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边,看毛片,喝毛尖——三毛!

普林
2008-02-17 看过
侍坐话“毛边”

文/白化文

我年轻的时候,先后听家母和两位图书馆学界的老先生闲谈中议论过“毛边本”。现在把记忆混编在一起,简单汇报。

老先生说,毛边本始于欧洲。真正的毛边本的规格是,只裁地脚(下切口),不裁天头(上切口)和翻口(外切口)。洋装书直立在书架上,裁了下切口即地脚,就和一般的裁去三边的书一样,容易站立。不裁天头和翻口,目的有二。一是相信对方一定会裁开看的,这是把对方当知音看待。因此,毛边本是持赠给好朋友的,应属于非卖品。另一个目的是,看书时,一般是翻阅书的翻口即外切口一侧。看得时间长了,书边会变脏发黑。那时,可以用大型切纸刀顺着边切一刀,边上就又干净了。

解放前,书摊上可是常卖毛边本。鲁迅的著作毛边本较多。我就有一本三侧均属未切的“毛边”的《中国小说史略》。老先生说,这都是书商粗制滥造。因为,它们是三侧都没有裁切的,应视为没有经过剪裁工序的未出厂残品,不是真正的毛边本。而且,毛边本是作者为了送人特别定制的,版权页上虽有定价,照理说,是不应上市流通的。我问,鲁迅送人的是不是也属于三翻不切的书?老先生笑而不答,以后在谈到类似的问题时,只是说,日本人制造的毛边本,三侧不切的颇多。日本人学欧洲人,没学到家。

老先生还说,装订得好的送人用的毛边本,作者在送人时,常常附带送一把裁纸刀。讲究的裁纸刀是用象牙磨成的薄片状的刀,便于夹在书中附送的,兼具书签用途。也有精致的钢刀,不能当书签。
    
这时我想起,解放前后在北京东安市场,卖刀剪的商店里常卖各式各样的中国式带鞘的腰刀或宝剑形状的小型刀剑,而且往往十二个—打,放在精制的匣子里售卖。我母亲是留学法国学装饰的,告诉我说,这些是裁洋装书的书刀。我那时认为,当时国家战事频繁,民不聊生,哪有闲钱买这个。我母亲却说,外国人一买起码一打。后来想起来,一问老先生,果真是配合毛边本使用的裁纸刀。外国人一次买很多把,为配合新书送人无疑。中国小型刀剑配洋装书,想来别有风味。
    
老先生又说,人家送你这样的毛边本带书刀;你要是不看,就是大不敬,纯属看不起人了。起码也得裁开,装装样子。老先生说,丘吉尔迭一部自己的著作给一位贵妇人。这位夫人在当时尚属英国殖民地的开罗有一幢别墅。欧战时,夫人搬到别处,别墅空着。丘吉尔到开罗开会,就住在那幢别墅里。一天,丘吉尔在那位夫人的书房里看到自己送她的那本书,从书架上取下来一看,还没有裁开呢!丘吉尔动了真气,在扉页上写了一段批评那位夫人的话,说她辜负了自己的一片好意,也不读书。言外之意,此书“明珠暗投”矣!老先生又说,战后夫人归来,偶然翻阅此书,发现留言,大喜,立即送伦敦拍卖行,以高出书价许多倍的价格拍出去了。丘吉尔闻之,更加恼怒,想写信与那位夫人绝交。有人提醒:若写信,可能接着还得拍卖。于是截止。我对这条资料感兴趣,查过,没有查出来。哪位查到,告诉我吧。

不知怎的,我听了上述的那些话以后,多年来头脑中总有一种自觉是不甚确切的感觉,或者说是朦胧的印象:一想到西方的,或说是欧洲的古老的毛边本,加上象牙书刀与中国书刀,仿佛总浮现出东来的东印度公司一类掠夺者,外加奥斯丁笔下有钱又悠闲的绅士与淑女。像《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和她的姐姐那种洋青衣,才是在起居室里慢慢地一页一页裁开毛边本恬适地阅读的正工。至于东施效颦的日本和中国的平装毛边本,则有点“土港式”的作派啦。以上的迷朦的胡思乱想极可能完全不符合事实,但就是在脑中挥之不去。

