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谈论质料先天吗?

十目果
2021-01-27 15:57:23 看过

——解读《先天与形式一般》[1]

 

 

1913年发表的《先天与形式一般》(收录于《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上册)中,借助对传统哲学对“形式-质料”的界定方式、尤其对康德的批评,舍勒明确提出了“质料先天”:“唯有彻底地扬弃这一旧的成见,即:‘理性’与‘感性’的对立便可以穷尽人的精神,或者说,对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做非此即彼的划分,才有可能建造起一门先天-质料的伦理学。”(p.13)对舍勒而言,为建立一门既是先天和明见的、同时又基于情感的伦理学,有必要借助一番前伦理学(乃至比元伦理学更为基础)的现象学思考,为质料先天的登场清淤。

因此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认为,舍勒面对的主要有三个问题:1、有没有质料先天?2、假如有,“质料”与“先天”分别具有何种本质(“是什么”),其意涵如何区别于传统哲学中的使用(“不是什么”)?3、质料先天如何被给予我们?这三个问题的回答被穿插在有关“先天”与“形式”处于何种关系的讨论中。

 

在第一节,舍勒首先将“先天”界定为“通过直接直观的内涵而成为自身被给予性”(p.2)。这个界定涵括三个要点:首先,先天的被给予方式是直接直观,即舍勒所说的“本质直观”或“现象学直观”,这种直观是一种意向性关系,具有无中介的直接性;其次,不同于康德将先天与属主体的先天形式相绑定,在本质直观中,先天是作为直观的内涵与相关项出现的,它“完全属于‘被给予之物’,属于事实领域”(p.3);最后,先天作为被给予之物,所给予的是“自身”,它“不可能更多地被给予,也不可能更少地被给予”(p.2)。

在这个意义上,舍勒将“先天”同本质性(Wesenheit)、何物性(Washeit)划了等号。它是一种“现象学经验”和“现象学的事实”,前者区别于自然经验与科学经验,后者区别于自然的事实与科学的事实。现象学经验区别于其他经验类型的特征,在于“直接性”和“内在性”。直接性意味着“唯有现象学经验才给予事实‘本身’并因此而是直接的”(p.3),因此,现象学经验只能被指明(aufweisen),而无法在一个预设好的框架内被演绎或证明(beweisen)。与这种“直接经验”相反,其他经验类型都是“间接经验”,它们或多或少借助象征、符号或指示的中介,并根据直接经验而进行[2]。所谓内在性——“唯有现象学经验才是纯粹‘内在的’经验”(p.4),是指被意指之物与被给予之物的完全相合(Deckung),这两者的分裂与相互外在恰恰是其他经验类型必然具有的特征。舍勒的陈述使人联想胡塞尔在“第一研究”第八节中关于“孤独内心独白”的提法:一个意指在独白式的纯粹表达中能够和行为经验绝对地接近,这个经验因此完全在内,直接地对主体在场。

在“直接性”与“内在性”的特殊标画下,舍勒能够将“先天”归为一种经验的被给予之物,它“必须在现象学经验的范围内成为直观的‘质料’和‘对象’”(p.5)。现象学经验的提出既打破了康德对于“先天-后天”和“前经验-经验”的绑定——既然存在一种先天的经验;也打破了“先天-后天”和“形式-质料”的绑定——既然先天在现象学经验能够作为一种质料被给予。

因此在第三节开头,舍勒高调反对了康德设置的绑定关系:“‘先天明见之物’的领域与‘形式之物’毫无关系,并且,‘先天’-‘后天’的对立也与‘形式’-‘质料’的对立毫无关系。”(p.5)先天与后天的区别是绝对的,但形式与质料之间只有相对的区别。将后一对区别与前一对区别相绑定的做法是一种应当被置入括号的“盲目设定”。这并没有走到对康德所谓的先天形式的全盘否定,而是在于指出,当康德将先天等同于“先天形式”,并相应地将后天经验等同于感性质料时,他既缩窄了“先天”本应能指明的东西,也限制了“经验”一词的涵括范围。“将‘先天之物’等同于‘形式之物’的做法是康德学说的基本谬误。”(p.6)因此,经由本质直观对现象学经验的发现,在形式与质料的二项对立被相对化的地方,一种质料先天成为可能。

