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三种讲法 ——读麦家长篇小说《风声》

林培源
2020-11-18 看过

原刊《燕京书评》公众号2020-11-18,转载请联系《燕京书评》。

故事的三种讲法 ——读麦家长篇小说《风声》

作者|林培源

《风声》完成了一组疯狂、精巧的“重复”叙事,但此处的重复并非换种方式将故事重讲一遍那么简单,它遵循一种“否定的辩证法”——“下部”颠覆“上部”的真相,又通过“外部”解构前两部确立起来的叙事权威,从而将真相与虚构、历史和小说的边界彻底搅动。

电影《风声》剧照,来源:豆瓣

2007年10月号的《人民文学》打破了创刊近60年的记录,刊载了麦家的长篇小说《风声》。这是一次破天荒的文学事件。首刊后不久,《风声》推出单行本,麦家凭借这部小说荣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零零七年度小说家”称号——这一年,或可称为“《风声》元年”。

2009年3月,小说改编而成的话剧《风声》上演,同名电影(由高群书、陈国富联合执导)于建国60周年前夕上映,与当年的国庆“献礼片”《建国大业》一道汇入了“国家主义叙事”的大流。迄今为止,《风声》仍是观众津津乐道的谍战片“神作”。麦家“中国谍战文学之父”的名号由此坐实,无人可撼动。

如果把《人生海海》(2019年)视为麦家的文学转型,那么2007年横空出世的《风声》无疑是一座不可绕过的高峰。然而长期以来,影视剧过盛的名气遮蔽了小说原有的光芒,以至于人们常常忘了,电影是小说《风声》的伴生物,没有小说打底,电影的风行几无可能。

「“谁是老鬼”?」

麦家曾言:“如果说《解密》和《暗算》侧重的是‘人的命运’,《风声》则侧重于‘事的命运’。”如何理解这句话?作为“解密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风声》延续了麦家一贯的小说做法——将人置于严酷的极端环境中,以此考验人性、拷问历史。以小说作试金石,对善与恶、真与假、忠诚与背叛等主题加以追问和辨认,是麦家小说的旨趣,从这一层面来讲,《风声》与《解密》《暗算》一样,都与“解密”、情报有关,属于不折不扣的“特情”小说(或如其他评论者所言,是“新智力小说”)。不过在前两部小说里,麦家写了孤独的天才,塑造了诸如容金珍、黄依依等个性鲜明的“经典”形象,但在《风声》中,人物虽置于聚光灯下,却显然退居一隅,坍缩为历史深处的影子,人身处在“事”的漩涡内无力转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此为“事的命运”。

那么,《风声》讲了什么样的“事”?怎样的“事”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值得一再讲述,进而被无数读者所痴迷和传颂?自2007年首次面世以来,《风声》有过多个版本(译本也于2020年3月由素有“英国最佳独立出版社”之称的“宙斯之首”(Head of Zeus)推出)。2013年,《风声》二次修订,2020年,麦家又作了第三次修订——足见作家对小说的喜爱。《人民文学》版分为“上部”“下部”和“外部”,每一部都有“前言”;直到“读客版”,“上部”的“前言”已移到结尾变成“后记”。尽管内容不变——交代《风声》的故事来源,用麦家的话说,“讲的就是‘风声’是怎么‘吹’来的,但这一调整非同小可,按照时间顺序、最大限度还原故事,使得读者甫一打开小说就扎进了风声鹤唳的1941年。而叙述者则藏身其后,等到“上部”结束,他才开口说话,露出脸来。小说积蓄的叙事力量借此迸发,力拔千钧,摄人心魄。

《风声》,麦家著读客文化丨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如此叙事魔力,显然得益于小说所讲述的那个无法被耗费和磨损的“原型故事”。读过原著或看过电影《风声》的人,应该很熟悉“谁是老鬼”这句话。这是《风声》的题眼和悬念,也是小说叙事赖以运转的枢纽,它如同黑洞,将读者注意力吞没其中:1941年的日伪时期,春夏之交,西子湖畔一座名为裘庄的别墅里,囚禁着五位汪伪政府的军事要员(吴志国、金生火、李宁玉、白小年、顾小梦),他们之中潜伏者共产党的卧底(代号“老鬼”)。由于一封共产党联合行动的密电被南京伪政府方面截取,困于裘庄的“老鬼”必须将情报送出,小说在此形成了多方力量的博弈和角逐:老鬼要在密不透风且遭到监控的裘庄里突破防线,以肥原龙川(日军特务二课机关长)为首的敌人要在早已成为瓮中之鳖的“嫌疑人”(“吴金李顾”四人)里揪出老鬼,破坏共产党的联合行动。于是,一出疑窦丛生的“罗生门”上演了。“谁是老鬼”成了斯芬克斯之谜,也成为悬在“吴金李顾”四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谜底揭开,是生是死便昭然天下。为了顾大局、保自我,所有人对所有人怀疑,所有人与所有人博弈,明与暗、敌和我、强与弱,斗智斗勇,机关算尽。李宁玉为了自证清白,最后服毒自杀,送了性命。

