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能静居日记》里的左宗棠,兼谈左与曾国藩及李鸿章之关系

小蚂蚁
2021-02-01 看过
来源:天涯社区,发表时间:2019.09.01 作者:平湖月满,民间史学爱好者,著有《河山曲——追寻一个真实的左宗棠》 。 本文仅系作者个人观点(标题为编者所加),请读者自行甄别。

  看到有评论说《河山曲——追寻一个真实的左宗棠》一书,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评说有欠公允。

  关于李鸿章的讲述,曾经谈到他回到安徽以后,在带领当地团练作战的过程中,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战绩,倒是有至少五次临阵脱逃的经历,甚至被担任巡抚的老师福济炒了鱿鱼,请他结束守丧以后回京另谋出路,因此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投靠周天爵、曾国藩等人。显然,李鸿章的军事才能一点都不高明,这种情况在他甲午战争中担任中方海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以后,也对那场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整整一章被全部删除了。

  关于曾左关系,近来看了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可以对我的书中的讲述提供绝佳的补充。这本书也许不能再版,我的身体状况不佳,也很可能没有机会再对这本书进行修改。只好在这里写一点自己的阅读体会,供各位参考。

岳麓书社版《能静居日记》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三,赵烈文又一次见到曾国藩,此时曾国藩已实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皖南军务亦由曾国藩督办,一时权势无两。曾国藩询问赵烈文此次能否在自己的军营留下,赵烈文说自己需要先赴湘楚一行;曾国藩希望赵烈文当即留下,赵对以此行完成以后就过来。然后赵烈文表示打算从东流大营往南到婺源看望刚刚成为湘军帮办大臣的副帅左宗棠。因为即将担任曾国藩的大秘,结识湘军系统的各地负责人是此行一个重要目的,按照职务顺序,第一个见左宗棠理所当然。曾国藩答应回头给他写一封介绍信。

  告别曾国藩以后,赵烈文回到自己下榻的船上。当天下午,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雄就登船拜访,一直谈到晚上方别。因为曾国藩去皖省公务,赵只能暂时于原地等候。到了十一日,接到曾国藩来信,说他住在安庆,赵烈文于是随一众人员也前往那里。自此,欧阳兆雄便天天和赵烈文相伴,后来更同舟赴湘楚之行,并负责向赵烈文介绍湘军的各种人事关系。

  八月二十一日,赵烈文的日记记录了这样的内容:“左副帅为陶文毅亲家,督帅(曾国藩)初奉旨督办团练时,欲捐陶氏金,左袒护之,以是有意见。左负气凌蔑一切,日益龃龉。七年,督帅以忧归,左责其弃王事,帅深忿而不能辩。及后左遭讼,钦使来讯,钦使者钱宝琛,帅之门生也,既至楚,帅反属解左事。左既罢事,气渐折,又佩帅德,遂修敬先达之礼。十年,廷臣潘伯寅(潘祖荫)奏左才,诏以问帅,帅力保之。奉旨来帅营襄理军事,帅又奏放帮办,左益德帅,每事必请教后行云。闻左为人才气甚高,而虚冒亦甚。始与某君公车至汉津,夜有小舟触其坐船,左呼问不应,诧为盗,惊众咸起,无所见。无何,左寄妇书云,舟中遇盗,谈笑却之。见者皆胡卢之。”

  欧阳兆雄字晓岑,是曾国藩的腹心之人自不必说,赵烈文对他毕恭毕敬,日记中以“晓老”、“晓翁”称之。相伴的这些天里,“晓老”向这位大秘一一介绍了大量湘军将领的情况,以及他们和曾国藩关系的远近。赵烈文此行四十四天,途中游览了庐山,南昌、长沙,到湘潭折返,再由武昌东下,回到安庆,拜访了沿途的大量湘军将领和地方官员,熟悉了整个湘军系统的人事情况,完成了入职教育以后,具备上岗条件了。非常有趣的是,赵烈文此行本来第一个打算拜访的人——副帅左宗棠却在曾国藩精心安排之下被绕了过去,终其一生,都没有和左宗棠有一面之缘,而他又恰恰成为对左宗棠成见极深的人。

  此行虽然没有见过左宗棠,却留下了上面这段关于左宗棠的记录,当然是“晓老”向赵烈文介绍的。这段记录很短,却是研究曾左关系的极其重要的文字,这些话几乎充斥着谎言,根本经不起推敲,也充分反映了尽管左宗棠以五千新集之军在乐平被李世贤十多万大军团团包围之后将对方击溃,彻底扭转了整个江西战场的战局,使得曾国藩从天天揣着遗书惴惴度日,变为高枕无忧并且迎来了安庆战场的胜利(这些详情在前面的帖子里和书中都已讲过,这里不再赘述了),尽管如此,曾国藩依然给左宗棠安排了一个和他高度对立的氛围,他的战功也遭到最大限度的贬低甚至不被承认。

  上面这段欧阳兆雄介绍的关于左宗棠的文字,当然代表了曾国藩的意思,里面涉及的事件,《河山曲》一书中有相当具体的考证和叙述,这里只稍稍谈一谈相关意见。

  第一件事,曾国藩向陶桄勒捐,是一件完全不顾被勒捐者家中具体情况的蛮干,胡林翼给陶澍夫人的信件、左宗棠给胡林翼的信件都反映出陶家根本不可能拿出曾国藩所索要的几万两之数,即使一万两银子也只能靠变卖不动产后才能支付,因此请曾国藩将捐款分两次,每次五千两收取,而曾国藩大为不满,认为陶家不配合,态度“尤为支展”。这件事情,郭嵩焘也认为曾国藩此举是“惑于人言”,“陶氏既非豪强,亦无兼并之事”,对曾国藩的举措不以为然。郭嵩焘因为自己的广东巡抚位子被劾罢,一辈子对左宗棠切齿怨恨,当然不可能向着左宗棠说话,他的评论至少是公允的。但是,赵烈文听到的介绍,丝毫不谈曾国藩的霸道和蛮横,却把左宗棠女婿陶桄被逼无奈向巡抚衙门控告讨说法,说成了“左袒护之,以是有意见。左负气凌蔑一切,日益龃龉。”明明是这件事被巡抚制止后感到面子受损而长期耿耿于怀,却反过来把责任推到了左宗棠头上,显然有失公允,也根本不符合事实。

  第二件事,咸丰七年,曾国藩借父丧撂挑子,甩手回家十六个月,使得湘军群龙无首,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左宗棠苦苦劝阻,请曾国藩和他的弟弟们留下,不要让整个湖南好容易供养的这支军队被打了水漂,但曾国藩根本不予理会,依旧不管不顾,回家守丧尽孝去了。左宗棠这才转忧为怒,把苦劝变成痛责。左宗棠的做法没有丝毫不当,曾国藩也自知不占一点道理,因此“不能辩”,却因此“深忿”记仇。这个责任究竟是左宗棠的,还是曾国藩的?

