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景迁到陈寅恪

普林
2008-01-31 看过
最近才注意到史景迁。

此前看到杨念群批判中国当代史学的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4a41600100096r.html)。鉴于“当今中国史学完全丧失了讲故事的能力”、“中国当今史学完全丧失了想像力”、“中国当今史学像个鹦鹉学舌的理论秀艺人”这三大罪状,杨呼吁给中国史学来点“感觉”。其实,要说史学的“讲故事”和“想像力”,恐怕无出史景迁其右者,奇怪的是,杨并没提到史景迁。

我是在书店偶然看到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的史景迁作品系列的。那些书名一开始就吸引了我。翻看之下,大呼过瘾。“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很有点像博尔赫斯的小说,而“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读来如同苏童的小说《我的帝王生涯》,当然,还可与钟鸣的小说《春秋来信》相参照。

史书也可这样写吗?真是叹为观止。余英时认为史景迁的史著有以下特点:

第一、他的作品具体而微地展示出一个时代的性格和精神。
第二、作品中所叙述的事实和其中人物的言行,其真实性无不建立在充足的文献根据之上。
第三、通过对史料的精心取捨和安排,他用小说家的巧妙手段,说出整个故事的真相,读来津津有味。
第四、在他的叙事中,用墨或浓或澹,或隐或显,一切都遵守着适当的章法。
第五、在人物描写方面,幅度的大小或轻重并不以他们的身分或地位之高下为标准,而是看相对于阐明当时的社会状态和一般人性而言,他们究竟可以发挥多少作用。
第六、对于人物的处理,他并不仅仅止于外在的描写,而是让读者对他们有亲切的认识,有如曾接晤过其人一样。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杨念群所倡导的史学的“感觉主义”(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4a41600100099d.html)。总的看来,似乎就是“心态史”的路子。要谈“感觉主义”,恐怕陈寅恪早就谈过了,而且对“感觉主义”的另一个极端“穿凿傅会”有所警惕——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

“感觉主义”,作为一种口号,一种标榜当然容易,但是如何落实到历史书写当中,恐怕还需很多努力。而且在意识形态的干预下,历史的“真实”都很难保证,来点“感觉”又何如呢。进一步说,历史如何书写只是“表”,历史学家个人才是“里”。人都没有“感觉”了,又如何写出有“感觉”的历史来呢?历史写作,某种意义上,和文学写作没有什么两样。历史写作固然有知识学上的范例,但史家自身的“感觉”、情怀却是无法复制的。历史著作之优劣拼到最后,实际上就是拼史家个人修养之高低了。在一个史学传统不断被打断、支离破碎的艰难处境下,强调历史理解的个人性也就更为重要了。陈寅恪便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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