上述即是上部《东风》的内容。到此为止,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浮出水面。这样的故事,仅仅掀开一角就足够吊人胃口,更何况《东风》不过是故事的“阳面”之一。《东风》既定,下部《西风》袭来,最后止于外部《静风》。可以说,经由三个独立而环环相扣的声部,《风声》完成了一组疯狂、精巧的“重复”叙事,但此处的重复并非换种方式将故事重讲一遍那么简单,它遵循一种“否定的辩证法”——“下部”颠覆“上部”的真相,又通过“外部”解构前两部确立起来的叙事权威,从而将真相与虚构、历史和小说的边界彻底搅动。

麦家为什么非得这般苦心孤诣,不老老实实地讲故事呢?

聪明的读者大概猜到了。这般讲故事的好处是,它让原本尘封的“事”随叙事的推进发生突转,读者的心理预期在被满足的同时即遭瓦解。因此,读《风声》的过程如同剥洋葱,一层又一层——或者换种说法,《风声》调用了“俄罗斯套娃”式的小说结构法,将秘密裹在最里层。不读到最后,休想知道故事的真相。

「《风声》的“密室逃脱”术」

对读者而言,打开《风声》不仅是解读“谜题”,同时还意味着投身一场叙事冒险。阅读《风声》的过程,如同“行走在地狱的屋顶”(语出日本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繁花在侧,但你无暇顾及,哪怕凝视一眼,都足以失足坠落,得不偿失。

为了制造这样的叙事效果,麦家像魔术师那样“偷天换日”,将空间(裘庄)内发生的故事,转化为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追逐之旅。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是典型的“密室逃脱”模式:在规定时限内破解谜题,找到出路;否则游戏终结,等待你的唯有失败。

营造密室、密闭空间是麦家写小说的拿手好戏。从《解密》到《暗算》的“701”,到《风声》的裘庄,无不如此,但裘庄显然承载着迥异于“701”(国家安全部门)的意义,前者是单一空间,是我方活动的场所,小说所叙述的故事也大多发生于此。然而裘庄不同,它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战、国共两党对峙的时期,成为历史的见证者。裘庄筑有东楼与西楼,更是敌我双方明争暗斗的所在。肥原在囚禁“老鬼”的西楼里安装了窃听器,将一高一低两座楼贯通起来。这样的设置,无疑将读者的神经末梢送至故事内部。“窃听”摇身一变,成为一种经济有效的叙事手段(这从文本多次“转录”西楼里人物的对话可以看出来)。

由于涉及国共日伪四方的利益冲突,裘庄里发生的一切关系着民族抗战的大历史——这样的写法,在老舍的《四世同堂》里也曾有过。只不过同样是表现抗战,《四世同堂》的“小羊圈胡同”对应的是北平的日常生活(小说充满了大量的饮食起居的细节),而在《风声》中,我们感受到的只有恐怖、猜忌和死亡的威胁,私人的日常生活几乎消匿不见。这也是《风声》有别于1940年代抗战题材小说之处。在这里,裘庄被建构为一个高度压缩的“人性剧场”,其中上演的一切,无不叫人想起萨特存在主义的“境遇剧”,以及那句著名的“他人即地狱”。因此,裘庄也是“囚庄”,人囚困其中,面对的是民族大义和善恶对垒,人心难测,真假混淆,小说因此生出了极大的叙事张力。换言之,通过小叙事(小说)和大叙事(历史)的同构,《风声》营造出远较故事的悬念更为深刻的心理悬念、历史悬念。静态空间中的“事”(找出“老鬼”),在规定的时间(四天后)里压缩成一个博尔赫斯式的迷宫,读者迈入其中,除了一再迷路,别无他法。