  第三件事,“及后左遭讼,钦使来讯,钦使者钱宝琛,帅之门生也,既至楚,帅反属解左事”这个叙述也是值得斟酌的。我们说过,在樊燮一案中,奔走救援左宗棠的,有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以及肃顺、高心夔、王闿运等人,即使按照曾国藩自己的说法,他也诚心搭救左宗棠,叮嘱钱宝琛救护,这个主观愿望也是成问题的。我们知道,此时一心想拿下左宗棠的人是湖广总督官文,朝廷任命的此案主审也是官文,钱宝琛只是一个充数的副手。官文不仅在职务、身份上高许多,又是满人,不仅亲自策划了这个案子,还操控着此案的话语权。钱宝琛不过是湖北学政,一个配角和摆设罢了,他对于案件影响力,根本无法和官文相比。胡林翼就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除了去朝中上下活动之外,还反反复复做官文的工作,称自己和左宗棠是亲戚,希望官文看在跟自己的交情上网开一面。对于近在咫尺的湖北官场的情况,曾国藩当然了若指掌,他不仅没有像胡林翼、骆秉章那样亲自向朝廷大声疾呼,也没有去官文那里做丝毫工作,仅仅是按照他的说法,跟钱宝琛打了一声招呼,如果他真的在意左宗棠的生死,会是这种反应吗?然而,上述说法却把曾国藩说成了此案了结的关键人物,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正因为钱宝琛在此案中的作用无足轻重,大量讲述樊燮一案的文章和著作,甚至压根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第四件事,“廷臣潘伯寅奏左才,诏以问帅,帅力保之。奉旨来帅营襄理军事,帅又奏放帮办,左益德帅,每事必请教后行云。”左宗棠经过樊燮一案因祸得福,在搭救左宗棠的过程中,许多人反映左宗棠的能力和功劳,引起了咸丰的高度重视,从而使得整个案件柳暗花明,左宗棠本人也转危为安。显然,这个过程中,曾国藩并没有参与其中,向咸丰反映同样的情况,他只是在咸丰改变了态度,打算将左宗棠派往曾国藩军营的时候征询曾国藩意见时回答了咸丰的问题,其根本态度,对于咸丰的安排是拒绝而不是赞成,因此,和上面的说法有着南辕北辙之差。左宗棠被任命为帮办,完全是业绩所致,并不是像李鸿章那样单单凭曾国藩的奏报。具体情况这里不重复了。

  第五件事,“闻左为人才气甚高,而虚冒亦甚。始与某君偕公车至汉津,夜有小舟触其坐船,左呼问不应,诧为盗,惊众咸起,无所见。无何,左寄妇书云,舟中遇盗,谈笑却之。见者皆胡卢之。”那时候长途旅行对于劫匪保持警惕,实属一种正常心态,考生赴京应试,行囊颇丰,就更应多加小心。泊舟长江边上,半夜里突然有他船触碰,左宗棠被惊醒后喝问,对方不作应答却迅速驶离,左宗棠立刻叫醒全船的人,可是夜色茫茫,一无所见。事后,左宗棠在寄给夫人的家书中谈到船上遇到盗匪,谈笑间把他们赶跑了。看见这封信的人都认为左宗棠胡说八道。显然,其他人的大意和左宗棠的谨慎导致对这件事不同的看法。那艘触碰他们的船上,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靠近的目的何在?夜间昏黑,不小心触碰后惊醒了左宗棠,如果不是这样,那些人下一步会干些什么?这些恐怕都是未知数,左宗棠认为这件事情很侥幸,值得对夫人一说,便写入了家信,只是夜半惊呼,来船逃走变为“谈笑却之”,跟事实也并没有非常大的差别,至少,整个事件不属于无中生有。

  但向赵烈文讲述这个故事的欧阳兆雄本人的著作《水窗春呓》中《左相少年事》一则中谈到这件事时,具体情节却有巨大出入:“是日,各寄家信,见其与筠心夫人书云:‘舟中遇盗,谈笑却之。’因问其仆:‘何处遇盗?’曰:‘非盗也,梦呓耳。前夜有误牵其被者,即大呼捉贼,邻舟皆为惊起,故至今犹声嘶也。’”

  显然,两个说法的情节有大出入:一个是半夜遭到不明身份的船只碰撞,喝问之下,来船慌忙驶离。另一个则是纯属梦呓,子虚乌有。两个说法出入巨大,后一种应该纯属不着边际蓄意造谣了。然而,这两种说法均出自欧阳兆雄一人之口,岂非子矛子盾?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抑或两种说法都属于讲述者的编排?

  需要注意的是,为什么在介绍左宗棠的时候,非要同时增加这个插曲?证明左宗棠此人不可靠固然是原因,更重要的是赵烈文此行的大背景。咸丰十一年三月,左宗棠刚刚经历了九死一生的乐平保卫战,以五千被团团包围的楚军,打得李世贤十几万太平军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尽管事后曾国藩也奏报了这次胜利,却把李世贤兵马的人数压缩为五六万,而欧阳兆雄在五个月后向赵烈文介绍左宗棠,只字不谈乐平之战,却大肆渲染左宗棠“才气甚高,而虚冒亦甚”,其重点是为了强调“虚冒”二字,并且以舟中遇盗的故事来证明这种虚冒是由来已久的。显然,尽管曾国藩不得不奏报了乐平之战的大致情况并产生了左宗棠被提升为帮办副司令的结果,但对于这次胜利,曾国藩是不予承认的,许多湘军史都对这次战例淡而化之甚至完全省略,也就不奇怪了。只是曾国藩在此战之前祁门大营被断了生路,不得不强行突破徽州并且被狼狈打了回来,惶惶不可终日,而此战以后形势大变,曾国藩高枕无忧并且抽调鲍超霆军支援安庆,使得安庆战场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并最终取得胜利,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恐怕是“虚冒”不来的。

  赵烈文上面这些文字,讲述者是“晓老”,但若干年后,又对曾国藩本人向他讲述这些内容进行了记载。这些讲述当然对赵烈文入职以后的“站队”产生重大影响,他对左宗棠也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偏见。

  后来,赵烈文的同乡丁某向他谈到:“李中丞复城时,祷于关侯,故善后各员日日奔走武庙而已。乡间弥望无烟,耕者万分无一。虽有三年之复,而民实不能耕,虚被恩旨。李少泉闻人言兵勇不戢,辄大怒……自常以东及松郡道路,剽掠无虚日,杀人夺财,视为应然。”“丁又云,今春三月,在浙省绍兴,居民皆已复业,萧山诸境民舟夜行,橹声相应也。杭城百废俱起,复城未两月,已议及海塘,各郡之漕皆减定,颂声大作。以此观之,左公吏治实胜李数十倍。”

