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的精神故土

能工巧匠沙门哥
2008-02-25 看过
阅读《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可以说是一次“惊心动魄”的精神旅程。对亲炙的恩师钱穆、仰止的前辈陈寅恪、以及现代思想史上的巨擘胡适几位先生,余先生都做了大块的文章,其考据之周详、论辨之精到、史识之卓越,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对其余的一些学人,如顾颉刚、洪业、严耕望、张光直、费正清等,先生着墨虽不如前几位那么多,却也同样精彩——无论是论辨还是抒情,月旦还是追忆,都透露出作者深厚的学殖和宽阔的眼光,故能曲尽其妙,准确、生动地刻画出传主的精神风貌和学术得失。而对那位可在“中国曲学阿世史”中占据显赫位置的郭沫若,先生在历史学者份内的严谨的考证之下,对其为人为学的可鄙之处,也流露出真性情,现出怒目而睨的金刚相来——世间有此直笔,欺世盗名者可不惧乎?
然而我想说的却不在此,试图以片断文字展现此书的内容和气象肯定是“不可能的任务”,除了流于空泛的抒情外还能怎么做呢?抽象玄远的精神只能从具体入微的小地方才能见出,这是史学给我的教训,所以我还是转而谈论一些比较小的问题吧。
本卷的“压卷之作”(也可能只是编者无意识的选择?)是余先生自述性的一篇短文《我走过的路》,只有短短8页。比较同集中为钱穆、陈寅恪、胡适所做的文字,分别都在百页上下(甚或更多),可见出大学者的自我谦抑之处。虽然,为他人做传未必不可以抒自己怀抱,比如从余先生赞扬钱穆、陈寅恪先生处即可见出他自己的信念和好恶(从此可见史学的客观与主观确有自然的沟通点),但《我走过的路》毕竟是以第一人称出面表态,性质略有不同,正好与从前一类文章中读出的信息参证发明。
举个例子,我前日所发之贴已经注意到余先生对西方文化有特别的留意,在此文中即得到明确的证实。余先生写到:“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与历史的求知欲望。我依旧希望以西方为对照,以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征所在。中西文化的异同问题,一个世纪以来都在困扰着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我也继承了这一困扰。......要寻求答案,我们不能只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也是不可缺少的。”他又讲述了自己了解西学的过程:“在新亚时代,......我又在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协会两个图书馆中借阅西方史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新书。......1955年到哈佛大学以后,我才有机会修课和有系统地读西方书籍。我的专业是中国思想史,在这一方面我至少有了一段的基础。在哈佛大学的最初两三年,我比较集中精力读西方的史学和思想史。......我并不妄想在西方学问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诣。我的目的只是求取普通的常识,以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参考资料。”
其实,从我辑出的书单可以看出,余先生在这段集中的攻读之后的漫长的治学生涯中,似乎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学习,而他求得的“普通的常识”对于一个并非以西方思想为专业的学者来说,也是相当可观的。
并且,据我观察,余先生除了把这种“常识”用来做“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参考资料”外,还往往将西方的史学、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新)概念和(新)方法有节制地运用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之中(即:西方思想对于余先生不仅仅可以提供“内容”,也可以提供“方法”)。比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著名的“典范”(paradigm,亦译为“范型”)这个概念,就在余先生的多篇文章中得到了运用,特别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一文,就通篇以此概念为纲写出。不过,余先生却又在文末写道:“我必须指出,本文的分析之所以采取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理论,完全是为了说明上的方便......我们当然也可以撇开库恩的术语,完全用中国考证学的固有观念来解释本文的中心论旨,不过那样做比较费事,本行以外的读者也许会感到难以充分理解了”。
我觉得这段文字对于理解余先生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态度有一定意义,一方面,作为一个史学家,面对理论,余先生似乎在强调史学的自治性,即理论也许只是一种表述的工具,而完全可能不必采用这种工具也能表述出相同的内容;另一方面,余先生一向认为中国的学术与文化自有其内在的发展脉络,虽然引入西方的、现代的思想文化是势在必行之举,但同时必须尊重本土传统的“内在理路”,所以他会说可以用“中国考证学的固有观念来解释”云云,这和时下许多人对从西方贩来的新思潮“亦步亦趋”、恨不得“一招鲜、吃遍天”的态度显然是迥然不同的;而余先生对中西两方的学术思想都有深湛的了解和研究这一点,又无疑为他的这种审慎的态度赋予了巨大说服力,甚至可以说,他是树立了一个如何吸取西方思想理论以裨益于学术的良好的典范。
余英时先生对待西方史学、哲学和社会科学中新旧知识的这种态度,我最早是从他的高足罗志田先生那里见到的。在了解余先生的著作之前,在国内比较新的史学家中,我最爱读的就要算罗先生的著作了。作为一个历史学的门外汉,我读过的历史书不算很多,当代的著作就更少,所以这里不敢妄加评判。我只是觉得读罗先生的著作让我耳目一新:虽然考据繁密,但并不让人觉得陷入琐屑(trivial),而是始终有一大的论旨在,而且,作为非常擅长史料的行家,罗先生并不鄙夷和排斥“思想”,竟常常透露出对西方新近思想著作的了解甚至运用,而其运用的节制和得体也让人敬佩,这让孤陋寡闻如我,确实感到新奇而振奋。后来,读到了余先生的著作,我才知道,原来这种风格可能是来自师承——古语云“明师出高徒”,果然不虚啊!
