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采用彩色摄影报道中国的摄影师 | 专访布鲁诺·巴贝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0-11-11 看过

11月9日,玛格南图片社官方网站发布了一个悲伤的消息,法籍摄影师、《中国的颜色》作者布鲁诺·巴贝(Bruno Barbey)因心脏病意外去世,享年79岁。

布鲁诺·巴贝,图片摄影:韩杰。

布鲁诺·巴贝与中国有着很深的缘分。1973年9月,时任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巴贝作为总统府认证的新闻记者加入随行记者团,用最喜爱的柯达克罗姆胶片为中国拍摄了一系列照片,记录了当时中国人的生活场景,也成为第一个用彩色胶片拍摄中国的摄影师。

从此之后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巴贝多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及北京、上海、四川、广西、新疆、香港、澳门等地,用颜色的变化见证中国的发展历程,用镜头记录下大量具有时代特色的照片。2019年,他的摄影集《中国的颜色》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出版,书中收录了巴贝自1973年至2018年在中国拍摄的三百余幅彩色照片,展示了他镜头下的中国社会变迁。

点击观看布鲁诺·巴贝于2019年接受新京报采访独家视频

布鲁诺·巴贝1941年出生于摩洛哥。他在瑞士沃韦应用艺术学院学习摄影和平面设计,上世纪60年代加入玛格南图片社,1978至1979年,任玛格南图片社欧洲区副主席,1992至1995年任主席。其作品以对色彩自如协调的运用而著名。巴贝的足迹遍布五大洲,见证过无数次军事冲突。尽管他不接受“战地摄影师”的标签,但却亲身经历过尼日利亚、越南、中东、孟加拉国、哥伦比亚、北爱尔兰、伊拉克和科威特等国家和地区的战乱。他的照片也被世界各大杂志广泛采用、发表,并被多所美术馆收藏。

巴贝去世后,包括玛格南图片社现任主席奥利维亚·亚瑟(Olivia Arthur)在内的曾经与他共事过的同事们纷纷表示哀悼。亚瑟说,“作为玛格南这一家庭的重要成员,布鲁诺·巴贝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五十多年。他既是前任主席,也是极为活跃的成员。对摄影充满热情的他从未停止拍照……在同事们眼中,他技术出众,为人温文尔雅,还极为慷慨地将自己的时间用在各种报道之中,从全球战争到他出生国摩洛哥的街头,从未缺席。”亚瑟表示:他的照片充满生命,他的遗产将继续存在。他将被永远怀念。下文为去年新京报书评周刊对巴贝的独家专访,今日刊发,以纪念。

采写丨 日牙

陈丹青在谈论刘香成的摄影时说,在刘香成之前,西方摄影师拍摄的那些日常百态,展示了西方左翼人士眼中的新国家与理想社会:宁静、质朴、恒定,望不见终结。幸好,布鲁诺·巴贝以他持续的追踪而走出了这份“诅咒”……

或许,除去刘香成之外,横跨四五十年持续拍摄中国的西方摄影师,也只有巴贝了。在不同时间聚焦中国各地的镜头下,《中国的颜色》这部摄影集像公路电影一样铺陈着中国四十多年来的家与国的审美:一个紧张而呆愣的东方国家如何一步步走出特殊时代的阴影,一个国家的颜色如何从单调的蓝色迅猛地扎进满目的缭乱——然而,巴贝缺席了最迅猛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这让他的摄影集在翻阅之时,猛然地给读者从色彩上制造了强烈而鲜明的时代断裂感……

布鲁诺·巴贝在长城,1973年。

如果说,卡帕以事件为生命,布列松以瞬间为伦理;那么,巴贝似乎往往懒于赴历史之约,反而勤于觅日常之态。作为第一位使用彩色胶卷拍摄中国的玛格南摄影师,布鲁诺·巴贝在中国各地的拍摄像是一场“懵懂的邂逅”,而镜头里全然是“精致的仁慈”:他不懂中文,却出乎意外地让时代标语或街头布告与人物的神情、姿态构成了隐忍而强烈的内在张力;在中国民众好奇的瞳孔聚焦下,巴贝的镜头语言捕捉着宁静的质朴和闲适的日常。特定的时代与平凡的日常,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的短语组合。

