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制度间隙的“宠”承担不了“历史的展开”这样的任务

景行止
2020-11-05 看过

作者首先是认为现有政治史研究中“事件/制度/文化”三足鼎立的态势过于割裂,然后分别批评了三种取向各自的缺陷,又试图通过挖掘“宠/信任”这样的“关系”来“回到日常”,跳脱上述划分。但是看完全书的感觉,他的批判固然不是无的放矢,但却完全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光没有做到“立”,反而连“破”都显得没有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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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批判传统“政治事件史”的线性史观和辉格解释倾向,虽然他拿来开炮的靶子(田余庆)在我看来不够“典型”,有点吹毛求疵了,但这种批判本身我并不反对。只不过他接下来强调历史的“可能性”就未免有点过于极端了,直接玩起了假设:“若非成帝宠幸赵飞燕姐妹,爱美人胜过社稷,致使成帝绝嗣,王莽代汉或许就没有了可能”——先不说前半句是否符合历史事实,难道成帝有子对王莽不是利好吗?即便这个假设合理,那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这就是否定“规律”“必然”之后的历史研究,那我宁愿选择决定论,更何况大多数喜欢总结“趋势”的研究和决定论之间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作者还引用“无事件境”的理论否定“事件”这个概念本身,这我也不反对,但是他批判传世史书用“事件”割裂“过程”的时候,难道忘了一开始你是怎么从《史》《汉》类传出发引入“宠”这个概念的了吗?忘了纪传体史书列传部分才是大头吗?将同一事件在各篇列传中用不同的角度来描写难道不是一大特色,难道不是最能体现“关系”的吗?批评别的学者也就算了,针对传世史书实在太过河拆桥了,不是《史》《汉》,你难道还能从简牍里面找“宠”的案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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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制度史研究和结构性研究,作者认为他们“过于抽象与宏观而难以和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言行相勾连,因而无力解释具体历史的展开”,陷入“实体化思维”的误区,“泯灭了内部可能的矛盾冲突”,所以要强调“关系过程”乃至“关系的关系”,问题是这两个概念难道就不抽象了吗?而且无论是强调“制度”和“结构”的研究,还是作者强调的“信任”“日常统治”,难道不都要通过举例子、解读史料来进行吗?没看出来作者在这方面比他批评的学者强在哪里,还是说他觉得人家梳理制度、归纳模型就一定会忽略具体的个例特例?居然还说要靠“穷举法”,哪怕是史料匮乏如秦汉,穷举得过来吗?明清这么搞,还能写书吗?这个药方实际上是在反对任何“压缩算法”,一棒子打死了所有历史编纂和论述。

作者所概括的“信任型”,诚然是一个可以弥补制度研究所不及之处的视角,但是作者远不满足于此,而是希望用它取代制度作为连接历史的纽带,这显然是一个无法完成的目标,因为它本来就只是制度的间隙。它确实有可能比作为“标准样板”的制度更普遍,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存在真正符合制度的案例,只有“例外”——但制度依然是不可代替的。作者还说“古人只有感觉而难以明言”所以要“利用今人对信任的研究”,难道不是没有必要用又臭又长的废话来解释常识吗?你的史料是从哪里来的,难道不是马、班有意识地记录下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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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方面,作者没有明确的批评,只是强调自己对儒生的话语有不同于主流的理解,但是在我看来这部分恰恰是作者暴露问题最多的地方。(刚好同时在读的一本政治思想史方面的作品,梁治平的《为政》里面也在讨论天下、家国、公私、民本,本来也觉得是三星水平,结果读到本书第九章,真是不比不知道,作者真应该好好补一补这方面的前置研究。)

作者认为儒生对皇帝的规劝本质上也是一种争宠——事实上他几乎把所有政治斗争乃至政治活动都归结为争宠,只不过儒生还喜欢打着冠冕堂皇的招牌所以尤其需要揭示其争宠本质。但实际上儒生固然不乏媚上求宠者,具体案例还是应该具体分析而不是一股脑套进这个万能概念里面。按照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把所有人类行为的动机都归结为自利,追求理想也可以说是自利,但是这样又什有什么意义?“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作为统治者的马皇后这么说正常,今天的学者也这么想未免共情能力过强了。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偏见,作者似乎从头到尾没有对儒家和法家做出明确的区分——这两者当然不一定必须是对立的,但是无论持何种观点,好歹还是要论证一下的吧。想要强调儒生头脑中的“尊君观念”没问题,但是说这些观念是来自“工作中不离左右的律令”就太过分了,西汉时期儒生和文法吏纵然不是完全泾渭分明,也不能把儒生价值观源头归结到另一边吧?把“尊君”和“将国家打造成一部齿轮机器”混为一谈打包安排成为儒生的政治理想,真的合适吗?

反对传统的“家国同构”说也并不是新鲜的观点,但是作者实际上只论证了家国之间的断裂,在此基础上又认为皇帝或府主喜欢“信任型”君臣关系是“自觉不自觉地挪用在家庭/邻里等熟人生活中形成的关系来对付国家体制下普遍性关系与生疏环境”,问题是能够“挪用”岂不是正足以说明两者的同构?而且对大多数皇帝来说,哪来的什么“家庭/邻里”的经验呢?作者甚至还说皇帝相对于“庞大复杂的帝国体制与陌生且缺乏共同性的臣民”而言是“弱者”,是在“利用家及拟制家庭中形成的关系”这一“弱者的武器”“来对抗国”,这就更搞笑了,甘怀真已经论及,在时人的观念中,“国家”一词很多时候就是在指皇帝这个人,皇帝自己对抗自己吗?作者在引言中强调要“从当时人的角度去理解”,这能算“当时人的角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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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作者想要批判的东西,要么矫枉过正,要么就是连自己也避免不了类似的问题(对线性史观的批判算是比较到位的,但是书中有一处用西欧中世纪的例子来作为对比,实际上也犯了这样的错误),而他所推崇的方法和视角,根本不足以完成“西汉历史的展开”这样的任务,更不用说建立一套新的范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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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 7.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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