康德的另一个谬误,在于把经验性的被给予等同于感性的被动接受,后者对立于知性的自发构形。在舍勒看来,感觉本身不同于在这个感觉中被给予的东西。感性并不是对“被给予之物本身”的规定,仅仅是对“质料如何被给予我们的方式”的规定。本质直观使得一种独立于感性的本质给予是可能的。一方面,本质直接地被给予,无需先天直观形式(时间与空间)为它事先构形。一个立方体的被给予绝不是作为感性杂多材料被我们综合起来,它给予我们的正是作为整体的自身,反而在我们有意将它切割为“角度性的面的外观”时,仍需加入新的经验行为。另一方面,本质的给予独立于感性直观,无需以后者为基础却和后者同样原初,这是舍勒与胡塞尔在本质直观问题上的观点分歧[3]。“一个‘纯粹的’感觉是永远永远不会被给予的。它永远只是一个需要受到规定的X,或者说,一个我们用来描述那些依赖性的象征。”(p.10)一个本质的直接被给予丝毫不依赖“感觉”[4],后者无法被给予,只能在一种掺入了新行为的非直接的境况下发生。因此,必须取消“本质的给予”与后天、感性、被动接受性相绑定的预设。

这一点对于价值质料亦是同理。康德伦理学中,由“理性规律”规定的意愿是先天被规定的,被质料规定的意愿则是由感性感觉状况后天规定的。这是一个与认识理论的谬误同构的错误。在意愿中,直接被给予的是价值质料,其次才是对价值的感受及其“感性内涵”的间接伴随显现。感受状态乃至整个意愿行为本身都将受到自身被给予之物的奠基:“一切意愿都奠基于质料之中;然而它们仍然可以是先天的”(p.12)。这显然要求在意愿发动之前,价值业已通过一种意向性关系被给予了我,必定已有一种原初的价值直观(Wert-Erschauung)使意愿对价值的通达成为可能。从“先天质料”过渡到“作为质料的先天价值”,舍勒迈出了通往“情感先天”与“意向性的情感”的可能一步。

对于这种情感先天应当规避的,首先是将价值的先天性回归为理性、并由此将伦理学溯源至逻辑学的做法。无论认识还是意愿中,先天都不是作为反思或“我思”的对象隶属于理性思维。将“先天之物”等同于“被思维之物”的行径相信,我们必须从知性上阐明“先天”,但这种必须并非不言自明,而是以两种舍勒口中的“盲目设定”或“神话”为前提:一方面,必须设定“‘被给予的’处处都只是一个‘无序的混乱’”(p.14),即设定感性质料最初只是杂多。舍勒将这种设定的动机归结为一种“对世界之恨”的态度:“它是对所谓‘被给予之物’本身的完全原初的敌意或‘不信任’”(p.15)。另一方面,正因感性质料被设定为被动接受的杂多,知性因而被设定为自发性,主体的思维将杂多经验联结起来,整理杂多并使之有序化的只能是知性的先验构形作用。一旦悬搁起“被给予之物等于杂多”的设定,同时悬搁起知性与感性的对立,舍勒发现“与本质性一样,本质性之间的关系也是‘被给予的’,而不是由‘知性’所引出或‘生产’的。它们被直观到,而非‘被制作出来’。”(p.16)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谈论不以思维为源的价值先天,纯粹价值论与纯粹逻辑学完全并列,伦理学中的先天与认识理论中的先天享有同等的原初性[5]