不得不承认的是,不管是改革开放前,还是之后,在巴贝的长期追踪下,都或隐或现地埋藏着另一个看不见的中国。如果说,“被安排的随行”是巴贝拍摄中国的通道;那么,被捕捉的背景则是他了解这个国家的通道。在《中国的颜色》这部精心编排的摄影集中,除去平凡人的日常这一鲜明特点之外,巴贝这位“不介入的旁观者”还有一大嗜好:无论是早期的摄影,还是近些年的镜头,都喜欢将人物置放在硕大的标语、方正的画像或巨幅的海报之下,有意无意之间表达了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冲突痕迹。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镜头,显然有着被安排的痕迹,几乎都是绿军装的整齐队伍,连小孩都是整齐的红领巾队伍,照片的大背景不是领袖画像就是政治标语,镜头前面总是至少有着一双眼睛会盯着镜头,透露出一股略带紧张的好奇感。在那个年代的巴贝摄影中,革命海报和政治口号召唤群众的革命激情,与边陲景点的静谧仙境、安静闲适的百姓生活形成了巨大而突兀的时代冲突。

天安门的破晓时分,北京。1973年。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整齐的队伍逐渐演变成散落的人群,当年整齐干净的学生队伍也变成了农村田野里的劳动力;往昔的政治标语逐渐显示着岁月的斑驳,在新型社会动员标语之外,商品广告和电影广告与时装模特一起开始抢占着照片的背景——九十年代的侦探电影真多啊!而且,巴贝还在1989年的新疆街头拍到了手绘版的《末代皇帝》电影广告!在巴贝的镜头下,八十年代的中国显露出了两个时代的过渡痕迹,街头延续着动员的标语,个人泄漏着自我的空气,尽管那时候的衣服布料依然显得有些单调……

上海少年宫手风琴班,上海。1980年。

再后来,巴贝的镜头跳过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直接进入2000年后的中国社会。尽管是由于摄影师的缺席,但也恰好得当地制造了巨大而熟悉的时代鸿沟。近二十年来,早已没有人在意巴贝镜头的存在,毫不在意这位高大的外国汉子了,人们的眼神也无需警惕。在静态的照片里,巴贝呈现了一个动态的中国:国人服装的色彩款式,从单调统一逐渐变得绚烂,甚至略带点互不调解的违和感;早期国人的目光会略带呆滞的好奇,四十年来早已改变,行色匆匆地从硕大的标语宣传画走到了炫目夺人的电子广告屏下……

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热烈欢迎法国总统蓬皮杜,北京。1973年。

当然,除去这些“仁慈”的平凡镜头外,反复拒绝“战地摄影师”称号的他,尽管曾经写下过“拒绝以疯狂或恐怖为美”的题铭,但也像其他摄影师一般见证过世界历史的动荡时刻:上世纪60年代的巴黎“五月风暴”,70年代的“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乱,还有重返阿根廷政治舞台的胡安·庇隆、执政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红色高棉,巴勒斯坦军队中的“童子军”,明媚多彩的摩洛哥、色调浓郁的西班牙、庄重宏伟的苏联。而这些,则浓缩在了后浪引进出版的另一本摄影集《布鲁诺·巴贝在路上》(Passages)。

《布鲁诺·巴贝在路上》,作者:[法] 布鲁诺·巴贝(摄影) [法] 卡洛尔·纳伽,译者:徐峰,版本: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 2016年10月

2019年的某个晌午,与他相见在中国美术馆的一家咖啡屋里。静候多时的他,像极了他那镜头语言般的仁慈模样。直到谈及了我曾采访过蓬皮杜儿子时,巴贝的戒备心才进一步打开。

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那硕大方正的脸庞、粗黑浓密的汗毛和跛脚难听的法式英语。那些如同被雕刻刀深挖过的皱纹,仿佛是从大理石雕塑中复刻出来的,令人想起布罗茨基谈论奥登皱纹像“杂乱的床铺”,或许更像古代绘画中的老子?当他翻开《中国的颜色》,伸手指认图片之时,茂盛疯长的双臂汗毛简直与雷蒙德·卡佛如出一辙。而那真的太过于难听的法式英语,每一句话都像出自他曾经拍摄过的战场里被卡壳的机关枪,整个下午输出的是一股非常奇怪的抑扬顿挫,让正常对话听起来像是皮卡颠簸在充满弹坑的泥水地里。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那次对话经由挫败转为了遗忘。没能想到的是,再度翻出访谈文稿之际,竟已是他告别人世之时。