  能够来看望赵烈文的老乡,关系亲近自不待言,他的话当然也是可信的,赵烈文虽如实记录,并且坦言左宗棠的吏治比李鸿章好了数十倍,但结尾依然说:“虽心术未能坦然,而民被大德,他眚不足言矣。”即使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他的态度也依然是非常保留的。

  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历来被视为研究曾国藩的核心资料,按照赵烈文的记载,即使以前曾左有过节,但樊燮控案以后,左宗棠“气渐折,又佩帅德,遂修敬先达之礼。十年,廷臣潘伯寅奏左才,诏以问帅,帅力保之。奉旨来帅营襄理军事,帅又奏放帮办,左益德帅,每事必请教后行云。”从这些讲述来看,从樊燮案结一直到“奏放帮办”以后这段时间,左宗棠没有什么失敬、“凌蔑一切”的表现,在军事上更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那么曾国藩也没有理由排斥左宗棠了,可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曾国藩划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左宗棠此时虽然按照咸丰皇帝的命令进入曾国藩军营,却是被限制在这道鸿沟之内的,那么,曾左之间的矛盾,到底责任在谁?曾国藩及其拥趸们的讲述,是否果真符合历史事实,经得起考证和推敲?

平湖月满:《河山曲:追寻一个真实的左宗棠》

以下为网友讨论部分,来源:天涯社区,发表时间:2019.09.05-2019.09.19

2019-09-05

安石:留待细看。曾国藩误报洪福天贵死讯,正确的做法是立即上疏自劾,并感谢左宗棠指正,这样才是真有度量,并有利于湘系内部的团结。湘系式微,根源还在曾氏,一是自裁羽翼,二是排斥左氏(按:其实还有第三点,毋庸明言)。

山醉:有道理,但对于一个步履薄冰的湘军首领,他能做的也许空间并不大。

2019-09-11

平湖月满:对于《能静居日记》阅读以后的想法,纯属个人意见,这里只想提供给感兴趣的朋友参考,各位可以自己去阅读相关资料,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我看过这部日记以后,不仅更加坚定了在《河山曲——追寻一个真实的左宗棠》一书中的看法,而且更加坚定地认为,曾左不和,主要原因在于曾国藩对于左宗棠的排斥,这个观点的依据,只要看一看为什么进入曾国藩军营以后,本来打算第一个去拜访左宗棠的赵烈文,竟然毕生没有见左宗棠一面,却对他产生了牢不可破的成见?其原因就是这个看法的明证。赵烈文的日记中对于曾国藩、曾国荃弟兄感恩戴德、五体投地,但是对左宗棠却深不以为然,无论是收复新疆还是左宗棠去世,照道理都是当时的重大事件,但他的这部日记中没有只字提及。

平湖月满:@山醉:仅仅看幼天王出逃一件事情,也许无法要求曾国藩更多,但在曾左关系中,同样情况的例子极多,曾国藩几乎没有一件做好,和那个由他的幕僚和拥趸们打造出来的“圣人”的境界相差太远,这些,当然就不能用力所不及来解释了。

山醉:造圣是曾氏毕生之渴望,但曾氏应该在经历天津事件后,反悟了很多东西,对左态度发生了转变。

平湖月满:想把自己打造成圣人也许没有什么好说的,毕竟那只是人家的个人喜好而已。但是,如果通过打压别人来成为“圣人”,就多多少少该打个问号了。曾国藩留下了无数名言警句,教导人们如何处世,照道理他本人应该首先践行这些理论,但是,从他牢记对于左宗棠、骆秉章的“仇恨”,几十年念念不忘,并且不断通过身边的人向整个湘军集团灌输这些恩怨的事实看来,他不仅不是什么圣人,甚至未必超过常人。比如,骆秉章和左宗棠行事,就绝对不搞这些帮派活动,他们只从“灭贼”的大局需要出发,去决定自己的行动,绝不掺杂个人恩怨在内。但是,曾国藩则完全不是这样,由于他的影响,湘系将领们跟骆秉章的关系变得相当微妙,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尽管骆秉章有大恩于湖南,有大恩于湘军,甚至有大恩于曾国藩,但是,这样一个人物去世,湘军将领们赠送挽联者,竟然寥寥无几。所以,不要吹嘘湖南人如何如何,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说明了什么,恐怕无论怎样评说都不过分。面对这样的事实,对于曾国藩的“圣人”地位,只能说一句“呵呵”了。

平湖月满:也许我将没有机会修改这部书稿,因此只能把这些想法在这里贴出,供各位参考。对这些看法持不同意见,也欢迎批驳。

  欧阳兆雄对赵烈文讲的这些话,赵烈文当然心领神会,立刻表示了强烈的选边意识,于是通过考察,成为正式的曾国藩的贴身幕僚。同治六年七月十九日,赵烈文的笔记里又记录了曾国藩谈话中亲自向他讲述的这些内容:“起义之初,群疑众谤,左季高以吾劝陶少云(文毅之子)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至仇隙。骆吁门从而和之,泊舟郭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这些文字不仅反映了曾国藩的毫不自省和蛮不讲理,而且充分证明了这个所谓“圣人”心胸之狭窄。这样的事实充分证明:在晚清相当令人瞩目并且引来无数评论和猜测的曾左关系问题中,真正“搞不团结”的不是别人,正是圣人曾国藩。这些反反复复地从曾国藩口中表达的积怨,经过考证过错完全应该属于曾国藩,他从来不去客观验证一下,左宗棠和陶家对于“劝捐”的态度,究竟是因为他们吝啬,当起了“铁公鸡”,对抗曾国藩筹集军饷的举措,还是因为陶澍本人是个清官,临终时并没有给儿子留下特别丰厚的遗产,面对曾国藩的强求,陶家实在无力满足,因为拿不出钱就过不了关,万般无奈之下才不得不去巡抚衙门孤注一掷,寻求出路的。可以说,左宗棠的反应,完全是曾国藩蛮横无理的行动逼出来的,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后来某个时期的掌权者,因为曾国藩曾经身居高位,而向他的后人提出高额的“劝捐”,是否这些人就不采取跟陶家相同的方式求解,而是会从空中变出一大笔钱来满足对方?这个比喻有点残酷,但只要稍稍做个换位思考,曾国藩的不讲理,也就清清楚楚了。可就是这样的思维牢固地坚持了几十年并且将其成功地转化为他的湘军系统的意志,这种荒唐,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曾国藩对于骆秉章也因为在关于王錱的态度方面不一致而关系紧张,他的这种反复念叨,也把骆秉章划入另册,由于曾国藩的权势无边以及写手们的努力运作,骆秉章也遭遇了巨大的不公,其历史地位被严重贬低。事实上,如果没有骆秉章,换一个人担任当时的湖南巡抚,不能及时修复长沙城墙,长沙必然会在太平军的第一波攻击中便土崩瓦解,湖南将走上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条道路;没有骆秉章对于东征湘军不遗余力的支持,即使曾国藩能够实现第一次出省,也绝不可能在他水陆俱败,丧失了所有家底坐困南昌以后,还可以迅速恢复元气,恢复之前的规模和装备,卷土重来;没有骆秉章毫无芥蒂和不分畛域的支持,派出王錱转战江西,不可能在曾国藩委军奔丧,躲在家里十六个月以后,竟然会有一个“全省肃清”的江西等待他复出,而这种局面正是曾国藩获得两江总督宝座的“物质基础”。这些基本事实,曾国藩都全然不顾,由于气量的狭小,始终把骆秉章列入另册,实行打压。