《风声》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小说家对人物心理的精准揣摩,以及对人行为动机的合理铺排。在《东风》里,肥原为了揪出“老鬼”,先是用验笔迹的方式,使出离间计。西楼里被怀疑的对象,依次是吴志国、李宁玉、白秘书和顾小梦。吴志国拒不承认自己是“老鬼”,最后被动了刑,而李宁玉也一口咬定吴志国才是老鬼;顾小梦为了洗脱嫌疑,又将矛头指向白小年。这无疑是“罗生门”的翻版。《东风》呈现给读者的便是这样一个人与人相互怀疑、指正又互相驳斥的对弈过程。到了第八章,小说篇幅过半,但故事里才过了三天。这场高密度的叙事试验,以极快的叙述节奏容纳极大的叙事能量。可以说,保持这种“既快又密”的叙事节奏殊为不易。

电影《风声》剧照,来源:豆瓣

肥原为了揪出老鬼,先是让吴志国假死,以其血书引蛇出洞,眼见这一手段失效,又将“死去”的吴志国“复活”。如此一来,打破的平衡再次恢复了——五个人始终还是五个人,一个也没有少,然而在人物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他们各自的心理状态已经悄然发生了转换。这种转换如此剧烈,以至于读者必须稍作停歇,才能适应这样的“翻转”。

「故事的第三重真相」

到了上部《东风》的第十章里,叙述人、故事的记录人“我”正式登场。我们由此进入故事的第二重真相:李宁玉与哥哥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假扮夫妻掩人耳目。李宁玉死后多年,其兄长“潘老”向“我”袒露真相,李宁玉就是老鬼,情报是她以性命送出去的——她在自杀前了一幅画,画作上的小草藏了一副莫尔斯密码。莫尔斯密码对故事的推动起到关键作用,莫尔斯密码是一套符号转换系统,实际上,麦家的小说也是对历史和民族记忆的一次虚构和转换。李宁玉为了发送这份电报,付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谁是老鬼”在《东风》的结尾得到了确凿无疑的解答。然而,这不过是这部小说的冰山一角。因为故事还有第三重真相,这一真相藏在《西风》里:裘庄事件之后,顾小梦和特务处长王田香回归部队,张司令、金生水、白秘书、张参谋(胖参谋)等人均下落不明。时隔半个世纪,顾小梦阴差阳错地看了“我”的小说手稿,为了澄清事实,年迈的“顾老”(顾小梦)与“我”进行了一场漫长的对话,诉说起那段被掩盖的历史真相。

借顾老之口,小说在这一部分被重讲了一遍,历史与小说、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再次打破。如果说上部《东风》是“立”,那么下部《西风》是“破”,“外部”则为“补”,“立”的意义在于打捞历史(尽管只是表层故事),“破”旨在将被记录在案的历史假面戳破,正本清源,为淹没在时间中的个体发声;“补”的意图在于把故事从历史深处拉到现实层面,一方面交代作者的写作缘由,也借此补叙所有与裘庄有关的人物的命运。这已经超出了“故事”部分,而具有鲜明的元小说特征了。正如麦家所言:“我写《风声》小说,从故事层面上说设计的就是一个惊险的逃逸魔术,但从意义上说,我想通过‘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个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个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种惊心动魄的心智较量中,为人性那无法度量的边界下一个‘我’的注脚。”《西风》出现了两个叙述人,一个是那段惨烈历史的见证者顾老,一个是倾听者、记录者和转述者“我”,二人构成“听—说”的关系,带领读者再次穿越时间的迷雾,走进历史深处。

此外,小说中的“老鬼”在这部小说中一直是以“隐身”的方式呈现的,也就是说,上部《东风》在叙及老鬼时,用的是不辨性别的“Ta”,小说以第三人称的限制性视角,为读者将自我替换到老鬼的角色中提供了便利,也令读者对身处绝境中的老鬼产生共情。即便在后来人的讲述中,李宁玉也是一个传奇、一个幽灵般的人物,然而正是这个早已殒命的“老鬼”,引发了《风声》。某种程度上说,《风声》是以虚构的方式为李宁玉招魂,替无数为革命洒热血、抛头颅的能人志士立传。

如果说麦家《风声》在叙事结构上借鉴了博尔赫斯的迷宫,那么这个迷宫早已旧貌换新颜,因为在《风声》中,迷宫是立体的、翻转的,甚至可以拆解拼接、重新组装的。麦家当然无意于叙事游戏,他将“个人”的声音置入历史深处,借此将叙事变作对历史发问的载体,小说也因此被赋予了深厚的意涵,获得了远超故事之外的文学价值。

林培源系青年作家、文学博士,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2017—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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