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状词与绝对指示词

能工巧匠沙门哥
2008-02-25 看过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是分析哲学中少数几个最重要的理论之一。
罗素认为,名词的指称实际上可以化归为一系列的摹状谓词(descriptive predicate)。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用某词A指称某单个物或某类物时,该词A实际上是一个或多个属性的缩写。比如,单称名词“吴承恩”实际上是以下摹状词的缩写:1)是《西游记》的作者。又比如,类别名词“人”可能是以下摹状词的缩写:1)是动物;2)属灵长目;3)有理性;...等等。
通过把一个名词转化为(一组)谓词,罗素理论可以把关于被指称对象的述谓全部转化为一种条件式述谓,而无须预设该对象的存在与否。比如,在此种理论中,“吴承恩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就可以转写为以下这个等价的句子:“对任意存在者x,如果x是《西游记》的作者,则x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罗素理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把名词看作摹状词的缩写,则会使一些命题成为同语反复(tautology)。比如,如果把“《西游记》作者”看作“吴承恩”这个词的内在含义,则“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这个句子就是一个同语反复,因为它等价于“《西游记》的作者是《西游记》的作者”。同语反复在传统上又被称为“分析命题”(analytic proposition),这种命题可以从相关词项的含义直接推导而出,无须述诸经验,所以是不能增益经验知识的,但是,从常识上,我们确实感觉“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这个句子传达了一种经验知识。
索尔·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完全针对摹状词理论而发。他认为:摹状词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用,但其对“指称”这件事的解释从根本上是错误的。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克里普克的观点,即:指称先于摹状(denotation is prior to description)。
克里普克认为,一个名词获得指称作用,起源于一种“命名仪式”(naming ceremony),在特定场合下,我们通过一种源初的实指或摹状,在他人的见证之下,为某事某物命名,即:将一语词与之永久地联系起来。这种源初的命名,通过在语言共同体中实际的传播和传承,历史性地扩散和稳定下来,成为一个被人类社会普遍接受的名称。
如前所说,在源初命名时,我们既可以采取“实指”的方式(如果被命名者近在眼前),也可以采取“摹状”的方式。比如,我们可以在教堂里给一个孩子赋予教名(实指),也可以在一篇论文中给一个新发现的物种首次命名(摹状)。对于这种源初的“摹状”,克里普克所力争的是,它只是命名的一种辅助手段,却并不构成该名称的内在含义。比如,有这样一种可能,我们首次发现翡翠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是纯绿色的,于是“绿”这种摹状(description)被用来帮助我们确立“翡翠”的指称,但是,一旦指称确立之后,我们却又发现,其实另外一些黄色的、或黄绿相间的宝石,实际上也是“翡翠”,或者说,也应该被称为“翡翠”。又比如,古代人都认为孔子是《易·传》的作者,但是,近代学者通过深入研究,普遍认为《易·传》远比孔子的时代晚出,不可能是孔子所作。但是,“孔子”这个词并不因此会丧失它的指称,也不会因此失去(甚至部分失去)它的含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孔子”之为孔子,首先是一个指称,而摹状只是第二性的,所以我们可以在摹状发生改变的条件下,认为指称保持不变。
基于这种观点,克里普克提出了“绝对指示词”这个概念,所谓绝对指示词,是说,它提供的并不是一系列摹状的空壳,而是指称了世间一个实在的对象或一个实在的类别,从这种意义上讲,克里普克可以说是一个实在论者。为了说明何谓“绝对指示词”,克里普克利用了模态逻辑(modal logic)中常见的“可能世界”这一概念工具。所谓“可能世界”,是一种思想实验,即:假设世界从我们所知的某一时刻之后,没有按照实际发生的那样发展,而是走上了另一条“可能的”道路。我们常常说“历史不能假设”,而“可能世界”正好是对历史进行假设,其目的是为了探讨可能性与必然性(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比如,我们都多少知道历史中的希特勒的事迹:他成为德国国家元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屠杀犹太人,等等。但是,我们认为可以假设,如果他在年轻的时候遭遇到一些偶然事件,比如他的画作得到评论家认可(希特勒最早是学画的),或许他就会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不是政客,从而以后的一系列事件都不会发生。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样的假设或许毫无意义,但从哲学角度上,我们认为它是可能的,因为,这样的发展也没有违背已知的逻辑或自然规律的地方,所以,是完全“可以设想的”。这就是所谓的“可能世界”,它和一种科幻的所谓“平行宇宙”毫无关系,它纯粹是一个逻辑上的观念的可能性。
好了,现在回到克里普克。他关于“绝对指示词”的概念通过“可能世界”能够更清晰地阐明。他认为,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一个“绝对指示词”的所指保持不变。另一面,一个作为摹状词的指示词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则无法保持所指的恒定。
比如这个词,“启明星”。如果按照摹状词理论,所谓“启明星”可以被定义为“我们在地球上每天早晨在某个特定方位看到的一个亮度最高的星星”,这就是“启明星”的全部的、唯一的含义。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假设,在一个可能世界里,宇宙按另外一条路径发展,地球仍然形成为如我们的地球这个样子,但太阳系、银河系的结构和我们现实的太阳系、银河系完全不同(比如,太阳系有20颗大行星),从而,“我们在地球上每天早晨在某个特定方位看到的一个亮度最高的星星”根本不是一颗行星(如现实中那样:金星),而是一颗离地很近的恒星,也就是说,在这个可能世界里,同一个词“启明星”的指称和在我们这个世界中的指称完全不同。
但如果把“启明星”看作一个“绝对指示词”,则其所指的那颗行星,在上述“可能世界”里,则可能压根儿不在太阳系,比如成为了别的某颗恒星(而不是太阳)的行星,甚至可能根本不曾形成,但是,我们的“启明星”这个词,还应该指它,不管它在还是不在,也不管它到底在哪儿!