01

“对我摄影影响最大的

主要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

在大同火车站站台上买干粮,大同。1973年。

新京报:在你高中毕业之后,当整个欧洲仅有一所学校教授摄影,那就是瑞士沃韦应用艺术学院。但你在那里学的专业是摄影和平面设计,回头来看,学院教育对你的摄影帮助大吗?

布鲁诺·巴贝:我在学校主要学习摄影技术和平面设计。当我工作的时候,我在意大利开始学习摄影,《意大利人》是我的第一部作品,那时候我才22岁。但是,当我还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开始了这项摄影计划。几年之后,我加入玛格南图片社,当时只有两位住在法国的巴黎摄影师,其中一位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另一位是马克·吕布。很有意思的是,这两位摄影师都有记录中国的摄影集。布列松,拍摄时间大致是1948年、1949年,当时毛泽东的军队已经占领了上海;十年后,马克·吕布来到了中国;十五年后的1973年,我也来到了中国。

新京报:我知道你当时是跟蓬皮杜总统一起来到中国的……

布鲁诺·巴贝:蓬皮杜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当他来到中国的时候,身体其实并不是很好。两年后,他就去世了(1974年)。除了身体因素之外,蓬皮杜作为首位访华的资本主义国家总统,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是一件勇气可嘉的事情。此外呢,戴高乐总统也是首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法国总统。所以,中法之间的友谊是非常特别的。

新京报:我知道你和很多电影人都有着深厚的友谊,比如电影人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与巴贝特·施罗德(Barbet Schroeder),他们对你的摄影有影响吗?

布鲁诺·巴贝:最影响我的意大利电影导演,是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等一代的电影导演。我年轻的时候,和埃里克·侯麦一起合作过,当时我恰好也在做一部电影。对我摄影影响最大的,主要还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

我妻子是一名纪录片电影导演,她还为我的摄影做策展。因为她在视觉方面非常敏感,对摄影有很好的鉴赏力,她帮助我完成很多的摄影展。她来过几次中国,在四川拍摄过纪录片。她也帮我编排摄影集的框架,我们一起对摄影图片进行多次的编排。我的妻子对我帮助很大。

02

“1968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它改变了人类的精神世界”

三个男人在“香”字下吃冰棍,北京。1973年。

新京报:进入图片社后,法国爆发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在巴黎街头,你拍下了经典的照片。你当时是如何看待这场学生运动的呢?

布鲁诺·巴贝: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奇怪的是,实际上当时欧洲的经济发展势头非常好,很少有青年失业的社会状况,那是一个黄金时代。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全世界的年轻人,尤其是法国青年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游行。首先是反对越战,继而他们要求更多的自由。这种现象,不仅仅在法国,在墨西哥、日本等都出现了反对美国对越南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在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和今天相比,他们是幸运的,今天的年轻人大约有15%失业,那个年代的经济是非常好的。在1968年的七八月份,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布拉格之春”事件,苏联军队进行了镇压,法国学生上街反对苏联的镇压。米歇尔曾经拍摄和记录了当时的街头场面。后来,东京也爆发了反越战抗议潮。

1968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它改变了人类的精神世界,不同阶层之间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密切了。而且,它是在伤亡极少的示威情况下发生改变的,比车祸伤亡人数还要少。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这张图片是蓬皮杜总统和游行学生进行谈判的场景。1968年,双方达成了一个满意的结果,他非常睿智。

新京报:近些年法国也在持续地展开“黄马甲运动”,是否会让你想起1968年的场景?你如何看待马克龙在“黄马甲运动”中的表现?

