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和书

墨墨
2008-02-01 看过
  ●尺牍和书
  ——浅谈周作人之书信观
    
  所谓尺牍,周作人在《周作人书信·序信》中说:“尺牍即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是寥寥数句,或同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发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周作人写文章素来喜用尺牍体,在现代作家中,恐怕是第一个有意提倡尺牍体的作家,生前由他自行编定的书信集就有《周作人书信》,1933年7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周氏晚景凄凉,因为身份特殊,故雨大都不大往来了,新知更是寥寥,除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交给的翻译任务外,鲜与外界联系。1956年,在香港从事报业活动的曹聚仁乘在北京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会之机,去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从而成为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朋友,周作人的文章始得以陆续在海外发表。后来曹聚仁又向周作人介绍了鲍耀明,驿寄梅花,鱼传尺素,两人的飞鸿往来给晚景伶仃的老人的生活增添了几分生机、乐趣。周作人给曹、鲍二人所写的书信,或请求帮助、或叙述生活状况、或解答疑问,或论辩驳斥,其通信之勤,所写信之多,实为周氏一生之少见。这些书信后都陆续出版:1971年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出版了《知堂书信集》,此集以1933年上海青光书局版《周作人书信》为底本,新增的只有周作人晚年致鲍耀明书信12通,致曹聚仁28通。 1972年5月,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出版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影印了周作人致鲍耀明信100通。次年8月,署名周作人、曹聚仁的《周曹通信集》由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影印出版,内收致曹聚仁信82通,致鲍耀明信111通,《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悉数包含在内。周作人晚年致鲍耀明的全部书信,现已由鲍耀明编定成《周作人晚年书信》,1997年10月,由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收录周作人致鲍耀明信396通、鲍耀明致知堂信343通(4通排重)、周作人晚年日记837则。后更名为《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2004年4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社重新印行,补入周作人书信6通、晚年日记7则。此外,由他人编辑出版的周作人书信还有:《知堂书信》,黄开发编,华夏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系从已发表的周作人书信中选编而成;《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张挺,江小蕙笺注,1992年9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周作人早年致江绍原书信110通。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周作人书信大都在上述书中,没有发现或藏在私人手中的一定还有不少,一部分因为其他原因被毁的则只能表示遗憾了,如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刊物《宇宙风》主编陶亢德手头原有周作人书信300多通,惜乎皆毁于抗战兵火。曹聚仁在《知堂回想录·校读小记》(香港三育版)中说他的手边存有三百多封周作人书信,日前尚未公布。据以上数字保守推测,周作人一生所写之书信大约有2000通左右,所佚书信只有且俟来者发现了。
    
  在《周作人书信·序信》中,周作人将书信分成两部分,一是书,二是信,所谓书大抵“乃是古文之一种,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理”,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苛刻,然周氏之书,同其作文态度一样,老老实实,平和冲淡,温柔敦厚,虽不免有点矜持,但并无“说大话”之病,如《乌蓬船》、《养猪》等等,俱是周氏小品文中的上乘之作,再者这收信人本来就是自己,犯不着故意矜持。所谓信,即是开头周氏所说的尺牍也。
    
  在周作人看来,无论是书是信,好的标准只有一个:不能客气矜持,虚张声势,假意作态。至于不拟发表的私书——亦即尺牍则要显出作者的个性。在选编《周作人书信》一书之尺牍时,周作人说:“挑选的标准只取其少少有点感情有点事实,文句无大疵谬的便行,其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从周作人写给俞平伯、废名、沈启无的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种种爱好,谈文、搜书、聚宴、饮酒、赏花、制笺、写字、撰联等等,素雅悠闲,情趣盎然,是典型的旧氏文人的审美观。只是“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让人不免稍稍遗憾,不然可进一步窥视周氏之真性情也,因为这些信要发表,自然会有所剔汰,可能是牵涉他人隐私不便透露,或着意隐藏某些性格,亦未可知。相较而言,周作人晚年致曹聚仁、鲍耀明信真的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是故能放言述之,或叙生活之窘迫,或藏否人物,显示了周作人性格中更为真实的一面。如他对鲁迅、许广平、郭沫若、丰子恺等人的评价,平心而论,大抵还算客观,至少在那个凡事一个声音说话的年代,不合主流媒体节拍,敢于异见独行,则殊为难能可贵耳。
    
  1965年6月9日,周作人在致鲍耀明信中说:“‘久振’得兄胡兰成君的议论,甚幸。在‘胜利’以后已久不见了,现知在东京都,很是有意思的事。”周氏晚年致曹、鲍二君信中常雌黄人物,大抵以贬为主,惟独对胡兰成称之为“君”,着实耐人寻味,胡系汪伪政权《中华日报》主笔,周曾出任汪伪政权华北教育督办、常务委员的要职,事隔二十年仍念念不忘“胡兰成君”,盖其晚年仍引胡兰成为同道中人乎?“胜利”二字加上引号,不知是强调还是反讽? 按理此处“胜利”指抗战胜利当是无疑,如此说来,周作人的政治态度确实有点暧昧不明了。
    
  周作人一向对自己的行为取“不辩解主义”,但却在其晚年书信中,对自己出任伪职作了不辩解之辩解,“关于督办的事情,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却有费力气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可是我也并不后悔,不但是后悔无济于事,而且现在这十多年来,得以安静译书,也是我以未曾有过的境遇。”(《徐讦[右为“于”字]书》)写这些信时,老人已是八旬高龄,这些信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文过饰非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姑且作个善意的猜测吧。
    
  为提倡尺牍文,周作人先后写了《日记和尺牍》、《关于尺牍》、《再谈尺牍》、《周作人书信·序信》等文章,引用了一些好的尺牍,说明了尺牍文的重要,在《日记和尺牍》中周作人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喜欢尺牍,盖尺牍文比其他文“更真实更天然”也:“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我自己作文都觉得有点做作,因此反动的喜看别人的日记尺牍,感到很多愉快。”尺牍要真实、自然、不做作,这是周作人一再反复强调的,到了他选编《周作人书信》时,周作人的尺牍观完全形成,在此书《序信》中:周作人将书信一分为二,书是书,信是信,即尺牍也,此其一。二,约略梳理出书和信的发展脉络,给出优劣的评定标准。书的发展轨迹是从司马迁、杨恽、陶渊明以至韩愈,再到后来收进集内,至宋而单列集外,书的演变大体形成、地位完全确立,书的好坏的判断标准是“情文俱至”;而尺牍这一路发展下来则是由东坡山谷而孙内简秋水轩了。后来周作人的思想又有所发展,在孙内简、许葭村之间加上了卢柳南、方秋崖、赵清旷、王稚登、吴从先,至此则“前后联成一气”了。(《夜读抄·五老小简》)
    
  周作人不但大力提倡尺牍文,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书信,而且还收藏了不少尺牍,单行的有:
    
  一、《塞鸿尺牍》,明,沈青霞,一册
  二、《质园尺牍》,清,商宝意,二卷
  三、《秋水轩长尺牍》,清,许葭村,二卷,续一卷
  四、《未斋尺牍》,清,龚联辉,四卷
  五、《世守拙斋尺牍》,清,范镜川,四卷
  六、《五老小简》,明人编,二卷
  七、《尺牍奇赏》,明,陈仁锡编,十四卷
    
  至于列入集内的尺牍,那就更多了,在我们所知的周氏文章中提到的就有徐文长、王季重、张宗子等等,挂一漏万,无法覼缕耳。
  200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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