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从《蒯因小传》读开去

能工巧匠沙门哥
2008-02-25 看过
昨晚临睡前翻阅了王路所译的蒯因的著作《真之追求》(以下简称《真》)后所附的“蒯因小传”,引发了以下一系列的思绪。
蒯因(W.V.O.Quine)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名著《词语与对象》被誉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两部哲学著作”之一(《真》P.115)。
英美学院哲学以分析哲学为绝对主流,而分析哲学又可划分为两派,一派注重逻辑分析(形式语言),一派注重日常语言分析,蒯因则属于偏重逻辑的那一类分析哲学家。
英美世界中的现代逻辑的开山之作是罗素和怀特海的巨著《数学原理》,蒯因对逻辑和数理哲学的兴趣就起源于对罗素的强烈兴趣。大学毕业后,蒯因前往哈佛大学师从怀特海读研究生,希望在大师身边对逻辑学进行进一步深造,但事实上,从怀特海那里他并没获得多少关于逻辑的新知,他的博士论文(1933《一个逻辑斯蒂系统》)基本上全靠他自己的独立研究完成。
30年代初,逻辑学真正的重镇在中欧。
在维也纳,有以石里克为领袖的维也纳学派,石里克小组每周聚会一次,他们的一项重要功课是:逐字逐句地研读维特根斯坦的第一部著作《逻辑哲学论》;在这个聚会上,有一位实际上暗持不同学术见解的沉默而羞涩的年轻人,他就是不世出的逻辑天才哥德尔;1931年,哥德尔给出著名的不完全行定理的证明;1932年,卡尔纳普提出了逻辑实证主义最雄心勃勃的口号:“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在临近的波兰,华沙学派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现代逻辑,其中最响亮的名字是塔尔斯基,他刚刚开创了现代逻辑语义学。
1932-1933年间,蒯因游学欧洲,在维也纳接触了石里克、哥德尔,在布拉格亲近卡尔纳普,在华沙参加塔尔斯基的讨论班,学到了最新的逻辑思想成果,学术生涯发生了质的飞跃(《真》P.111)。
40年代,蒯因发现了弗雷格,这位现代逻辑的真正创始人,早于1879年就在《概念文字》这本书中“建立了第一个一阶谓词逻辑系统”,从此以后,蒯因对弗雷格异常推重,他甚至“根据一本逻辑书封面上的一张一英寸大小的弗雷格画像,用钢笔花了一张很大的弗雷格像”(《真》P.114),由此可见他对弗雷格有怎样深厚的感情。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维也纳是欧洲屈指可数的大都会,一代盛世,人文荟萃、英杰辈出。文学方面有霍夫曼斯塔尔、施尼茨勒、里尔克、茨威格、罗伯特·穆齐尔、赫尔曼·布洛赫,音乐方面有古斯塔夫·马勒、勋伯格、奥斯卡·斯特劳斯,思想方面有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在不远的地方,当时同属奥匈帝国的布拉格,产生了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卡夫卡。
茨威格在他那本忧伤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里充满缅怀的深情书写了以奥地利-维也纳为例的战前欧洲文化。在他写作此书的1940年,这个古老欧洲正在走向毁灭。1941年,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为古老的奥地利所能做的,首要的是去使一幅图像活起来,让人们知道它曾是什么样子,它对欧洲的文明有什么样的意义。”在《昨日的世界》的结尾处,他写道:“过去的一切已全部过去了,所有的业绩早已化为乌有——欧洲,我们为它而活着的故乡,遭到了彻底的破坏,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作为这种破坏的结果之一,作为犹太人的茨威格在1942年在客居地巴西自杀身亡,象王国维一样,茨威格以区区一身为毁灭中的欧洲文化殉葬。
