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离事业竟浮沉

周子
2008-02-24 看过
易简工夫经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
    
  “支离事业”这句话,出自当年“鹅湖之辩”中,心学一脉的陆氏兄弟为讽刺提倡“格物穷理”之说的朱子而写的一首诗。
    
  在第十四章《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一节中,季老专辟章节,细数朱子为澄明心境,曾提倡一种“投白豆/黑豆”的死办法,乃受到过《贤愚经》等佛教诸经典的影响,见如此琐碎的考证,不禁想起这句诗。
说实话,书中对大量梵文、吐火罗文、巴利文等经文原典的引用及中外学者观点的对照比较,是相当专业和学术的内容,部分考据内容又偏琐碎,此书对于佛教初学者来说,实在过于冷僻,不做推荐。
对佛教史有兴趣的同学,可先由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印度之佛教》)、吕澂(《印度佛教史略》、《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西藏佛学原论》)、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圣严法师(《世界佛教通史》)、周叔迦(《印度佛教史》)、任继愈(《中国佛教史》、《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杜继文(《佛教史》)、方立天(《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要义》、《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佐佐木教悟(《印度佛教史概说》)、岛地墨富(《三国佛教略史》)、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渥德尔(《印度佛教史》)、查尔斯•埃里奥特(《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等人的作品读起,都是市面上很常见的经典读物。当然,要读这本书前,最好还能将《出三藏记集》、《历代三宝记》、《佛祖统纪》、《高僧傳》、《五灯会元》、《大唐西域记》、《法显传》……等佛教史籍(《大藏经》咱先不提)和章太炎、梁启超、胡适、汤用彤、任继愈等人的佛学论著也一并略览,因为作者常喜欢在文中冒出“详见XX的XX论著,在此不多讲”之类的话语,介时若手边无相关书目查证,岂不尴尬?
那日之所以翻到这部书,源于同某友谈及当今从文献学和社会人类学角度研究印度社会原始佛教诞生和传播问题的论著,思来想去,竟都是些Gombrich 、Oldenberg之类的西欧日本学者,于是不由叹道,自翻译《集量论》的吕澂先生逝后,国内竟再无具他那般梵文程度与佛学素养的学者。
据吴汝钧《佛学研究方法论》一书介绍,欧美日本通行的佛学研究方法,有文献学方法、考据学方法、思想史方法、哲学方法等,以文献学与哲学两大方法最为重要,堪称佛学研究的双轨。国内亦有无数学者呼吁,国内21世纪的佛教研究瓶颈,就在于同时研习佛理又精通梵文、巴利文、藏文、古汉语等原典语言的人才缺乏,造成对教义理解的障碍。
好在,我们至少还有一位学号称“国宝”的季羡林先生。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先生关于原始佛教和印度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印度古代语言研究、佛教史研究、吐火罗语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等几个方面。本书以佛教在印度产生、发展、传播,如何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后再倒流回印度为线索,精选了15篇季老先生关于佛教史和中印关系史的重要论述,华艺出版社于2006年也曾编选了一本《季羡林论佛教》,所选篇目大体相近,可见其代表性。对季老研究成果心向往之又为厚厚数十部《季羡林文集》望而生畏的朋友不妨先读此精选本。
既然是论文选集,与中外佛学研究者那些以“佛教哲学”、“佛教史”为题的煌煌巨著相比,实在显得有些“支离”不成体系。这怪不得季老先生,虽然是国内仅有几位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学者,他主要仍作为一名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存在,关于佛教史的研究文字基本都为散篇,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日本佛学研究者樱部建在论及“近代佛教学”与“传统佛教学”的差异时说:所谓资料的差异,是指过去的佛学研究,几乎只凭从印度翻译的汉译佛典和根据汉译佛典撰述的日本著作,把这些书当做佛教研究对象,而近代佛教研究则在此之外,还加上梵文、巴利文原典和藏文译本等等对日本人来说极新的文献;所谓方法的差别,是说过去的佛教学问,是以阐明各宗祖师的“宗义”为目的的,各宗各派立场不一,而近代佛教学则采取西方传来的学术观念,摆脱宗派性的制约,自由地采取批评立场,以历史学、文献学、或宗教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所谓意图的差别,是说过去的佛教学是从内在的、宗教的层面求信仰,追求普遍的真理,而近代佛教学则是从学术的、客观的角度追求真实。
季老先生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我个人研究佛教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我对佛教教义,一无兴趣,二无认识。我一开始就是以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的。我想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现象来探讨最初佛教的传布与发展,找出其中演变的规律。”
  如是所言,由语言学入手来研究原始佛教发展史,这就是这本书的最大意义所在了。
下面我们看看本书收录的篇目:
  我和佛教研究(代序)
  第一题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第二题 论释迦牟尼
  第三题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第四题 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
  第五题 浮屠与佛
  第六题 再谈“浮屠”与“佛”
  第七题 法显
  第八题 中国佛教史上的《六祖坛经》
  第九题 佛经的翻译与翻译组织
  第十题 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
  第十一题 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
  第十二题 关于玄奘
  第十三题 关于《大唐西域记》
  第十四题 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
  第十五题 佛教的倒流
    