这就是克里普克观点的紧要之处。由于把名词看作“绝对指示词”,我们可以避免两个困难:1)当摹状随着知识的发展而变化时,指称不变;2)不会出现令人困惑的同语反复。从这一点出发,克里普克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怪论:“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
先验/后验和必然/偶然是形而上学中两对极重要的二分法(dichotomy)。所谓先验,是指不须依赖任何从感官经验而来的知识即可知道的东西,后验则相反。所谓必然是指,我们无法想象不是这样的那种事态,也就是说,任何对另一种样子的设想都是悖理的事态,就是必然的;反之就是偶然。
克里普克指出,如果把“哥德尔”看作是“证明了不完全性定理的那个人”,则“哥德尔证明了不完全性定理”就当然是一个“先验必然的”事实,因为谓词可以从主词中直接分析出来,不需要再通过经验去验证。但是,如果把“哥德尔”看作一个“绝对指示词”,则它指称的就是那个特定的人;那么,这个人证明了不完全性定理这件事,显然不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哥德尔的家庭和教育情况在可能的世界里是另一副模样,甚至于,他可能在到达证明该定理的年龄之前,意外身亡,等等。所以,在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哥德尔证明了不完全性定理这件事是一个偶然的事实。这就是克里普克所说的“先验偶然”——其实,在我看来,如果把“哥德尔”看作一个“绝对指示词”的话,则“哥德尔证明了不完全性定理”这个命题就既非“先验”的,也非“必然”的。
再说“后验必然”。克里普克举了这个命题:“晨星和暮星是同一颗星”。晨星即启明星,即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早晨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暮星即长庚星,即在我们这个地球上黄昏时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同一颗星,即金星。按摹状词理论,则这个命题是一个“后验偶然”命题,说“后验”是因为从晨星和暮星的含义(摹状)中不能推出两者同一,只有通过经验的科学研究,我们才能发现原来这两颗星是同一。说“偶然”是因为,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早晨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和“黄昏时天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未必就像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中一样,是同一颗星。但是,如果认为“晨星”和“暮星”是“绝对指示词”,则它们都指称宇宙那颗特定的星球G,无论在哪个可能世界中——在此世界上,这个G可能压根儿不在太阳系中,甚至可能炸裂成一些碎屑,从而根本不存在——,只要G存在,则“晨星”和“暮星”所指的对象必然为一,即:为G。所以,尽管两者同一这个事实是无法通过分析得出、而只能通过经验的途径得知,但只要在我们这个世界里两者(两个词)所指的确实是同一颗星(而不是天文学的错误),那么这个命题就只能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它在所有的可能世界里为真。这就是所谓的“后验必然”。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克里普克在这本书里举了无数个例子,反复申说,唯恐大家不能理解(原书根据演讲稿发展而来,所以务求明白易懂)。不过我倒觉得,如果一个例子不能使人明白,则多举例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帮助。
我觉得,最关键点是要明白,克里普克认为:通过源初命名,确立了一个名称与事物的“实在的”关系,这个关系一经确立,是可以脱离事实上的人类认知的局限而独立的、实在地存在的;而罗素派则认为,命名并不能确立这样的实在关系,我们只是把名称当作一些潜在的摹状的代号。克里普克通过大量的例子证明了罗素理论的内在缺陷,但是,他也承认,自己虽然对“命名”这件事有很不同的看法,但也无法、并且也觉得不必为提出一种形式上完备的、一劳永逸的指称理论。
从这种谦逊的意义上讲,我站在克里普克这边,我觉得,像罗素他们那样,认为能够完备地定义出何谓指称,实际上只能是幻想,是把在形式系统中获得的强信念移植到自然语言领域中产生的理性的自负。形式系统与自然语言相比,在丰富性、复杂性、灵活性、适应性方面,在对世界的表达能力方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分析哲学家那种想一劳永逸地确立自然语言中的意义问题的尝试,只能是一种有益的、但无望实现的梦想。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后期维特根斯坦才坚决地反对了前期的自己,而提出了“语言游戏”这个非形式化的“非概念”,从而实现了从逻辑到语言(亦即:从形式语言到自然语言)的重大转向。
和克里普克一样,我深信,虽然摹状对于指称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指称不能被归约为摹状——那样必然是一种因果倒置。必须先确立指称,我们才能对被指称之物进行摹状,但是另一面,完全没有摹状,似乎也无法确立指称;摹状与指称,似乎有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互反关系。不过,就我们能够有效地从事指称和摹状(从而建立知识)这个后果来看,这种自反递归的关系应该不是恶性的,而是良性的。从直觉上,我觉得这个问题与解释学中所说的“解释的循环”有一种同构的关系,期待不久的将来,可以深入到解释学中去,再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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