茨威格是犹太人,弗洛伊德是犹太人,胡塞尔也是犹太人。但胡塞尔的最器重的学生海德格尔是日尔曼人。1929年,在胡塞尔的力荐之下,海德格尔继任胡塞尔弗莱堡大学的哲学教席;1933年,希特勒上台,凡犹太人所著之书都在禁毁之列;同年,作为纳粹党人的海德格尔“进入政界”,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以校长的身份通知已退休的胡塞尔“休假”;“连一向对世事无动于衷的胡塞尔也将此事称之为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1937年,“参加胡塞尔78岁寿诞只有一位照料他的修女”,“一年后胡塞尔在孤寂中辞世,参加葬礼的人中只有一个来自弗莱堡大学哲学系”(《会意集》P.62)。
1934年,茨威格移居伦敦;1938年,82岁高龄的弗洛伊德在女儿被捕、四个妹妹被杀害的情况下被迫逃亡伦敦;1940年,哥德尔取道陆路经立陶宛、俄罗斯、西伯利亚、横滨,从那里搭船到达旧金山,最后落脚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那里遇到犹太人爱因斯坦;...在纳粹统治的高压下,维也纳及其它中欧地区的逻辑-哲学学者都纷纷逃往英美,其中包括:鲁道夫·卡尔纳普,汉斯·莱欣巴赫,赫伯特·费格尔,阿尔夫雷德·塔尔斯基。
来自欧洲,特别是中欧的这批优秀的逻辑-哲学学者大大地充实了美国的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从此美国成为和英国地位相侔的分析哲学重镇;而在中欧,继希特勒的血腥统治之后是苏联老大哥的共产主义专制,从此曾经一度辉煌的逻辑-哲学传统再也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了。
其实我们现代的中国人也有过一个“昨日的世界”。且不提汉唐盛世那样遥远的历史,就在1949年之前,在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的旧中国,却诞生了一批又一批被我们敬仰地称为“大师”的杰出人物。文学方面有周氏兄弟、沈从文、老舍等,史学方面:王国维、梁启超、陈垣、陈寅恪、钱穆,思想方面:欧阳竟无、熊十力、梁漱溟...面对这一代学人的品格、文采、成就,今时今日的国人恐怕只能发出“高山仰止”、“望洋兴叹”的慨叹,虽或有“见贤思齐”的志向,但要实事求是的比较差距,则相去岂能“以道里计”?
1937年,王浩(《哥德尔传》的作者)后来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王宪均赴维也纳大学学习,修数理逻辑,他是哥德尔所开的“集合论公理体系”课程唯一正式注册的传奇学生。1946年,王浩考取公费留学,到哈佛大学跟随蒯因读逻辑学研究生。1949年,王浩到普林斯顿小住,首次与哥德尔接触,从此开始与哥德尔长达30年交往。读《哥德尔传》,我颇为王浩深厚的专业功底、绵密的考证功夫、从容不迫的文风震服,从中我似乎看到了49年以前的那种人文底蕴和精神风貌。赞叹之余,我心中却不禁暗忖:如果王浩在建国后没有选择留在欧美而是回到了伟大的祖国,那他今日的文风又将是如何模样?
昨日的世界与今日的世界,中间隔着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和战后,世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格局,一些旧的东西消亡了,一些新的东西却也诞生了;二战之后,世界又在冷战的铁幕之下延续着对自由精神的压制。希特勒、斯大林、Mao,在漫长的岁月里,在这三位历史巨人的伟岸身影下,文化无力地呻吟着,前所未有地、不可恢复地毁灭着。
时至今日,我们当然已无法挽回那些既成的损失,但是,我们或许至少能够多少保留一些对那“昨日的世界”的记忆?有一种说法:人类通过历史什么也没有学到,我觉得并不尽然,即使通过历史我们并没有学到多少实用的知识,或许至少可以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并非从来就是像眼下这个样子,所以,也未必会永远是眼下这个样子?或许我们毕竟可以期望,在维也纳,在中国,这些有过一个值得缅怀的“昨日的世界”的地方,终究也会有一个值得希冀的“明日的世界”吧?

200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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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之追求 真之追求 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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