布鲁诺·巴贝:1968年,马克龙还没出生。1968年“五月风暴”里的学生抗议,与当下的“黄马甲运动”有着很大的不同。当下发生的黄马甲抗议群体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目的主要在于破坏商场、银行和车辆等。他们没有意识形态,极左和极右都混杂在一起,极具破坏力,但他们没有政治智慧。

1968年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那些聪明的学生们拥有哲学家领袖,比如保罗·萨特,并在社会理念方面发生了真正的思想变革。对于经济复苏而言,“黄马甲运动”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最终还是会结束的。但是呢,的确也暴露了法国经济的种种问题,也体现了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公民的利益是不容忽视的,马克龙必须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去平息民众的愤怒。所以,“黄马甲运动”是可以的,问题却是糟糕的。这些失控的黄马甲抗议群体,有些还会闯入银行进行破坏活动。当然,对于马克龙而言,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经济所导致的问题。

前段时间,我在中国东部的时候,看到香榭丽舍燃烧的电视片段,法国的经济太过于依赖旅游业,这对于法国社会的发展而言并不是很好。

婚纱照,上海。1980年。

03

“摄影是可以影响公众的

有助于促进人类的交流”

露天采耳,成都。1980年。

新京报:上世纪七十年代,你在巴勒斯坦遇到了让·热内(Jean Genet),邀请他撰写文章,引发了轩然大波,导致读者取消杂志的订阅。事情发生后,热内和杂志有没有对此说些什么?你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呢?

布鲁诺·巴贝: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在巴勒斯坦进行了大量的摄影工作,还拍摄了当时的巴勒斯坦领袖。我想通过摄影来向全世界展示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状态,比如我拍摄了一些巴勒斯坦难民营。很多人不喜欢我对巴勒斯坦的支持立场。

让·热内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作家,为我写了一篇非常激进的摄影阐释文章。实际上,有些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但当时的读者纷纷取消了订阅那些刊发我摄影作品的杂志,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不喜欢我对巴勒斯坦的同情立场。到今天为止,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就在上周,以色列又与巴勒斯坦发生了军事冲突。

杂志的主编并没有对此感到不高兴,反而认为让·热内这样的作家弥足珍贵。他们很自豪有让·热内这样的作家为他们撰稿。虽然我们失去了一些读者,但与此同时,也等于某种程度上给这本杂志做了一个巨大的广告。

新京报:在你看来,摄影与舆论之间,是一种怎样的互动形态?

布鲁诺·巴贝: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我拍摄巴勒斯坦难民照片之前,当时并不知道巴勒斯坦难民的生存状况。当这篇文章刊发之后,很多人意识到巴勒斯坦问题的存在,所以摄影是可以影响公众的,有助于促进人类的交流。

当然,摄影无法阻止战争,但美国杂志上刊发的关于越南战争的照片,改变了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让美国人开始阻止那场战争。那时候还没有审查,但在海湾战争的时候,美国就开始对媒体进行审查了。越南战争的照片暴露了美国的轰炸和生化武器,美国读者看到了这些,于是开始抗议,加速了战争的早日结束。

前几年,土耳其女摄影师尼吕费·德米尔(Nilufer Demir),拍摄的叙利亚3岁男童偷渡溺亡、伏尸土耳其海滩的照片,引发了欧洲的巨大讨论,让人们重新认识难民问题。

在我看来,摄影是传递真相的有力武器。但我不是别人眼中的“战地摄影师”,我为玛格南图片社工作,就像我个人拍摄的关于中国或意大利的摄影那样。当有一项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见证历史。比如1968年的时候,我在巴黎拍摄了“五月风暴”,对于历史档案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并不从属于在全世界游走的战地摄影师行列之内,这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新京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你在波兰拍摄了系列的历史性照片,后来邀请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撰写文章,米沃什是如何评价你的摄影的呢?

布鲁诺·巴贝:米沃什是一位伟大的波兰诗人,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拍摄过一本关于波兰的摄影集。米沃什是伯克利大学的教授,我邀请他为我的摄影集写篇文章。对于我的摄影,他并没有多说。在他的文章中,他写了一些其他有趣的事情。当我在1981年读到他的文章时,我的摄影集已经出版了。在文章中,米沃什在最后写道,波兰人民信仰不可能。我们难以想象,就在八年后的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了。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还有一篇很好的文章,是一位《世界报》知名记者撰写的关于波兰的文章。

