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以言

能工巧匠沙门哥
2008-02-25 看过
这几天,早晚捧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
虽然通过余英时先生的介绍,已经很景仰钱先生,但本来对这本书的期待也不过是一般的“深入浅出”而已,预期的目的还是在获得一些“常识”。
然而,真正读下来,才发现此书非同小可,里面蕴涵着许多深刻、新颖的思想,绝非一种简单的“知识”的传授。
说深刻和新颖绝非泛泛而谈,虽然钱先生并未采用西方式的概念密集型写作法,但要说这本书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我觉得也不为过,而这种历史哲学在数十年后的现在,听起来还是那么的新颖。
这本书来自于演讲,所以比较口语化,看起来颇为浅白的样子,但细细咂味其中的思想,却真是“精义迭出”!其实,要把它重写成看起来很“哲学”的样子不是什么难事,但要真正领会其中的“精义”却绝非易事。
书还没看完,还不是全面汇报心得的时候,但心情激荡,有点儿不吐不快。单说说钱先生对读书的看法吧。
钱先生在书中一次又一次地谈到读书的重要性,真可谓是“念兹在兹”,对青年人叮咛嘱咐,也真可谓是一片“苦口婆心”。
他反反复复地告诫大家:一定要读书,书要一本一本地读。
那大家一定要说了,这不是废话吗?其实不是的。钱先生此言有其特定的针对性,他针对的五四新学(整理国故)中的一种不良的风气。即:盲目崇洋,把西方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观点奉为至高,把中国的一切古书看作“材料”,只管凭着西来的观念到里面去找证据。而钱先生强调的是,要把古人的著述要当做著述来看。这里面首先就有一种尊重在。钱先生举了个例子:

“王先谦《合校水经注》集乾嘉以来《水经注》研究之大成,为近百年来的独特通行之作。在赵东潜同时,全祖望也曾七校《水经注》,后来他把那项工作让给赵东潜去做。在抗战时期,胡适之先生发表过文章谈到他的朋友丁山告诉他全祖望七校《水经注》不可靠。事实上,在王先谦《合校水经注》的例言中就说过了,所以在王先谦的书里全没有引用到全祖望。王先谦早已经说过了,何待胡适之先生的朋友丁山?可见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丁山读书粗心,实远不如上一代的真正学者。”

这个故事,如果只解读为钱先生对胡适的私人偏见,就浅了,从钱先生学问的整体,可以清楚的看到钱先生读书之细和对前代学人之尊重——尊重是因为有理解,反过来,没有尊重也无从理解。
新史学的激进言论(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史料而无史学。在钱先生看来,这实在是厚诬古人,是现代人的“无端骄傲”。钱先生在讲《史记》的时候,就从其书的体例中见出太史公的史识,比如,将孔子列入世家,在当日看来颇不近理,因为孔子并非诸侯,但是,两千年下来,竟然只有孔氏的“世家”一直不绝如缕的传承下来,这样的识力和预见力难道不算超绝?
钱先生还强调,读书不能只读内容,更要读书背后的那一个人,读书不知其作者,则不能算知书。这个观点与上述的思想是相通的。把书当书,也就是把人当人,钱先生于史学中最重视的就是人的精神,如果没有精神,则史学不过是死学。在谈到清代考据之学时,钱先生就指责道,乾嘉学者自称承继汉学,但对于汉代的学术思想与时代的关系却茫然不知,其实汉代经学的最重要一点就在于“通经致用”,经学为政治服务,不懂得这个道理,则清代所谓汉学,也只是“死汉学”。当然,对于清代学者在史料方面所作的工作,钱先生还是很佩服的,他呼吁新派学者要重视这些人的成绩,要仔细读他们的书。
胡适之是读书不够细的例子,善读书的例子,钱先生则举了汤用彤先生。对汤先生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钱先生颇加推许,认为是一部杰作。钱先生告诉我们,汤先生无论走到哪里,一部《高僧传》永远在手边,随时翻阅,正是因为一本书读得如此的“熟”,他的学问才能做得如此的炉火纯青!
孔子说过:“不读书,无以言。”我今天读了一点书,所以就说这么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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