曾国藩画像

  曾国藩的这些心心念念唠唠叨叨,当然是持之以恒、由来已久的。对赵烈文是如此,对其他人呢?例如另外一个曾经的幕僚、他的心腹弟子李鸿章,难道会根本不吐露这种心声?尽管曾李的地位远非赵烈文所能比,他们间此类文件应该在晚清就进行过相当彻底的清理,我们无法看到真相,但从李鸿章被迅速提拔到可以跟左宗棠相抗衡的地位并且上位以后便毫不掩饰地终生以打压左宗棠为能事的事实来看,人们很难相信,李鸿章没有经过和赵烈文一个模式的培训和熏陶。同治年间的晚清官场,尽管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插曲,但曾国藩和李鸿章强强联手,共同在军饷、人事、舆论等等方面打压左宗棠成为一道非常明显而强劲的旋律,究其原因,不过就是上面这些被曾国藩一直念念不忘的过节,而仔细探究一下,这些事件中,曾国藩都是根本不占理的一方。

  然而,由于在官场中占有了绝对优势,因此也就控制了当时的舆论,赵烈文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平日里的应酬极其频繁,能够跟他这位大秘交往的,除了够级别的一些湘淮将领和地方官员以外,还有相当多的文人,由此当然也就形成一股巨大的舆论力量。

  反观骆秉章和左宗棠,他们对于曾国藩没有丝毫畛域之见,他们把对于曾国藩的支援,始终看作自己分内的工作和职责,从来没有将曾国藩算作“另册”,不仅如此,骆秉章和左宗棠个人之间的关系,也绝无朋党色彩,没有丝毫的帮派意识。曾国藩的作派和骆左相比,差距不是一点点。(以下文字为9月19日续补)

  骆秉章和左宗棠,不仅没有帮派意识,也没有控制舆论的企图,他们把一切都留给后人去批评说,自己不置一词,两个人在这一点上也不约而同:他们都没有在晚清留下传记,最早的左宗棠传,是他去世半个多世纪以后美国人贝尔斯用英文写下的;最早的骆秉章传,则是不久之前才由岳麓书社出版,这种情况跟曾李在晚清安排写手大造舆论甚至篡改历史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

骆秉章画像

  坊间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文章说曾国藩如何提携了左宗棠,左宗棠却在翅膀硬了以后“叛出师门”,跟曾国藩反目。这类文章很多,可惜全都经不起任何考证。

  咸丰是个苦命的皇帝,刚刚上位,广西就乱起来了,各地出现匪患,先是小打小闹,遭到焚劫的或数十家,或数百家。可后来情况愈演愈烈,仅象州一地就有五百个村子报告遭劫,苍梧县赤火村甚至整个村子被全部焚毁。他只能命令广西巡抚郑祖琛、广西提督闵正凤采取严厉措施迅速镇压。可是情况根本没有好转,只能派周边的广东、云贵、湖广、江西进行支援。他不熟悉满朝的文武,只能一个个地尝试,钦差、总督、巡抚、提督们,文的武的走马灯一样地调换,甚至把先帝留下来的肱股大学士赛尚阿也派上了前线。可是,所有这些被寄予希望的大臣们,全都让他失望了,即使在战争中被他重用的何春、向荣,后来也全都以惨败告终,洪秀全定都金陵跟他分庭抗礼,战祸蔓延好多个省份,亿万生灵遭到涂炭。

  发生了樊燮诬告案以后,为了搭救左宗棠,一些人顾不得其他,拼命向咸丰陈情,诉说左宗棠人才难得,希望咸丰能够从长计议。咸丰最终听进去这些建议了,回心转意,不再追究所谓的“劣幕”问题,将左宗棠派往曾国藩军营。他没有理会曾国藩的再三拦阻,也没有理会将左宗棠委以藩、臬进行提拔的建议,而是原封不动,以四品卿的资格将他调入湘军。咸丰这样安排,不是不打算重用左宗棠,而是希望看一看左宗棠到底在战场上的表现如何,那些关于他的举荐议论到底是否属实,然后再来决定如何使用,因为自他上位以来,一直在苦苦寻找军事方面的人才,如果左宗棠真的是这种人才,那么,他肯定会受到重用,目前只是缺少一个验证而已。

  乐平一战,左宗棠以五千之众对抗十多万太平军,战前,曾氏兄弟认为“徽州必胜,左军必败”。当左宗棠被李世贤的人马团团围在垓心的情况下,曾国藩没有派出一兵一卒进行救援,他在坐等那个左宗棠必败的结果,只要左宗棠的五千楚军报销了,即使其本人不死,接下来就好办得多了。然而,左宗棠竟然在绝境中创造了奇迹,打得李世贤彻底丧失了信心,不再恋战江西,而是全军撤退浙江,使得整个江西战场出现重大转折。这个结果充分彰显了左宗棠的军事能力,也是他被提拔的关键,不难看出,这个关键跟曾国藩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一个让左宗棠自生自灭的时候,却出现了奇迹,情况根本不在曾国藩的计划之内。赵烈文的日记也充分反映曾国藩对于左宗棠的这次胜利实际上是不以为然的,尽管不得不奏报朝廷,内心却是以“虚冒”来看待的。事后,他迟迟不让左宗棠增援浙江,即使在清廷用密旨咨询他对左宗棠的使用意见时,以“不可当方面”答复。此时刚刚通过政变上位辅佐慈禧担纲朝政的恭亲王奕䜣没有采纳曾国藩的意见,“违众用之”,才使得左宗棠成为浙江巡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写手们把左宗棠的迅速提升说成完全是曾国藩“提携”的结果,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曾国藩把自己作为提携左宗棠,以及在樊燮案中起到关键救援作用的恩人,似乎也有点大颜不惭。

