者是抱着何样平民的心态,都无法改变民间被打量的命运,因为文人无法从民间看到自身,也无法获得一种必要的共同感。“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这自然是真的,可是这并不能天然地作为民间及其文学研究的依据,有时甚至会更糟。因为土地啊民间啊人民啊,得看谁来解释和怎么解释了。谁都知道,知识分子、文人并不享有最终解释权。
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郑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殉难。巴金在《怀念振铎》一文中回忆说,“在北京分别的情景还在眼前。我们竟会变得那样简单,那样幼稚,会相信两三个月后在共产主义社会再见。那个中午,他约我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们头脑都有些发热,当时他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他忽然提起要为亿万人的幸福献身。他很少讲这一类的话,但是从他的一举一动我经常感受到他那种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的精神。” 而就在郑振铎出国前的几天,《光明日报》刊出了北大学生“瞿秋白小组”对他的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的批判文章,文化部也举行了对他的学术思想批判会,如果不是飞机失事,回来后等待着他的,必然是更为激烈的批判运动,再后来,就是“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郑振铎的骨灰运回国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光明日报》在原来打算刊登批判郑振铎文章的版面上,刊出了《哭振铎》等一批悼念文章,为此事,巴金还耿耿于怀过。
斗转星移,今天我们重读《中国俗文学史》,显然能更加平心静气了。为自己的著作配上精美插图,一直是振铎先生的一个小小癖好,但遗憾的是,老版本《中国俗文学史》却阙如。现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中国俗文学史》配上插图,重新出版,使之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形成真正的“双璧”,也算是告慰振铎先生在天之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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