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德国之声:历史学家称魏玛共和国的教训依然有益今天

瓮牖绳枢之子
2020-12-24 看过

(采访发生于2008年1月,译文地址:https://ftreview.blogspot.com/2008/01/blog-post_30.html

75年前,希特勒上台,结束了德国历史上的首次民主尝试——魏玛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当年真有生机吗?美国历史学家兼作家埃里克·韦茨(Eric Weitz)对此自有答案。

今天的魏玛已经成为一个平静的小城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意味着魏玛共和国的终结。德国1919年(一次大战刚结束)至1933年间的这一首次民主共和尝试之所以被历史学家们冠以“魏玛共和国”的称呼,是因为通过共和国宪法(一般称之为《魏玛宪法》)的国民大会当年是在魏玛市召开的。

魏玛共和国的特征具有两面性,迄今依然既令人惊骇,又令人向往:一方面是恶性通货膨胀,失业率极高,政治极不稳定;另一方面是科学、艺术领域发挥出的令人眩目的创造性以及柏林充满传奇色彩、五颜六色的夜生活。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主任埃里克·韦茨去年(首版2007年)出了一本颇受好评的书,论述德国历史的这一时期,书名为《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Weimar Germany: Promise and Tragedy)。德国之声网就那个时代的精神、就导致希特勒夺权的原因以及魏玛共和国带给我们的教训等话题对韦茨进行了访谈。

德国之声:您书中的观点之一是魏玛共和国并非可以简单地被看作是纳粹独裁统治的前奏,而是一个自有其独立存在权利的时期。

韦茨:她确实是应当被看作是有其独立存在权利的时期,而非过渡时期。魏玛共和国时期是一个创造力得到大发挥的时期。在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不应总是先从历时12年的第三帝国出发,来看历时14年的魏玛共和国,因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发生了非常重要的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革新。我们需要把它作为独立存在的时期来予以回顾和评价。其实,无论是知识界、艺术界,还是政治界和社会各界,人们对魏玛共和国的方方面面、对德国1920年代的生活都已进行过深入探讨了。

德国之声: 您怎么解释 1920 年代德国特别是首都柏林的文化艺术那么兴旺呢?毕竟,这个民族刚刚经受了战争的磨难,数百万人死亡,而又时值通货膨胀和政治动乱。

韦茨:魏玛共和国时期层出不穷的革新恰恰和这些因素有关。许多人只看到一次大战给德国带来的绝望。毫无疑问,绝望确实是深重的:200万德国人死于一次大战;400万人受伤;从前线侥幸逃生的人往往身负身体的和心理的重伤;留守后方的女性经历了四年的极度困苦;随即而来的是战后危机——重新调整和恶性通货膨胀。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经济、社会、政治的极度不稳却又促使有识之士更为积极地思考生活在现代的种种问题,思考德国在政治上的何去何从。而且除此之外,1918—1919年的革命也对这一文化繁荣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场革命,革及皇帝的命,也就是废除了帝制,创立了民主体制——德国至此为止最为民主的体制。在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人们生发了一种可以创造未来的感觉,一种前途无量、可以以更人道的方式塑造未来的感觉。这种感觉未能持续很久,但它却造就了魏玛共和国的大部分文化革新创举。

德国之声:但当时也有德国人对魏玛共和国报以仇视。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既然当时的情况那么诱人、那么令人充满期待,他们为什么会希望魏玛共和国倒台呢?

韦茨:魏玛共和国的所有事物都受到争议。我的书中所关注的那些人——艺术家、思想家、建筑设计师等等,他们的大部分作品甚而所有作品都受到右派的强烈攻击。我在此所指的右派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保守势力——保皇的名门贵族、政府高级官员、军官、生意人、银行家、教会人士等等。一般来说,这些人不仅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反对民主。1918—1919年的革命大致上没有触及他们的权力。那次革命虽然创立了民主政体,但是对社会状况以及上述守旧精英的权力却没有做任何变革。

最初的革命浪潮过去以后,这些守旧精英就开始对共和国迈出的每一步投放绊脚石。许多纠纷的焦点并非仅是政治方面的,也包括文化、社会方面的,比如当时曾有过一场所谓的“采伦多夫(注:柏林一市区)房顶之战”,因为保守势力,还有纳粹分子,攻击批评现代建筑的平顶绝对不是日耳曼的,真正日耳曼风格的建筑,其房顶是斜顶。他们称平顶建筑是一种犹太人的建筑方式。还有,1920年代的妇女解放以及对满足性爱情欲的积极讨论也是引起激烈纠纷的焦点话题。

德国之声:您会说魏玛共和国是全球化的一个早期牺牲品吗?您认为假如 1929 年不曾发生世界经济大萧条,魏玛共和国就会得以继续生存吗?