2019-09-12

平湖月满:

  从左宗棠毕生的打仗、施政、洋务、操守等等方面来看,作为一名官员,恐怕可以指责的地方不多,曾国藩的手下,有多少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他希望什么样的僚属?作为一名级别非常高的大吏,对于左宗棠这样的人不推崇,不赞扬,却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诋毁,竭尽全力孤立之,的确是不能不令人非常遗憾的。即使曾国藩晚年对左宗棠的认识有所改变,却已经晚了,难以弥补和挽回几十年来对于左宗棠的负面攻击,并且,这些改变即使有,也仅仅局限于曾国藩内心而已,并没有用以改变他几十年间所施加的负面影响,例如赵烈文这样的心腹,日记中就没有一个字对于这种影响的改变,因此,到底有多少价值,也是值得思考的。

2019-09-13

hwzxaww:

  从楼主的描述中看出曾有很强的宣传洗脑意识和能力。曾的宣传洗脑愚弄和欺骗了他人,这样的对手当真是危害巨大又非常难缠的。

  其实洗脑本身是件平常事,不同在于用什么来洗,洗完是提高了认识水平还是降低了认识水平。

平湖月满:

  @hwzxaww:我觉得曾国藩倒也算不上什么洗脑的高手,否则,为什么在咸丰九年以前一直焦头烂额的时候,他不施展这种神奇的手段去改善自己的状况,获得广泛的支持,而是甩手回家躲了起来,闭门不出?十六个月复出以后,清廷委以两江总督之位,骤然间权势倍增,让许多人看到攀附曾国藩是一条迅捷的进身之道,便迅速向他靠拢。只要有了权势这个东西,便可以说一不二,任你指鹿为马,立刻就有大量附和之声,没有人管其间的是非曲直。当然,对于附和者中声音最大的人少不了好处,于是这个权势打造的雪球便快速地越滚越大,像骆秉章、左宗棠这些根本不去经营舆论的人,当然也就根本不是对手。

  曾国藩向陶桄“劝捐”,本来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陶家根本拿不出他所要求的巨额数字,这个错误决定了这件事情只可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必然失败。问题是事后,曾国藩这个整天念念有词告诉别人如何加强修养,如何识人处世的圣人,却根本不去反省一下自己在这个事件当中是否有什么过错需要改正,是否对于一些相关人员需要表示歉意,这些都没有一丝一毫的记载,我们只看到他把冲天的怒气转嫁到别人头上,终生牢记,并且在以后不停地对身边的随从们反复念叨。如果他仅仅是个下层也就罢了,无足轻重,偏偏他又骤然间平步青云,成了南方的最高长官,于是事情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只要是他的意志,自有欧阳兆雄一类的人去帮他实现,受到影响的赵烈文等等,立刻就心领神会去选择自己的立场,然后再用这种立场去影响其他人,雪球就这样滚动起来了。

  曾国藩划了圈子,圈子外面的人,即使你刚正无私,即使你能力超群,即使你恤民爱民,即使你两袖清风,即使你是那个时代对于国家贡献最大的人,只要你不属于圈子之内,便照样黑你。有学者认为研究晚清史,应该从重建基本历史事实开始,我觉得这是至理名言,因为某些权势者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对于当时的许多历史事实的陈述,都掺入了大量的私货,这些私货根本经不起考证和推敲,需要后来的研究者们将其剔除。当然,由此包装出来的圣人一类的头衔是否合适,也需要在历史真相恢复以后重新评判。

2019-09-14

山醉:

  楼主,我看了一下美国人的《左宗棠传》,理解不全面。个人结合军事战略分析看来,左宗棠之所以坚持收复新疆,并想确保越南利益,他有否可能是针对大清复兴做了规划。我尝试分析了一下洋务运动时期的状况,战略上来说,南方是经济利益所在,必须保证,日俄两强邻虎视大清的情况下,其实让它们相争才能取利,外交战略上应该让他们甚至列强在朝鲜半岛互相争斗为上。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意义还在于可能为向西迁都做后手准备,将朝鲜半岛引入列强战火,再依托完整的南方和稳固的西北,完成最终版的同治中兴。。。

平湖月满:

  @山醉:我不这样认为。

  左宗棠虽然凭借战功,硬是“打”进了晚清的决策圈子,但在这个圈子里,他只是一个被高度边缘化的人物,像先生所说的这些战略决策即使有,也轮不到左宗棠。很能说明事实的例子,就在海塞之争的前两年,左宗棠仅仅一步之差就被撵回了老家,这件事情清廷和曾李是串通一气的,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异议。即使到了海塞之争的时候,刚开始也轮不到左宗棠发言,他是后期才加入的。当然,左宗棠的意见相当具备说服力,可以说高瞻远瞩,慈禧不得不采纳,即便如此,也是在文祥表态支持以后才决定的。

  贝尔斯的书,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极具参考价值,但是,也有一些想当然的看法,例如他对于马化龙应该全力进击陕西的主张,我在自己的书中已经表示了不同意见。新疆之役时,列强争夺的焦点在西部,以后才逐渐东移到东北亚,英法和俄罗斯互掐。如果说这时候中国应该让出朝鲜半岛坐山观虎斗的思路能够成立,那么更早一些时候,退出新疆让英俄在那里摆开战场岂不也很合理?显然,左宗棠绝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同理,他大概也不会认可退出朝鲜让别人去那里互相争夺,中国的利益范围就是中国的,应该全力捍卫,寸土不让。所谓让出某个地区给外国人去大打出手,其实是一种无能的代名词和遮羞布,当年出让东北,不是也有让日俄去那里两败俱伤的“理由”吗?

  至于西迁更是后来的不得已之举,事前根本不可能预计,如果清廷果真倚重左宗棠并且由他来进行这类长远的战略规划,他一定会在事前竭尽全力避免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而不是事到临头才手忙脚乱地西迁,那只是一种没头苍蝇的亡命之举,根本不是有计划的战略决策。很遗憾,慈禧当朝的时代,这个位置一直由曾国藩和李鸿章占据,左宗棠尽管也间有机会发言,但真正说话有分量的是李鸿章,不是左宗棠,否则就绝对不可能在金积堡战役过程中发生撤换他的一系列举措了。尽管那个举措从来不曾被人们提及,但蛛丝马迹历历在目,根本无法否认。所以,我觉得先生描述的蓝图,肯定不属于左宗棠。当然,尽管他遭到排斥,但是每当看到整个朝廷步步退让,在事关国家强弱的关键问题上,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时,每每会挺身而出,全力抗争。只是他的抗争并不符合慈禧的意志,因此实际上总是以失败告终,收复新疆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却依然在事后遭到李鸿章的百倍报复。