  个人认为,其中有价值的篇目,主要有《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浮屠与佛》、《再谈“浮屠”与“佛”》4篇,其次有《佛教的倒流》、《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2篇,其他9篇,基本上能在旁人论著中找到更详细的论述,对研究者意义不大。
  《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是由释伽传教时的用语考据原始佛教的平民立场、《浮屠与佛》、《再谈“浮屠”与“佛”》2篇则是由《四十二章经》的翻译用语,考据佛教东传的直接、间接路线问题,都是季老在专长领域的代表性论著。
  至于为提婆达多“破僧”之举翻案的《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一文,实在是本书精华所在。
  提婆达多,史载为阿难的兄弟,释伽的堂兄弟,因与争夺佛陀僧团领导权未遂,便率五百徒众脱离僧团,自称大师,制定五法(不食乳酪、不食鱼肉、不食盐、受用衣时不截其缕绩、住村舍而不住阿兰若处),以此为速得涅槃之道,遂破僧伽之和合。后五百人又被舍利子和大目连感召皈依,提婆达多因犯“五逆”命终后堕入地狱。
  如印顺法师在《论提婆达多之“破僧”》一文中所持的态度一样,传统佛教研究者对提婆达多的为人和倡导苦修的“提婆五法”往往持极尽丑化和否定的态度,当代佛教史各类相关论著,除了客观地补充进《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关于提婆达多僧团后续活动的记载外,也没有从更高层次对提婆达多的“破僧”进行系统分析过。
  季老在本文中引经据典,明确指出:提婆达多在佛陀时期曾受人尊崇,且信徒甚广,他与佛陀的对立,不是个人恩怨问题,而是沙门体系内部由苦修和轮回说分歧而形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季老认为,原始佛教亦属当初诸多沙门学说之一,故而对外道六师之批判远甚婆罗门教,而提婆与六道外师之一富兰那•迦叶却交谊非浅且学说相近)——更进一步指出,提婆达多是对原始佛教的反动,后来兴起的大乘佛教又是对原始小乘佛教的反动,故而大乘佛教和提婆达多教义还存在更多的联系。
  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可惜的是,文章未能进一步探询提婆达多僧团衰落的缘由,也未对提婆达多在《妙法莲华经》中竟被提升为“佛陀之师”这一反常的记载进行深入分析(注1)——这些功课只能留待后人来做了。
  《佛教的倒流》一篇考据了中土佛教回传印度的种种记载,也是当前佛学研究中很少被关注到的一个课题,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主要考据了两个典故,除了开篇提及的朱子“黑豆白豆”之言受佛经影响外,主要考据了《列子》中一个国内无数幻想小说都喜欢引用的关于“偃师”的典故,说明此典故来自竺法护译《生经》,并由此判定《列子》这部伪书的成书时间,实在是非常有趣的考证。不知潘海天、拉拉们得知自己笔下的“偃师”其实是个印度佬……有何感想。
    
  季老说“让我来谈佛教教义,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但是,人类思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真正的内行视而不见的东西,一个外行反而一眼就能够看出。说自己对佛教完全是外行,那不是谦虚,而是虚伪,为我所不取。说自己对佛教教义也是内行,那就是狂妄,同样为我所不取。”
  这是实在话,由书中对中土各教派的论述可看出,对于精研梵语和古印度文化的季老来说,忠实于印度中观瑜伽两派又能自成一说的法相唯识宗才是他的最爱,被捧为在“中土佛教的最高发展”,至于融合了儒道气的禅宗之流,却被其斥之为“呵佛骂祖的学派,站成为佛教的对立面,简直已经不是佛教”。这些观点,姑且也算一家之言,不过他后面对于法相宗的唯识论述,就令人不敢恭维了……所以说,此书作为佛教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类研究书目,是十分精当的,但要修习佛理,最好还是另请高明。
   
  无论如何,这本书的定位实在有些尴尬:对初学者来说不少篇目太生僻,对于研究者来说又有大半篇目太简略,不上不下,不过这是编辑的原因,跟作者无关。
    
  最后想起一则季老论考据功夫的轶事:
  “在中国,影响我最大的书是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特别是《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同吕德斯先生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说空话,无证不信。二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常想,寅恪先生从一个不大的切入口切入,如剥春笋,每剥一层,都是信而有征,让你非跟着他走不行,剥到最后,露出核心,也就是得到结论,让你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你没有法子不信服。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比如,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微不足道)了(注2)。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季羡林《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季羡林曾师从陈寅恪先生学习佛经翻译文学。“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一句,也可看作季老自己执着于这些细琐考证“支离功夫”的初衷了,无怪乎其对陈寅恪师如此推崇。

注1:
《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第十二》佛告诸比丘:尔时王者,则我身是。时仙人者,今提婆达多是。由提婆达多善知识故,令我具足六波罗蜜,慈悲喜舍,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紫磨金色,十力、四无所畏、四摄法、十八不共、神通道力,成等正觉,广度众生,皆因提婆达多善知识故。
注2:
季老所谓“根本不懂历史”的“一个学者”,指的就是钱钟书。
见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一文: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两句诗打"诽谤"官司。我并补充说,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似乎确有其事。但是他不以为然,认为"退之"是卫中立的"字"。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我本想说,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Trivial"。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这句话,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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