关于《我走过的路》,还有一段引起我的注意,在第一节,余先生描写了自己在安徽潜山县官庄乡老家的一段生活。这个地方是一个“群山环抱之中,既贫穷又闭塞,和外面的现代世界是完全隔绝的”中国古老的乡村。1937冬天,时年7岁的余先生回到这里,“变成了一个乡下孩子”。他对这段乡居生活的回忆是美好的。
“乡居的回忆从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首先,我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我的住屋前面有一道清溪,那是村民洗衣、洗米、洗菜和汲水的所在,屋后和左右都是山冈,长满了松和杉,夏天绿阴密布,日光从落叶中透射过来,暑气全消。我从七八岁到十三四岁,曾在河边和山上度过无数的下午和黄昏。有时候躺在浓绿覆罩下的后山草地之上,听鸟语蝉鸣,浑然忘我,和天地万物打成了一片。这大概是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的一种境界吧!这可以说是我童年所受的自然教育。”
余先生是娴于“辞章”的,这段文字写得极其优美,故不怕繁难地整段引来给大家欣赏一下。
除了“自然教育”,余先生还受到了另一种教育:
“在乡村中,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都是互相联系的,地缘和血缘把一乡之人都织成了一个大网。几百年、甚至千年聚居在一起的人群,如果不是同族,也都是亲戚,这种关系超越了所谓阶级的意识。我的故乡官庄,有余和刘两个大姓,但两姓都没有大地主,佃农如果不是本家,便是亲戚,他们有时交不出田租,也只好算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地主凶恶讨租和欺压佃农的事。我们乡间的秩序基本上是自治的,很少与政府发生关系。......我的八九年乡居使我相当彻底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帮助。”
这段早年生活对余先生思想和学术的影响非同小可,影响的范围不仅仅是学术研究,还波及到了政治态度,后文提到:1948年在北平,当时中共地下党操纵学运,余先生也接触到左倾的思潮,“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我能同情的,然而阶级斗争和我早年在乡村的生活经验格格不入。我也承认社会经济状态和每一时代的思想倾向是交互影响的,但是唯物史观对我而言是过于武断了。”显然,余先生对早年看到的那个残留的传统社会的美好的、令人缅怀的一面在很大程度奠定了余先生终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感基础,使他自然地无法对任何一种激烈的反传统的思想发生认同。
从余先生对潜山县官庄乡老家的深情描述,我不禁联想到另一个人:胡兰成。
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第一部分“韶华盛极”,用百多页的篇幅为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谱写了一曲颂歌,对于我们这些听着“黑暗的旧社会”这样的习语长大的新中国人来说,他笔下那个如桃花源一般的旧时代乡村简直比天方夜谭还令人难以置信。在他笔下,旧时的农民如击壤歌中的先民一般悠然自得,旧时代的妇女娴静柔美、兰心惠质,甚至被五四人看作大罪恶的包办婚姻,在胡兰成的笔下也像诗经中的爱情一般美好。这“韶华盛极”的旧乡是浙江省嵊县下北乡胡村,除去诗人的过度渲染以外,这胡村的风土人情之美和余先生笔下的故乡倒也有几分相似。胡兰成一生行止争议很大,和余先生的性格文风绝不相类,但胡兰成有一份始终不渝的情怀或许和余先生有相通之处,那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而这,显然奠定于他早年乡村生活的愉快体验。(相比许多传统主义者,胡兰成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这份情感超出了士大夫文化的范围,扩大到对中国的民间社会中的许多东西也发生同情和认同。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说到这儿,我必须控制继续扯下去的冲动,因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持一定的肯定态度而不全盘否定的人,绝对不止上述二位(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在学术背后也暗藏着对传统乡土社会的情感)。而这种态度的来源,除了学理上的因素以外,个人的经验(特别是早年的遭际)是否会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呢?比如,如果一个人早年接触的是传统中压迫人的一面,他成年后就更可能会激烈地反传统?——我心里暗暗觉得这是可能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胆的假设”而已,离“求证”还是太遥远了。不过,有一点我觉得是肯定的,即:一个学者和思想家,他用学术和逻辑所证成的理性的结论背后,往往隐藏着其情感的、际遇的非理性的动因,而且,后者往往未必是消极的因素,因为有一种情感的、伦理的关怀,学术才有动力、才有问题感,这样出来的东西往往才有真正的生命和力量,而不至于陷入琐屑与无聊。
其实,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我比余英时先生小了40多岁,但早年也幸运地经历了一点传统乡土社会的末梢。十岁以前,我曾多次回父亲的老家生活过。而旧时代的风物人情之美,虽然那时已经经历过了文革的“洗礼”,但居然还没有完全荡尽,无论是外在的,如服饰、礼俗,还是内在的,如传统妇女之美,我都多少见识到一点,至今念念不能忘,成为记忆中最珍贵之宝藏。只可惜,时至今日,许多残留的东西已彻底消逝,物既不是当年的物,人心也不如当年的淳厚,如今泛滥的是粗劣丑陋的钢混建筑和赌博吸毒之风,我心目中故乡那多少还残留了一点的诗意终于被时代的车轮碾得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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