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影响下的文学史书写

思郁
2008-02-02 看过

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前言中很简单的解释了他为什么选择写的是“现代小说史”而不是“现代文学史”。大意是说,当初在国外这方面的资料很缺乏,不齐备,另外也是受到美国当时的“新批评派”小说评论的影响,才决定选择新文学中相对成就比较高的小说来书写。夏氏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于1961年出版,现今已经成为了文学史中的经典传世之作。作为他的博士生的耿德华(Edward M.Gunn)在他的指导下进行《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以下统称《被冷落的缪斯》)一书的书写的时候不知道面对已经存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内心作何感想?
如果说耿德华的《被冷落的缪斯》一书有什么独创性的话,也许就是对“沦陷区”这一独特的地理区域以及“1937-1945”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间段的选取上。迄今为止,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国外的汉学界,虽然抗日时期的沦陷区中个别作家已经在历史的尘封中一一被挖掘了出来,他们的文学成就也得到了学界的公认,并且对沦陷区的文学的研究也逐步的引起的许多学者的注意,但是对沦陷区整个宏观的、整体的文学史的梳理和书写的专著还是寥寥无几。我所知道的现在对抗日时期的沦陷区的研究最著名的也许就是由钱理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在1998年出版。但是说是“研究”有些托大,因为毕竟还没有进入到文学史理论方面的建构、思考和书写,仅仅停留在了单纯的对文学作品梳理以及彰显未明的作家的挖掘上等。所以当我看到了由耿德华书写的《被冷落的缪斯》出版的时候,在意外之中有些莫名的惊喜。
但是,也许是我的惊喜太早了一些,等我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却不免的有些稍微的失望。在我看来,这本所谓的沦陷区的文学史的书写所选取的角度有些狭隘,比如,单纯的以“浪漫主义”的写作为主线,主要叙述了浪漫主义的写作在现实中的张扬、变更以及到最后的衰落。这样的视角虽然显得十分的独特,但是显然落入了一种捉襟见肘的境遇。无可否认,中国的新文学以来,是以现实主义为主体方式的写作,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也就是在现实主义的写作的主线中,来回的穿插了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通俗主义的分支。虽然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运动“已成功地使中国的内地的文学批评从过去的政治-阶级型话语转向了文化-审美型话语,文学研究摆脱了强制性的政治理念规范,获得了更为自由和宽松的空间”,但是,这种新型的定位并不能改变新文学的发展史中依然是现实主义的写作是主流。事实就是如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现实主义都是人类审美方式的主要接受方式。在学者郑树森多西方小说理论的研究中,无论浪漫主义还是现代主义,他们都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尽管有时候是曲折的、扭曲的现实主义。而耿德华在进行《被冷落的缪斯》一书的书写的时候,选取浪漫主义的视角,对一些作家以及作品进行文本的细读和分析,生生的纳入浪漫主义的框架的时候,不免有些生硬和强词夺理。
众所周知,对文本进行细读的方式是美国“新批评学派”常用的解读文本的方式。这种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方式,主张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独立的、封闭的、完整的、自足的文本。我们只能从文本出发最终回到文本,也就是说,单纯解读文学作品中的美学意蕴和作品的结构所具有的审美内涵。这种对待文学作品的方式,对我们这样的一直以来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中注重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的国度而言,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事实上,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开始,一种用审美的方式回到文本自身的矫正的方式得到了大力的提倡,近些年的文学史的书写中的一味的强调政治、思想、历史等对文学方面的影响的方式已经开始弱化了。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语境下,读到《被冷落的缪斯》一书中对某些作家以及作品的喋喋不休的文本细读,已经开始感觉到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疲劳。况且,在我看来,耿德华对张爱玲、杨绛以及钱钟书的解读,根本没有超出其师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这些人的评价。
虽然耿德华在《被冷落的缪斯》的题目中特意用副标题注明了“沦陷区的文学史”而不是“沦陷区的小说史”,并且在内容的书写上,特意的强调了对沦陷区中的现代戏剧以及散文小品文的论述,但是这种不能说刻意却很巧妙的与夏氏《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小说史的书写区分开来的做法,恰恰说明了耿德华处在他的老师夏志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已经形成的传统的阴影中,并对他的文学史的书写构成的“影响的焦虑”。
在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布鲁姆的论述中,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是要通过对前辈诗人的误读来进行的,而这种误读恰好就是一种矫正行为的创造性误读,是一种诗人想要成熟的必然要经历的过程。这对于那些想要一写作就想有自己独创性的写作者而言所无疑是十分的痛苦的,因为历来的传统告诫他们,开始写作的时候你必须学会模仿前辈的写作方式。而这种模仿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具有了弗洛伊德的所谓的俄狄浦斯的情结内蕴,从小时候崇拜模仿父亲,直到长大杀死父亲,超越父亲的形象。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一直都被解读为对真理的无限敬仰与膜拜,其实不过是亚里士多德对于柏拉图所取得的伟大声誉对他的心理的无边无际的积压产生焦虑的一个含蓄的反抗方式罢了。每一个写作者面对已经形成的传统总是在煎熬中不断的成长,在痛并快乐的模仿写作中成熟。也许,耿德华在其师夏志清的指导下写作《被冷落的缪斯》的时候,已经陷入了某种无意识的焦虑,他渴望超越,用一种温柔的方式“弑父”,但事实证明,他的文学史的书写仍然笼罩在夏氏的文学史研究的阴影之中。
夏氏曾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一文中说:“对文学史家来说,一位向时代风尚挑战的、独行其是的天才,比起大批亦步亦趋跟着时代风尚跑的次要作家,对概括整个时代有更重要的意义。”这段话无疑说明了夏氏作为一个传统和父亲形象的伟大,也同时证明了耿德华要想挣脱这种“影响的焦虑”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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