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村”遗址游和《跨越边界的社区》读后

胖虎
2020-11-01 看过

合上这本每一页都留有我的痕迹的五百页厚书,心中松了一口气,也有一种挥别时光的矛盾。

说到看这本书的最初动力,还是对“项飙”这个名字的好奇。这学期肖老师“社会研究方法”课程大纲里出现过项飙《全球“猎身”》的参考读物。课上一位第二排男同学在读项飙老师的访谈录《把自己作为方法》,肖老师遂叫他起来回答课前热身小问题,“对质性研究方法的认识”,男同学从“浙江村”讲到《全球“猎身”》,被肖老师笑称是项飙老师的学术粉丝。我也停止了乍听到《把自己作为方法》书名时候的无知笑容,在豆瓣上标记了这本评分甚高、在学术作品中算是读者甚众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从10月17号开始,几乎每天到图书馆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本书拿过来,做一些课程作业之余就看一点,到今天刚好半个月,可惜最后要标到11月里面。

正是大红门服装商贸城下班时间

依然还有很多温州、乐清餐馆,众多的服装辅料铺也暗示着服装市场的开拓

结合书籍前言致谢的内容,可窥项飙的学术历程与“浙江村”研究及本书密不可分。他的致谢中感谢的北大社会学系教师,上有第一代社会学的大家费孝通先生,亦有我这位门外汉也耳熟能详的李强、王铭铭等人。可以说,项飙的学术历程本身也是个传奇。这位温州籍的北大学子,在1992-1998年本科和硕士期间在今天北京地铁十号线“大红门”附近“浙江村”的作田野调查,几乎得到了半个北大社会学系教师的鼓励和支持,陆陆续续发表阶段成果,并在1995年因该研究结识他硕士导师——牛津大学彭柯教授。此后他便转战牛津,在那里学习任教,并留任至今任牛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这本书属于城市社会学领域,使用的方法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因此大部分人或许比较忽略题目中的“生活史”概念。把田野的笔记按照年代排列,我不知道是否是人类学的常见做法(我的印象一般是做主题、二级编码分析是主流),不过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震撼的办法。将当代流动人口的生活材料编写成史,这其实是历史学家不可能有的问题意识和能完成的工作。但它毕竟采用一点编年史的体例,带上了历史学的色彩。站在1998年成书的年代,去写十年前鲜活的事例而一点没有历史材料时空隔膜的感觉,这恐怕只有田野的方法能做到。在后记中,作者也主要回应了对人类学方法论的质疑,他谈到

人们把‘总体判断’作为行动的前提,是有危险的,因为所谓对社会的‘总体认识’可能是虚假的。这才有了我从‘支配的知识’到‘理解的知识’的转变。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发现并解决真实的问题所在,这是我的出发点。”

致谢了半个社会学一流学术圈

感动的故事让我想到我本科论文没写致谢

说到作者的田野本身,这应当是本书最大的特色。我没有过田野的经历,但当我站在北京大红门服装商贸市场前时,我最直接地感受到田野的魅力和难度。项飙通过舅舅这种“熟人介绍”的方式进入田野,我看着他从“住在‘浙江村’的旅馆”,到结识一批也急于探索自我身份的“浙江村”青年,到跟“大人物”刘世明说上话、因为认清“浙江村”的派系关系而被浙江村人叫来协调矛盾、“我们帮着刘世明的爱人给前来为孩子上学报名的家长作登记”。我只能一次次震惊于项飙老师的田野能力,豆瓣上关注的一位颇为严格的社会学教师也对这本书作出“田野的功夫确实了得”评价。他一步步融入到了“浙江村”的生活中,逐渐从一个外来者,和核心系里的大人物打成一片,能从各种相关人员的口中探知内情。在1995年中央大清理浙江村的时候,作者留下这样的文字:“11月22-25日,我本人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和‘浙江村’的联系中断。”其田野做到的程度如此。他时常提到要在融入研究群体中而不是站在他们一边理解其行动,给我很大的启发。不过我有时候也会想,他的温州籍身份、男性角色对他的田野调查意味着什么,换做一位同等背景的女研究者是否能融入“浙江村”人的派系中?想必困难很大,毕竟浙江村的关系网络是建立在一个个男性的经验商手中的,女性研究者很难在私人关系方面达到项老师这样的朋友、建议人、协调人的程度。

至于通过“浙江村”生活史所要思考出的话题,作者本身也显示出一个渐进的过程。全书主体生活史“细节”太多,同时也遮蔽其分析不够的弱点。相比后来为修订版的序言,学生时代的文笔确实能看出深度上较为粗浅和概括上还不足的特点。原书最后两章的思考将“浙江村”的案例落入关系、关系丛的分析中,指出“浙江村”拓展依赖的关系丛让它具有了平铺又重叠的特点,“浙江村”可以作为一个开放社区的案例存在于市场改革与国家行政力量的张力之中。回看序二则能发现,作者对浙江村的思考已经更进了一层,思考其代表的非正规经济正规化为中国带来的影响,又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浙江村’给我最大的启示是,社会自主性和能动性一定要靠具体的社会关系来落实,比如老乡亲戚关系、‘系’与‘系’之间的重叠,大院老板对普通工商户的代表关系等。当这样的实实在在而非正规的社会关系瓦解后,不管我们用什么概念来给他们定位—是市民、公民、阶级,或者团体——社会行动可能都没有基础,社会的自我保护和抵制能力就会丧失。但是,非正规社会关系是否还有自发发展的空间?我们最后可能要二者并重,两条腿走路。” 那天回来我发的状态是“浙江村”遗址打卡,一方面很符合历史人的游览特点,另一方面我到大红门区域看到商品房高楼林立的情境确实也是作为城中村的“浙江村”的遗迹。这似乎也暗示着这二十年间政府治理能力的逐步现代化和行政机构制度化下权力的进一步扩张,

“正规化意味着总体秩序的变化,意味着,可供小人物发展的社会平台在萎缩,和资本或者正式权力没有关系的小人物只能‘出局’。而留在“局”里的成功者,他们的地位仍然非常不稳固,时刻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这与今天热议的内卷是否有内在的联系?

作为第一本正儿八经的人类学研究读物,《跨越边界的社区》满足了我对田野调查方法和社会学眼光向下的想象。我打算再看看另一本浙江村研究的名作——海外中国研究中张鹂的《城市里的陌生人》,看看同一片田野在不同人眼中的不同分析过程。或许和史家用同样的材料写出的不同作品一样有趣。项飙的本科毕业论文致谢常常被推荐这本书的人引用:

他们是社会发展的真正推动者,我只是实践者的再蹩脚、无能不过的秘书。怎么把这个秘书当得少蹩脚一点,是我终身的任务。”

其实这句放在全书最末的话并不能遮盖住我半个月以来看书的情感波动,我会在读书笔记中加入一些个人的反应,看到95年大清理的时候,我写道“晚上看到这一部分,如同细密的鼓点敲在我心上。相信阅读至此的人,没有不为浙江村大厦将倾的拆迁感到惋惜”。这片田野从北大即便坐地铁也要一个多小时的单边,

北京地铁十号线大红门站街区导向图,从海淀过来大概一个半小时

想到项老师本硕六年的调查,我“反思现在,感觉自己并没有什么超乎考评标准以外的关注和爱好,不配艳羡他人的成绩或是指责别人无真情真意。”阅读的酸甜,还是要回到阅读的细密时光中去慢慢感受。可惜此后的半学期,多半可能只能为写作业翻书,而不再是一本接一本地读书。“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我明白安静的读书时光并不多了,即便对于一个全职的学生来讲,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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