我只是非常欣赏米沃什的文章,所以我建议这本杂志的编辑:为什么不邀请波兰作家来撰写这篇文章呢?然后,米沃什就写下了这篇文章。再后来,我又邀请了《世界报》的知名记者撰写了另一篇文章。我和那个人的交情更深。对于米沃什,我读过他写的作品,但我们只有一面之缘,我们之间并没有深厚的友谊。

坐在乐山大佛的脚趾上,乐山。1980年。

04

“第一个采用彩色摄影

报道中国的摄影师”

农夫给水牛冲洗,阳朔兴坪,1980年。

新京报:巴西之后,你开始从黑白摄影进入彩色摄影,你怎么看待这两种摄影呢?

布鲁诺·巴贝:这是一个好问题。在六十年代,玛格南图片社的传统仍然是黑白摄影,比如布列松、马克吕布都是采用黑白摄影,我当时也是使用黑白胶片进行摄影。我出生于摩洛哥,摩洛哥人喜欢强烈的色彩。比如亨利·马蒂斯和欧仁·德拉克罗瓦等著名画家都去过摩洛哥,他们见识过摩洛哥的美丽色彩。当我前往巴西的时候,我想我的上帝让我在巴西看到那些色彩之后,让我想起了我在摩洛哥时看到的那些强烈色彩,这是在1966年。从此,我就开始彩色摄影之路。

1973年,我来到中国时,也是采用彩色摄影。有很多优秀的中国摄影师,大部分都拍摄黑白照片。可能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他们没有彩色胶卷;那些有彩色胶卷的摄影师,胶卷都来自于苏联。上世纪七十年代关于中国的报道,基本都采用黑白摄影。我是第一个采用彩色摄影报道中国的摄影师,于是,我出版了这本关于中国的摄影集《中国的颜色》。

《中国的颜色》,作者:[法]布鲁诺·巴贝 摄 [法] 尚陆 编,版本: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年4月(本文图片均出自此书)

现在摄影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我们有了更先进的数码相机。对于摄影,人们越来越有着难以想象的自由支配能力,创造力也越来越高,摄影传送技术越来越先进。

所以我就停止了黑白摄影,但对于展现戏剧性的场景,黑白摄影的视觉效果也同样非常强烈。终究,我更喜欢采取彩色摄影。

新京报:你第一次来中国时,当时的社会属于比较封闭的状态,中国的民众或许还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一个外国人的存在,当时是否会感到某些困惑?

布鲁诺·巴贝:1973年,虽然当时中国处于“文革”期间,以及中国遇到种种问题,我的旅行却是收获颇多。当然,我当时也有一名翻译陪同,还有一名年轻的学生陪着我。我们关系很好,他为我做了很多工作。甚至,我向他提出了比较困难的要求,比如我想拍摄军队,但他许可了我的想法。所以,当时我在中国拍摄,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新京报: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摄影师,你当时如何看待这个国度的?内心是怎样的想法? 布鲁诺·巴贝:那时候的中国,正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你可以看到,在乡下,农民的生存非常艰苦,人民生活非常贫穷。我认为,他们那一代人经受的很多苦难,你们可能无法体会。因为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更愿意展望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而不愿回顾这个国家走过的路。现在中国的生活在不断地进步,但在那个年代情况比较复杂。在1989年之后,中国发展得非常迅速。

新京报:对比你前前后后的多次中国之行,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的变迁?

布鲁诺·巴贝:我认为,中国的社会经历了巨大的进步,比如交通、高铁、新机场。当我在1973年去成都的时候,那时还没有机场。两年前我去昆明,发现昆明的新机场真是漂亮现代,而且面积很大。看到中国的这种进步,是会让人欣喜的。当然,乡村也有着整体的进步和发展,教育的进步也引人注目。

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也就是在1973年,我见证了蓬皮杜和周恩来之间的谈话,有一位女士是在场的翻译,大概50岁左右。她的法语说得非常好,我问这位女士:“有多少位译者能够达到你这么高的水平啊?”她回复我说大概有十一人,整个中国就这十一个人,因为全国人都没机会说法语。但看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很多都会说法语了。中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你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不只局限于中国,那就是环境污染问题。这是个大问题,中国要采取改革措施来改革环境污染问题。

桂林,1980年。

05

“进入数字时代后

图片社大部分都面临破产”

新旧上海,上海。2012年。

新京报: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被称为“新闻摄影界的黄金年代”,回顾那段时间的摄影记忆,你会如何去描述那一段时光呢?