2019-09-15

山醉:

  现在历史书也在不断修正,课本居然提及曾赵预言清王朝灭亡,其实应该再加上左宗棠的临终遗奏,才算相对全面在那个时代曾赵说明了清灭亡的原因,而左给出了解决办法。

  涉及军事,地缘上来说,我觉得恰恰可能是英国介入新疆,让左看到了收复新疆的时机,我不知道左是否了解欧洲,但欧洲主流传统上嫌弃俄罗斯,现在也还存在这种现象。

平湖月满:

  @山醉:我同意先生的看法。就是因为英法与俄罗斯相抗,使他们感到可能守不住阿拉斯加,最后才低价卖给美国的。而西部不仅有英国的抗衡,更有俄罗斯刚刚借巨额外债和土耳其进行过对决,国力疲惫。左宗棠始终把备俄作为一个大目标来处理新疆问题,尽管西部同样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但他始终坚持中国的根本利益应该坚守,而不是在种种犬牙交错的情况下步步退缩,这个思路和李鸿章是截然相悖的。在左宗棠的设计中,恐怕从来没有把新疆让出去,任由列强们在那里展开角逐的方案。

  至于赵烈文预言晚清灭亡时间的话题,当下被炒得很热,我以为其中不乏吹嘘的成分,他也有估计失误的情况,绝非百发百中的神仙。赵烈文的日记中,有很多推演周易的记载,用这种方式预测未来是否可靠,我想至今尚缺乏科学的证明。赵烈文也有预言流产的情况,例如,曾国藩剿捻失利,被李鸿章取代,回到金陵以后倍感不爽,多次议论李鸿章战况不佳,遭到议处,总想着自己翻盘。同治六年八月初六,赵烈文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归署,涤师(曾国藩)来久谈,言捻势猖獗,已至沂州境。李帅以调度乖方,奉旨议处。东抚(山东巡抚)丁宝桢革职留任,摘去顶戴。李帅尚欲守运,恐益无把握,将来事仍要到吾身上。自顾精力如此,终至偾误,奈何?余(赵烈文)曰:烈来此后侧听时事,审知胶运两防之决不能集久矣。古人“穷寇勿遏,围师必阙”,况以疲卒当方张之寇,而欲置之死地,一鼓荡平,其可得乎?天时人事必当向属吾师,师幸勿为苟且目前之计,劳神于不急之务。天下幸甚,生民幸甚。

  这段文字反映了曾李虽然联手,但彼此间也有很多争夺。此时,曾国藩认为李鸿章负责剿捻将近一年,“调度乖方”,清廷震怒,期待接下来自己重新上位,而赵烈文的评论则说自己已经听到很多消息,都是关于山东的剿捻不能成功的议论,他自己也认为李鸿章违背了“穷寇勿遏,围师必阙”的用兵法则,不可能取胜,早晚仍旧要由曾国藩主持大局。这个判断,显然与后来的情况不符,曾国藩当然就再也没有重新翻盘,只能终老于两江总督之任。因此,把赵烈文看成一个可以预知天下大事的神人,显然是一种错觉。

  左宗棠并没有参与赵烈文的预言活动,但他在李鸿章的海防必败无疑的问题上,认识明确并且建议清廷应该从长计议,另行设计海防的管理模式和人选,并且专门为此拟写了奏折。他在临终时的遗疏中,也为国势日衰,不仅在中法战争这个关系国家强弱的重大关键问题上出现重大失误,很可能在将来列强环伺、东洋思逞的形势下,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的状况感到深深的忧虑。他虽然提出了改变这种状况的设想,但在慈禧当朝,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情况下,这些建议是不可能有人听的。左宗棠并未预言大清国何时覆灭,但这种朝廷的大格局无法改变,灭亡也只是迟早的事了。他的议论,比赵烈文更加翔实可信,只是没有那种算命先生式的时间估计,只有大的走向的基本判断。

山醉:另外想请教一下,沈葆桢跟左宗棠之间关系裂痕究竟是新疆军费贷款问题造成的,还是由于海军建设理念原因(个人觉得左不看好北洋建设)。

平湖月满:

  @山醉:两江总督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没有李鸿章点头,沈葆桢是不可能获得这个位子的,他既然出任两江总督,就已经表明在左李之间的选边已经清清楚楚。尽管如此,他和左宗棠毕竟有过历史交往,两人又从未有过过节,于是左宗棠明知上述情况,但新疆之役的军饷必须通过借款才能解决,而借款代理人只能找沈葆桢,就一次又一次地请求沈葆桢代理新疆军费的借款。从程序上来说,这样一次国家行为,由两江衙门公事公办完全合理,但沈葆桢不仅拒绝了左宗棠的请求,而且上奏朝廷坚决反对出兵新疆,彻底堵死了为新疆借款的途径。对此,李鸿章大加赞赏并且坐等新疆之役中途夭折。“西师”已经由于断供不得不停兵待饷,这样不仅浪费了大量时间,而且空耗军费,将大大增加整个战争的支出。万般无奈之下,左宗棠才不得不请胡雪岩出面代理,请注意:这种情况在程序上是不正规的,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沈葆桢同意代理,关于新疆军费贷款的各种纷纷扬扬,将不复存在。事情到了这一步,左沈二人当然也就彻底决裂了。海防建设理念方面的差异,毕竟属于“柔性”的问题,和这件事情比较,影响之巨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左宗棠的遗折虽然篇幅很短,却是了解左宗棠的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左宗棠在遗折中陈述了自己对于晚清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的看法:列强环伺眈眈,且东洋思逞,危机四伏。如果不能并力补牢,先期求艾,这个国家必然会“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为了避免这样的结局,必须立刻就海军、铁路、矿务、船炮各项当务之急及早施行,“以策富强之效”。

  但是,因为上述各项工作全都基本上由李鸿章控制,而在左宗棠看来,李鸿章的“居心”存在问题,因此他强调“居心为万事之本”,希望清廷能够日近正人,广纳谠论,移不急之费以充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只有这样才可能战胜前面所说的危机。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那种最坏的结局也就已经注定,把这个结局解释为大清王朝的覆灭,亦无不可。此时的左宗棠只能发表这样的意见,对于整个国家的一切,他已经无能为力。

山醉:我也是最近在网上跟人争辩时,才明确一些看法:中法之战应该确实如左宗棠所说的那样极其重要,甚至可以此战的结果提前宣布了洋务救国的破产,由李鸿章所作所为及其后果来说,让湘淮两系彻底决裂,走向互相伤害的不归路。个人感觉左的奏言,可能就是暗示亡国。