因此,价值先天不是通过理性思维,而是通过价值直观或“伦常认识”被通达:“一切价值先天(也包括伦常先天)的真正所在地是那种在感受活动、偏好,最终是在爱与恨之中建构起来的价值认识或价值直观,以及价值关系、它们的‘较高’、‘较低’的关系的认识或直观,或者说,‘伦常认识’。”(p.16)舍勒也称之为“伦常明察”。伦常认识正是舍勒意义上的“意向性的情感”,它首先与任何一种直接直观一样,是直接当下的意向行为,即“偏好或偏恶”;这种直观具有特殊的意向相关项,不仅对价值本身,而且对价值之间较高或较低的关系状态,即舍勒所谓的“善(或恶)”[6]。在康德将意愿、行为和伦理学三者混为一谈的地方,舍勒将它们重新分开,并奠基在伦常认识上:一方面,伦常意愿乃至整个伦常行为都以伦常认识的明见性为基础,意愿作为一个动词,它朝向的正是伦常认识中被给予的价值的实现;另一方面,伦常认识获得的“实事”具有直接性与原初性,并不溯回任何一种伦理学,反而伦理学的工作才是通过判断陈述将伦常认识表达出来。

至此,舍勒反驳了两套彼此攸关的神话:一套是将先天等同于形式、知性构形与思维之物,另一套则相应地将质料等同于杂多、感性与后天的被动接受之物。与这两套神话密切相关的,还有两种悖谬理解:对于先天的“先验(transzendental)”理解和“主观主义”理解。

在伦常认识中,正如在现象学的所有领域中,都能划分出三种本质联系。即三种先天:“1)在行为中被给予的质性和其他事实状态的本质性(及其联系)(实事现象学);2)行为本身的本质性以及在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和奠基(行为现象学或起源现象学);3)行为本质性和实事本质性之间的本质联系。”(p.19)这三种先天分别瞄向意向相关项(noema)的先天性、意向行为(noesis)的先天性,以及这两者之间(乃至加上主体的三者之间)的相关性的先天性。

在此语境下,前一种“先验”理解,即“经验和认识(以及意愿)对象的规律依据于对对象的经验、认识(意愿)的规律”(p.18),这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所向之处,在舍勒看来意味着让对象的先天性依据(richten)行为的先天规定,以至于将三种本质性简单地还原成行为本质性。康德在此犯的错误是混淆了“实事本身”与“用来标识实事的符号”:“一门在康德意义上的先天论必定会导致对先天命题和概念与它们的单纯符号的混淆”(p.19),后者的确能受到主体的“规定”,前者却是先于任何设定而直接被给予我们的。一旦取消这个错误并摆脱先验主义立场,我们便能在现象学经验的名义下取消“物自体”和“现象”的区别。

后一种“主观主义”理解将先天视为“客观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对“客观必然性”而言,有两点是根本性的:必然性只存于命题而不能存于直观;此外,它只能是个“消极的概念”,因为必然之物的定义总是来自对非必然之物的排斥。而舍勒意义上的先天在这两点上皆与之相背:先天一方面“永远不会在判断中被给予,而只能在直观中被给予”,另一方面,“它是在一个本质联系中存在的纯粹的积极的明察”(p.20)。无论在认识还是伦理中,明察都是必然性的基础:认识领域中,谈论命题的“客观必然性”依赖于关于对象真理的预设,唯有当一个命题建基于对先天事实状态的对象性明察时,谈论“客观性”才是可理解的,命题的必然性应当回溯到先天明察,而不是相反;在价值领域,“应然的必然性”(Sollensnotwendigkeit)也要回溯到善(价值之间的本质联系),而不是相反。

如果说在谈及“客观必然性”时,本质性仍以某种方式奠基并贯穿其中,那么一旦谈到“普遍有效性”,本质性便与它彻底无关了。先天本身谈不上普遍性或个别性,它既可以在不同的对象上普遍地被给予,也可以构成单个个体的本质。这不仅意味着先天只有在一个“载体”身上一并显现时才会产生普遍或个别的区分,还提示了普遍性总是对某个“知性”的所有主体而言才称得上普遍性——普遍性由先验主体的设定所担保。一旦先天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回归为自我,普遍性的根基便无从谈起。