韦茨:世界经济大萧条是致命一击。纵观1928年,也就是大萧条发生前一年的经济状况和当年的选举,我们就会看到政治上在转向中间,经济上也有不错的起色迹象,这是所谓的魏玛共和国黄金时代的最后一年。没有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话,魏玛共和国或许最终还有继续生存的希望。毕竟,1923年深具破坏力、令人迷失方向的恶性通货膨胀她都度过了,但1929年来自美国的大萧条潮流却速度极快、力度极大,自然为脚跟还没有真正站稳的魏玛共和国带来了致命一击。

但我们同时也不应忘记,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在类似魏玛共和国的困难条件下,成功地建立了民主体制。初建的共和国需要更长的休生养息时间,需要西方盟国更为胸襟开阔的大度姿态,需要经济稳定和发展,而所有这些,在一次大战后的那些年月,都是金贵的稀货。

德国之声: 那么是什么原因最终导致了魏玛共和国寿终正寝呢?毕竟, 1928 年大选时,纳粹党才得到 2.6%的选票,而5年之后,希特勒却大权在握。

韦茨:确实,1928年,纳粹党还只是一个非常边缘、并不重要的政治团体,除了在经济大萧条开始前就已显出不景气的几个特殊领域,特别是农业领域以外,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极小。然而,在纳粹党夺权以前,魏玛共和国在很多方面已经是“残桓断壁”,政治体系处于瘫痪状态。那么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期间,人们希望有条出路,而魏玛共和国却拿不出任何应对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从1930年起,德国实行的其实是总统专制,因为德国政体已经四分五裂,连国民议会都召集不起来,议会多数制也运转不灵,因此,从1930年春上任的总理布吕宁开始到其后的总理都是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元帅通过行使紧急状态令任命的,而不是议会任命。

但我想特别强调的事实是,纳粹党从来没有在一次自由竞选的大众选举中得到过多数。1932年夏天,他们得到了37.4%的票数,是他们曾得到过的最高票数。毫无疑问,这已经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飞跃了,但这不是多数。在美国经常听到的“德国人选希特勒上台或者选纳粹党上台”的说法是不对的,是不准确的,不符合实情。纳粹党从来没有被选上台。在下一次选举,即1932年秋季举行的选举中,纳粹党就已经失去了不少选票,比夏季的选举差多了,全党处于混乱状态。最后他们夺得权力是因为保守势力的精英们,也就是围绕在总统兴登堡周围的那些实权人物把权力托手交给了希特勒,最终致魏玛共和国以死地的其实是这帮人。

德国之声:人们能从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吸取哪些教训呢?有一个问题贯穿您的整个著作,即当代哪个民主国家是否也会重蹈魏玛共和国的覆辙,落入新法西斯势力的手掌。

韦茨:今天的德国已建立了稳健的民主制度,我没有任何担心。毫无疑问,德国社会也有一些极端右翼的团体,可能有些危险,对他们做出的回击反应有时还是有些迟缓,但这些团体还处于社会边缘,而且柏林不是魏玛。

我担心的更多地是我自己的国家——美国。我的意思是,对民主的威胁并非总是来自国外,大部分危险的威胁可能来自国内。魏玛当时的情况,特别是最后几年的情况既是如此。令我担忧的是有些人或者有些机构口头大谈民主,但在实际中却在做渐渐架空推翻民主的事情。当然,纳粹党从来没有致力于民主,但他们却利用了能引起老百姓共鸣的哗众取宠的修辞手法。假如现在有人也利用这种哗众取宠的修辞手法掩盖其非民主的做法,那我认为我们真的需要密切关注。

类似的,当现今有权有势的保守势力亲近极端右翼分子,接受其成为席上客的话,就会令我非常担忧。我认为美国确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当保守势力超越正当合法的民主商谈和宪法条款的界限,使极端右翼团体的纲领、人物、思想变成可接受的东西时,我们就麻烦了。

德国之声:近几个月来,美国社会好像重新对魏玛共和国感兴趣,无论是在时装方面,还是在艺术、音乐方面。您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韦茨:这是极其古怪的现象,确实存在,特别是在纽约。我想这和9.11恐怖袭击后人们心中生出的脆弱感有关。美国人了解的魏玛共和国比较片面,比如通过百老汇音乐剧《歌厅》(“Cabaret”)了解到的魏玛共和国堕落颓废、危机四伏,这是符合实情的,但却只是实情的一部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曾举办了一个魏玛共和国人物肖像展,展出的是奥托·迪克斯(Otto Dix)和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的作品。那假如你对魏玛共和国的了解仅局限于此,那你当然会想这是一个残缺不全、性格扭曲的时期。这种诠释当然是不全面的,没有考虑到那个时期其实还有民主期望、科学文化革新的一面。至于魏玛共和国现在之所以在纽约的文化圈内举城走红,原因其实还是纽约文化人自身所感到的那种脆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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