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创伤与战斗

村上春树终于写他的父亲了，既意外，也不意外。说意外，是因为在村上四十余年的文学生涯中，从未见过他详细写到自己的亲人，这对作家来说是罕见的，毕竟原生家庭是很多写作者起步时就必然要去涉及的，从最熟悉的亲人写起，然后慢慢推到外人，逐渐开辟出一片独属于自己的天地来，而村上却是反着来的，他一开始就不写家庭，几十年来搭建起的文学大厦中，从未容纳过亲人们的故事，而这次他却在人生暮年回头来写父亲，用村上的话来说是一次和解，“历史不是过去的东西。它存在于意识内部，或者潜意识的内部，流成有温度、有生命的血液，不由分说地被搬运到下一代人那里。从这个层面来看，我在这里写的是一个人的故事，同时也是构成我们生活的整个世界的、恢宏故事的一部分。尽管是极小的一部分，但它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一片。”

说不意外，是从写侵华战争的角度来说的。村上春树作为一名日本作家，却并不像很多日本人那样，故意忽略侵华战争的存在，或者说从美化的角度去歪曲和辩解。一直以来，村上都是一名坚定的反战作家。早在1979年，村上就在其处女作《且听风吟》的结尾处提及过战争，主人公“我”在和“杰”告别时，聊起了侵华战争期间死在中国上海郊外的叔叔，“杰”感慨地说道：“死了很多人呢，可大家都是兄弟呀！”198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村上提到了近代中日两国的历史关系问题；1982年在《寻羊冒险记》中，村上在小说中点出明治政府制定的绵羊养殖政策，是服务于争夺殖民地战争本质的。

如果说这还只是村上零星的提到和触碰战争，到了1995年出版的《奇鸟行状录》中，村上冷静细致地将山本被蒙古兵活活扒皮的过程完整地展示出来，读来让人毛骨悚然；2003年出版的《海边的卡夫卡》通过塑造了中田这个失去战争记忆的人物，影射了战后日本国家历史；到了2018年出版的大长篇《刺杀骑士团长》，更是毫不隐晦地直接谴责了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残害地下学生组织的行径，更直接点出“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这些备受日本右翼攻讦的真实历史事件。

可以看出，在四十多年的文学创作过程中，村上从未放弃过对历史、对战争的关注，并持续着自己的思考。而到了2019年5月10日，村上在日本知名文学期刊《文艺春秋》上刊登了一篇名为《弃猫》的文章，对外公开了其父亲曾是侵华日军的事实，并坦言：“这件事就像一根鲠在喉咙口的细刺，久久地堵在我心中。”从村上一贯都在反思战争的脉络上来说，写到作为“侵华日军”的父亲，是迟早的事情。

或许事情要倒过来说，村上因为知道父亲是“侵华日军”，如鲠在喉，所以才如此关注侵华战争，才会四十年来一直都在陆陆续续书写这场战争。如此推测，当然可能窄化了村上，也可能淡化了村上做一个有良知的小说家身上的道德感和正义感。但父亲这个身份，无疑是促使村上不断书写战争的原动力。村上在《弃猫》一文中提到自己成年后，与父亲在情感上起摩擦，所以互相之间也不怎么来往，甚至二十多年都没有见过彼此一面，没什么大事基本上不会说话，也不会联系对方。情感冰冷至此，在我这个外人看来依旧有些不可思议，但村上点到为止，并未写到他们为何僵持到这个地步。直到父亲去世之前，他们才面对面地交流，而此时村上依旧年近花甲，父亲也快九十岁了。他们终于和解了。

父亲说到底不是一个罪孽深重的战犯，他当年只是一个被迫卷入战争的年轻人，心非所愿，却迫不得已。热爱文学，喜欢写俳句，身受学生们爱戴，在和平年代，这一切说起来都是美好的。但战争在身上留下的烙印，却始终不能抹掉。“侥幸”和“芥蒂”是我读此文印象最深刻的两个词。从父亲的角度来说，他三次进军队服役，前两次一个是第十六师团，一个是第五十三师团，在他离开之后均已覆灭，第三次以上等兵的身份被编入中部一百四十三部队，结果两个月后战争就结束了，“不管怎么说，他算是在这场浩荡而悲惨的战争中活了下来。”一次又一次的，他毫发无伤地逃出了战争的魔掌，可谓是极大的幸运，然而这也是“芥蒂”所在，“曾经的战友们都在遥远的南方战场白白断送了性命(恐怕其中有不少人的尸骨至今仍然曝露荒野)，只有自己一人独活，一定在他心里引爆了巨大的痛楚，并造就了切身的负疚。每每想到这里，我都会重新领会到父亲生前的心情，明白他何以每个早晨长久地紧闭双眼，聚精会神地诵经。”

从村上的角度来说，“侥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父亲在战争中活了下来，并结了婚，这才有了自己；一个是父亲所在的部队曾经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但父亲那时并不在其中，这让村上松了一口气。但无论如何，父亲曾经作为侵华日军，在中国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参与了日军的暴行。文中写到父亲在村上小时候提及了一次在中国行刑的场景，“总之，父亲忆起的用军刀斩断人脖子的残忍场面，毫无疑问在幼小的我心里烙下了鲜明的伤痕。那幕画面甚至可以说是一次模拟体验。换句话说，多年来压在父亲心中的沉重往事——借用当代词汇形容，就是‘心理创伤’——部分地由我这个做儿子的继承了下来。所谓心与心的连结就是这样，所谓的历史也就是如此。其本质就在‘承接’这一行为——或者说仪式之中。无论其内容让人多么不愉快、多么不想面对，人还是不得不接受它为自己的一部分。假如不是这样，历史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这便是村上的“芥蒂”。

马尔库塞说：“忘却以往的苦难就是容忍而不是战胜造成这种苦难的力量。在时间中治愈的创伤，也是含毒的创伤。思想的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就是反对屈从时间，恢复记忆的权利。”“含毒的创伤”，用来形容村上对于父亲的记忆是很贴切的。村上让我心生敬佩之处，便在于他勇敢地直面“创伤”，从不避讳。要知道在日本写二战，尤其还是村上这样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作家，是有很大风险的。《刺杀骑士团长》出版后，日本有主持人公开讽刺村上：“村上君描写南京大屠杀，是为了让自己的小说在中国大卖，或者是希望中国能支持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吧？”偏激的右翼人士甚至发起了“不买村上春树的运动”。而在村上看来：“历史对一个国家来讲，是一种集合记忆。作为已然过去的事件，遗忘、置换都是非常错误的。因此，必须和历史修正主义战斗到底，小说家的能力虽然有限，但可以以故事的形式去实现这样的斗争。”村上说到做到，以笔作战，且持续了四十年，在这条艰难的路上他从未退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