不管有何种想法,我听了上述的老先生的话,如逐渐上了烟瘾一般,对毛边本终于大感兴趣了。以后我自己每出一种书,就会要求出版家和印刷厂给我制作一批毛边本,用以送人。我交代说,一定要裁下切口即地脚!可是,送来我处的每一种书全是三边不裁的残次品。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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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白化文先生《人海栖迟》书中的一篇《侍坐话“毛边”》,其中下面这段话尤其是妙语——

一想到西方的,或说是欧洲的古老的毛边本,加上象牙书刀与中国书刀,仿佛总浮现出东来的东印度公司一类掠夺者,外加奥斯丁笔下有钱又悠闲的绅士与淑女。像《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和她的姐姐那种洋青衣,才是在起居室里慢慢地一页一页裁开毛边本恬适地阅读的正工。至于东施效颦的日本和中国的平装毛边本,则有点“土港式”的作派啦。

中国毛边本的“始祖”据说是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陈子善曾说“为什么鲁迅对毛边本情有独钟,以至他早年的著、编、译,从《呐喊》到《彷徨》到《坟》到《朝花夕拾》到《苦闷的象征》到《唐宋传奇集》,无一不是毛边本?已有论者从诸多方面加以分析,如他对书籍装帧的重视啦,或与他的倔强个性有关啦,但无论如何,有一点不能忽略,即与他早年负笈东瀛,通过日本这个媒介迷恋西方书籍装帧艺术不无关联。毛边本正是作为西方书籍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为鲁迅所喜爱,所移用。”毛边本来自西方(我以前有个错觉,以为毛边本是来自中国古代,是传统文人的习气),白化文的这篇文章可好说明了这一点。

毛边本影响阅读,这是无疑的,普通读者并不卖帐。以《域外小说集》为例,印出的200册,在东京只卖出20册,在上海也仅卖出20册,胡适将销路不佳的原因归结为文言翻译,恐怕毛边本也是一个因素吧。另据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的记载,鲁迅要求他在北新印的必须是毛边书,一本都不许切边。但等书印好以后,却发现都已切好边了。李小峰在回答先生的质问时说:“一开始装订,我就将毛边的摆出去卖,但没有人买,要教我切了边才肯要,我看没办法,所以索兴都切了边。”在鲁迅明确表示反对后,李小峰的办法是:“此后为先生送的,虽然都是毛边,但寄到外埠分店的,还是切边本,在北平,恐怕先生看见不答应,便将毛边本送上街坊上了。”尽管如此,鲁迅还是乐此不疲。据陈子善交待,“由于周氏兄弟的鼓吹和实践,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中叶起,毛边本就大行其道了。就笔者有限的见闻,新文学大家名家中,除了周氏兄弟,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林语堂、冰心、苏雪林、谢冰莹、叶灵凤、施蛰 存、邵洵美、章衣萍、许钦文……等等(这可以开出一份很长很长的名单),无一不出过毛边本”。更过份的是,鲁迅后来编的杂志《莽原》《奔流》《语丝》等都采用毛边的装订形式。

据许欢《民国时期的大众阅读》研究表明,民国以后,中国基本进入了大众阅读时代。毛边本基本是个逆潮流的东西,它并不利于传播阅读。普通书店、读者往往会误以为是次品。据说有家出版社曾有意将毛边本上市流通,当毛边的《鲁迅杂感选集》发货到书店,竟被原包退回,书店还责怪说:“书不切边,半成品就发货,太不负责任了!”书店尚且如此,普通的读者更不会接受了,偶尔见到一本毛边,便惊呼“出了次品!”以周氏兄弟等这样的新文化大家,以“改造国民性”为志业,居然还是耽溺于这种流行于少数文人中的癖好,也真是奇怪。这可能再次说明了,私生活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多一句嘴,关于毛边书可参考沈文冲先生编的《毛边书情调》,http://www.douban.com/subject/2114492/,至于本文的题目,则来自一位网友,见之不禁哑然失笑,姑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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