所谓自我,在舍勒看来,“只意味着一个对于行为一般而言的,并且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内感知’之本质的行为而言的‘对象’”(p.22)。舍勒在这个意义上将“人格”与“自我”区分开。自我不可避免地是对象性的,它可以是意向行为的载体与可能成分,却不是直观的起点或本质性的产物。真正将行为的施为者统摄为“同一个”个体的是人格。人格并不成为对象,仅仅作为“向…归属”发起极与接受极,或者“谁-意向行为-意向相关项”的陈述主项,它只能在外感知的行为朝向(Aktrichtung)中伴随性地一并给予,并作为一种非对象化的统摄与自身归属贯穿着行为。只要自我被意识所捕获,这总已意味着这个作为反思对象的自我与作为反思主语的“我”之间的同一性得到了统摄,换言之,人格已经发挥了作用。人格不是换了一副模样的自我,质料自身与直接的被给予并不受到人格的主动规定,它仅仅像幽灵或晕圈一般穿透着行为发生的场域。在这个意义上,先天不能被还原为自我的活动方式。

澄清“先验主义”与“主观主义”的误解后,舍勒最后处理了将“先天-后天”与“天生之物(Angeborenen)-习得之物(Erworbenen)”相关联的误解。要而言之,“天生-习得”对于“先天-后天”毫无影响:如果说“先天-后天”涉及是否经由先天明察(本质直观)通达实事,那么“天生-习得”则涉及在具体的历史事实状况下,明察在个体身上的实现途经或能力。“一种在本质种类意义上的明察也与这种明察能力在自然系统种类范围内的事实性传播毫无关系”(p.24),先天明察的实现既可能以不同传统中的习得为途经,也可能由诸如遗传等的天生素质所建基,以至于不同种族或传统可能有全然不同的先天明察,但都不妨碍这些明察具有先天性。这一结论显然要在质料先天的语境下才能成立:一旦先天仍是一种活动形式而不是直观的质料,那么“以何种方式进行活动”的问题便无法被驱逐出先天的本质规定。

 

 

[1] 本篇报告所使用的页码标识、中译文均来自中山大学哲学系2020秋季学期张伟教授开设的《现象学原著选读》课程的内部阅读资料。

[2] “这些事实(指现象学经验——笔者注)永远不会在这些经验中‘被给予’,可是非现象学经验却根据这些事实或依据这些事实进行。”(p.5)对于这个“进行”,在第一节与第二节中,舍勒有两种提法:一方面,非现象学经验由于其中介性而不得不借助某种象征的经验,而非象征的实事可以充实一切可能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经验可以作为“本质内容”去充实其他的经验类型或定律。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在自然的和科学的经验中作为‘形式’,更作为经验‘方法’而起作用的东西,必须在现象学经验的范围内成为直观的‘质料’和‘对象’”(p.5),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先天质料的现象学经验又可以经由本质直观的“功能化”或“图示化”,成为次一级经验(非现象学经验)的先天形式。

[3] 相关讨论参见张伟:《情感的语法——舍勒思想引论》(2019),第二部分第一章第(二)节:本质直观的原初性与“本质直观的功能化”。

[4] 舍勒在此对“感觉”一词的划定有所拓展:“我们指的是外在的(和内在的)现象世界的变更方向,每当这个世界作为独立于一个个体的当下身体之物而被体验到时,它都具有这种变更方向。”(p.9)

[5] 单就《先天与形式一般》而言,我们似乎只能看见舍勒从理论手上挽救实践的原初性、将纯粹价值论从纯粹逻辑学中独立出来的努力,其理路尚未达及这种原初性的颠倒:用实践重新奠基理论,或从实践角度将两者再度统一起来。正如第四节的最后一个脚注中提及:“爱与恨的先天论甚至最终是……所有其他先天论的最后基础,并因此而是先天存在认识和先天内容意愿的共同基础。”(p.13)但他在此未加论证。

[6] 在舍勒的语境中,善与恶不仅作为不同价值的本质关联状态,即作为诸价值之间的“先天本质联系”登场,它们自身同样是可在直观中被给予的价值质料,即“人格价值”或“伦常价值”。善恶由此区别于关联状态中以较高或较低获得描述的价值,后者被称为“非伦常价值”。参见张伟:《情感的语法:舍勒思想引论》(2019),第二部分第二章:舍勒对“什么是善?”的思考——现象学的元伦理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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