平湖月满:收复新疆的结果,已经使得整个世界眼睛一亮,对中国刮目相看,在英国人眼中破天荒地称中国为“强国”,这是整个晚清绝无仅有的事情。如果接下来中法战争再以胜利结束,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必然会进一步加分,而实际上却怂成一堆,当然也就适得其反了。

2019-09-16

安石:曾纪泽通过谈判收回伊犁后赵烈文倒是记载了,但他对曾纪泽是嘲弄的态度。

平湖月满:赵烈文在光绪六年十月曾经相当详细地记述了曾纪泽使俄的情况,并且对于清廷和曾纪泽的处置进行了评议。这时候谈判尚未有结果,次年正月谈判结束伊犁收回以后,赵烈文似乎再也没有提及收复新疆、收回伊犁的问题。我以为在伊犁问题上,赵烈文所持主张是收回国土,跟李鸿章的主张放弃还是有区别的。但是,此时曾国藩已故,李鸿章当朝,李对于新疆问题的态度和立场众所周知,赵烈文这样三缄其口应该有存在顾忌的原因。既然这部日记有着明显的倾向性,当然也就有了立场和视角的偏颇,问题在于后世几乎都把这部书单单作为“核心史料”来引用,却忽略了作者的主观倾向对于各种问题和人物看法的有失公正的缺陷,这种忽略,当然也会影响到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

安石:即使他(指赵烈文)的看法改变,也不敢说什么;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人们也不敢在这些问题上轻易表态。

平湖月满:是的。正因为如此,这本书中各种观点的公正性都因为权势的影响而产生偏移,这是后世的人们在阅读这部著作时不能不高度重视的。

山醉:我个人其实对中法之战更为看重,收复新疆赢得了一定国际地位,而中法之战也许就是中兴的转机。中法之战,清流主战,由张佩纶主持福建海战,左宗棠居然没有阻止,但他却施压李鸿章调北洋的扬威、超勇两舰前往南洋,战前又被李鸿章防范日本把二舰调回,不知是否属实。湘系亲左将领刘长佑居然在1881年建议主动进攻日本,感觉亲左派将领各个都不错,居然全落得跟左近乎一样的结局,真是有点可惜(搜集可能不准,见谅)。

2019-09-17

平湖月满:

  慈禧和李鸿章绑得铁紧,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无论左宗棠怎样努力,都不可能在最后绕过慈禧这一关而取得胜利。中法战争中,左宗棠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主动,将他调离掌握相当大财权的两江并且派往福建,其实都不是为了让他参战,而是为了给李鸿章的和谈扫清障碍,仅仅是羁縻之术而已。左宗棠从福建好容易通过法军封锁的海峡派往台湾的由王錱的儿子王诗正率领的1500名士兵,所持的竟然是已经老掉牙的前膛枪,这个简单的事实不仅说明了左宗棠的无奈,也说明当时的人、财、物大权都由李鸿章一手控制,慈禧根本没有指望左宗棠去重创法军,只要他能够不影响和谈就万事大吉了。这一时期,左宗棠的朋僚刘璈、王德榜都遭到清算并且身处险境,胡雪岩则被彻底击溃,还有像周崇傅、王嘉敏等人的被打压等等,都可以证明这样的基本态势。同样的原因,一些人在这样的基本事实面前猛吹刘铭传在台湾“抗法”的巨大成就,实际上也是很搞笑的。刘铭传早早就从他所把守的基隆开溜,让那里成为法军的一个基地,而孙开华把守的沪尾则打退了法军的一次次进攻牢牢地守住了。刘铭传显然和越南前线的淮军一样,在贯彻李鸿章消极应战的方针,但最终孙开华却遭到压制而“事功不显”,刘铭传却由此成为巡抚并且大红大紫。各种原因当然是和李鸿章控制大局分不开的。

李鸿章

  对于李鸿章的海防,不仅左宗棠根本不看好,赵烈文也同样不看好。

  赵烈文早在李鸿章出任苏抚之前就代表曾国藩频繁与之沟通联络,长期保持密切联系,而且在同治后期多年在李鸿章主持的直隶担任知州,对于淮军内情和李鸿章本人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尽管不能不顾忌李的权势,但依然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谈及淮军驻津者皆令赴海滨屯田,兵勇虽来自田间,而逸乐已久,不甘劳苦。又统领营官朘削日甚,食米、旗械、号衣之外,下至包头、裹腿均制办发给,而扣应食之饷,每人每月不得一金,将士嗟怨,逃者纷纷。每哨仅十余人,将弁利其虚伍,以为干没。闻之可为寒心。自军务稍息,合肥公专务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仆勤者退,凡不急之务,如兴造土木、捐创善堂及官幕、游客或赡家或归榇,或引见或刻书,均勒令营中资助。甚者嬉游宴饮,挟妓娶妾,无不于焉取之。武人多获穹爵,其巧捷者知头衔无益于事,而欲求补署,则非联络要近不可,故悉力奉承上心。顾坐营无掠夺之利,办公薪水又仅足日用,不得不设法渔猎,将习巧宦,而士有离心。当此海疆多事,隐忧甫切,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显然,淮军的情况和新疆“西师”的情况大相径庭,随着李鸿章的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所向披靡,这种情况就更加日甚一日、积重难返,到了甲午战争,李鸿章百般推脱根本不敢上阵,原因也就可想而知,结果则更加可以预料。应该说那样的溃败,早在赵烈文的这些描述中就已经清清楚楚,毫不奇怪了。奇怪的只是甲午战后,大量的真相被掩盖、大量相关的证据被销毁,举报者则遭到报复,地位低的发配充军,地位高的也被打发到边远地区了此残生。到了一百年后的今天,李鸿章竟然被描述成了天下最大的背锅侠,人们对李鸿章的问责,成了奇冤一件!

  事实果真如此吗?

2019-09-18

山醉:

  前次聊跟沈葆桢跟左宗棠关系决裂,我忘了时间关系,沈作为船政大臣将南洋水师经费给北洋,左表示反对,之后才发生新疆借款问题才导致决裂。不过不清楚他们真正决裂的时间点。我原本跟人讨论甲午,结果论着论着发现原来中法之战才有可能是根源,又上溯到新疆问题。现在想来,说慈禧、李鸿章断送大清,确实没错。估计清廷满贵权斗,应该有可能对左也造成了不小影响。

2019-09-19

山醉:

  我和很多人都有种私心:泱泱大清,应该还是有机会逆势翻盘的。但现在想来,其实我们对那时的世界形势、西人感观、国家情况、清朝的自我定位都不够深入,总以局部论成败,导致诸多谬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弱国无外交,言简而理明,示弱者,终究是不配得到尊重的,无论这种示弱是真或假,唯有秀秀肌肉才能得到尊重。

平湖月满:

  @山醉:南洋向北洋出让400万两的海防经费分配权益,属于李沈之间的私相授受,应该和外人关系不大,我想,左宗棠未必会对此直接表示意见。但是,沈葆桢通过此举向李鸿章示好,则是毫无疑义的,这个举动至少是他对于自己出任两江总督的一种回报,充分表示他已经站到了李鸿章一边。

  接下来,新疆之役即将开始,但军饷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左宗棠于光绪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提出请求清廷准许按照上一年日本侵台时,沈葆桢议借洋款一千万两,每年八厘利息,分十年筹还的约定,请现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代理新疆借款,以解燃眉之急。光绪二年正月七日,沈葆桢就左宗棠请求他代理新疆借款问题向清廷发表了意见,写了很长的奏折表示反对。他断言“筹议关外饷需,碍难借用洋款”,并且无视已经落幕的海塞之争决定出兵的结果,重新发表这样的意见:“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回部皆其土著,根深蒂固,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似非一二年所能就绪。即使事机至顺,逆回弭首,诸城尽复,与俄为邻,互市设防,正重烦朝廷擘画,而非放牛归马之时也。”认为出兵新疆对于中国是个永无宁日的无底洞。“顾臣等窃以为左宗棠此行,不当效霍去病之犁庭扫穴,而当师赵充国之养威负重,将帅无赫赫之功,而国家受万全之福。诚能扼其冲要,坚壁清野,开水利,广屯田,考畜牧,关外多一分之产,关内则省一分之运,反客为主,胁从者稽首归命,渠魁亦束手就缚,较之糜血肉于坚城之下,求万有一然之胜,其得失岂可同日而语耶?”他认为左宗棠应该在新疆通过屯田、畜牧,用不着花多少钱,就可以让那里的叛贼“胁从者稽首归命,渠魁亦束手就缚”而万事大吉,这样做比克城攻坚轻松得多,而采取军事行动失败的可能性极大,只能有万分之一取胜的概率。他甚至暗指左宗棠跃跃欲试,是贪图“赫赫之功”,置国家安危于不顾。通过这种理由,他坚决拒绝由两江出面代理新疆借款事宜。由此,左宗棠碰了个大钉子。

沈葆桢画像

  清廷把这个奏折转发给左宗棠,让他“通盘筹划,于国计、军饷两无妨碍,方为有济。左宗棠公忠素著,自能计出万全。”李鸿章本以为沈葆桢此奏可以让新疆之役当即熄火,兴高采烈,听说转发左宗棠的消息之后,则咬牙切齿,认为是“大谬”。

  左宗棠不得不就此进行答辩,陈明“臣之奏借洋款,原因各省关应协款项积欠成巨,陈陈相因,驯至洋防议起,照常年又减至一半以外,频催罔应,计无复之,万不得已而有此请”。于是,清廷于光绪二年三月初一下旨,由户部划拨二百万两,各省提前解拨西征协饷三百万两,准许左宗棠借洋款五百万两。此时距离战幕拉开只剩两个月了。

  剩下的五百万两借款如何落实?左宗棠于光绪二年四月十三日继续上折称:“伏维出塞之师,实缘局势所在,不得不然,迥非黩武穷兵、侈言远略可比。”这是一件形势所迫、必须采取的措施。在陈述了借款原因以后,又说:“所以必商之两江者,上海为中外商贾银洋汇萃之所,商借洋款,恒必由之;而现任督臣原有借定未用之款,重理旧说,息耗不至顿增。兹窒碍不行,复奉谕准借五百万两,自行酌度,敢不切实图维,以期周妥?”

  至此,借款事宜已经不能指望沈葆桢,两人的关系显然已经决裂。如果非要确定一个时间节点,我以为应该以沈葆桢那个拒绝代理借款更反对用兵新疆的折子的发布日期为据,这个折子事实上反映沈葆桢已经彻底投靠李鸿章,跟左宗棠完全划清了界限。

  新疆军饷,光绪三年“四月以前收到各省关协款不足三十万两,尚未若从前报解之勤。”虽然这时西师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以及北疆除伊犁之外的所有失地,接着又攻克了达坂城、吐鲁番和托克逊,第一、第二阶段战役胜利结束,南疆门户洞开,但是由于军饷遭到严重卡压,不得不原地待命,浪费了整整四个月的宝贵时光,直到胡雪岩以私人钱庄担保借来了外债以后,战争才避免了中途夭折的命运,南疆得以收复。

  通过这些情况的回顾,想就网上流传的一些说法谈谈自己的看法。

  1、关于慈禧拍板新疆之役,的确是客观事实,海塞之争结果,如果没有慈禧拍板,中国根本不可能出兵。尽管如此,慈禧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这个判断通过他允许沈葆桢拒绝代理借款以及无视李鸿章对于新疆军饷的极度挤压可以证明。面对明显的国内官场的挤压,新疆之役军饷缺口巨大,不得不寻求外债,本来,两江总督代理该项业务天经地义,但沈葆桢断然拒绝以后,慈禧便不再干预,听之任之,仿佛她根本不知道这样一场大规模远距离的战争,军饷必不可少一样。

  后来,胡雪岩的私人钱庄代理借款,解决了这个难题,新疆收复,国家从中获得了极其巨大的利益,但是,胡雪岩却为此承担了关系钱庄生死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胡雪岩无偿为国家提供服务,不得赚取利润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但慈禧在任凭李鸿章对胡雪岩进行报复以后,还因为他借款过程中赚取了回扣,下令对胡家查抄。这个事实同样可以证明慈禧对于新疆之役的拍板是动摇的,她的算盘珠子一直是由李鸿章来拨动的。

  2、关于左宗棠专门拣高利息来借外债,通过上面的转录可知,请沈葆桢代理借款的目的之一,正是为了减少利息,所谓左宗棠专门希望高利息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另外,沈葆桢的借款年息八厘,而胡雪岩的借款年息一分二厘,差额巨大。但沈葆桢借的是“烂番银”(银元)而还的是实银,期间也存在巨大差额,而胡雪岩借的是实银,还的也是实银,两相抵消,中间的差额并没有那么大。

  3、关于新疆之役中国军队使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这个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洋枪洋炮需要自己花高昂的费用去购买,没有人划拨,因此,当时的先进装备只有淮军拥有,西师的武器比淮军差很多,原因是他们没有钱。只要看看左宗棠当时关于军饷情况的描述以及军饷筹集的艰难乃至四位新疆之役帮办大臣临终时个个“几无以敛”的情况就不难判断,所谓新疆之役的清军配备了加特林机关枪等一流武器的说法其实是靠不住的。当时的西师最先进的装备就是220支后膛七响枪,它们每支配备八十个弹夹,共560发子弹,这批弹药充足的快枪,使得清军的先头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所向披靡,但是所花费的成本则非常有限,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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