布鲁诺·巴贝: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当你记录一个故事,全世界有各式各样的杂志可以发表,比如,我在中国的故事,1973和1980年的两次旅行,曾在全世界发行,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和南美洲……所有这些主流杂志都有巨大的发行量,12页,24页,这真的很奇妙。但是,如今,摄影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杂志的发行量不大,当然这可能跟电视或互联网的出现有关。我们叫那个时代为“黄金时代”,是因为那时摄影报道的出版规模很大,而今这个局面已不复存在。

新京报:二战之后,许多社会问题尚未解决,对摄影记者而言,还有很多素材可以挖掘?

布鲁诺·巴贝:是的,当今社会还有许多问题存在,比如意大利、叙利亚、阿富汗,许多事件仍在继续。很不幸,世界上还有许多冲突,轰炸、暴力未曾停止。

新京报:作为摄影师,与报纸杂志的编辑之间,一般是怎样的合作模式?

布鲁诺·巴贝:在那个年代,摄影师和编辑的关系很好。当我为《国家地理》杂志拍摄时,他们邀请我来看排版,所以我们可以合作,选择放大的图片,这种工作方式很有趣。我跟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德国《Stern》杂志的合作也是一样。我们也能认识杂志主编或电影导演,这真的挺有趣。不幸的是,这已经是过去时了。

新京报:西格玛图片社(sygma)、希帕图片社(sipa press)、伽马图片社(gamma)在当时是处于怎样的一种竞争状态,在摄影师看来,是否有着某种程度的差别?

布鲁诺·巴贝:西格玛和希帕图片社已经倒闭了。它们都是当时非常优秀的图片社,玛格南始终是与众不同的一个。玛格南图片社的摄影师不太会去做热点新闻故事,我们会做长篇幅的故事系列,而不会系统报道一个新闻事件。现在,伽马图片社和西格玛图片社都已经不在了。它们的消失,是由于杂志的消失。

平遥。2016年。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一方面是金融危机导致的报纸杂志预算紧缩,一方面是科技的迅猛发展,在此之后的新闻摄影似乎逐步进入了数字时代。当时的图片社是如何去应对这场变革的?

布鲁诺·巴贝:我认为数字时代很迷人,因为你可以即时沟通,发送图片,但与此同时,几百万人都成了摄影师,竞争很激烈。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摄影师身赴普通记者无法进入的地区拍摄,这些地方或者太危险,或者局势复杂,比如叙利亚。但我们还是可以设法得到这些图片,它们可能是有些人用苹果手机拍摄的。这很有趣,因为你求助于专业摄影师。事实上,大部分图片社都消失了。现在互联网上每天可以找到数百万张图片。以前,摄影师们可以通过卖图片获得收入,但现在,作为出版人,你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使用摄影作品。对于想要存活的职业摄影人而言,竞争非常激烈。当然,一些出版过摄影集或举办过摄影展的出色摄影师,还是不成问题的。但对于图片社而言,它们大部分都面临破产。

新京报:如今的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拿出手机来进行拍摄了,图片也可以被大幅度地修改。从摄影师的角度来看,你会觉得当下的摄影越发丧失神秘感和艺术性吗?

布鲁诺·巴贝:人们可以用他们的iPhone拍出很好的照片。用手机的好处在于,人们不会认为你是职业摄影师。你可以用手机拍摄报道,有时候这很好;但手机的问题是,拍出的照片不适合放大印刷。无论如何,这对新闻而言是好事情。

新京报:是否想过根据自己当年拍摄的照片,写下一些游记散文或者回忆录之类的著作?

布鲁诺·巴贝:我更希望找专业的作家写我的作品,就像《中国的颜色》这本书,我邀请了两名作家,一位是Jean Loh(尚陆,法籍华人),他非常了解摄影;还有一篇文章,作者是董强先生,他是诗人、书法家,同时热爱摄影。我更乐意别人写我自己的作品,而不是我自己评价我的作品。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日牙;编辑:张进;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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