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历史周期:为何大部分帝国不超过300年

格列柯南
2020-10-28 看过

彼得·图尔钦被译成中文的那本《超级社会》反而更像是为了应付出版社的市场需求,而推出来的应景之作(实际上是图尔钦自己本人的出版社)。市场上类似的书已经实在太多,仅被翻译为中文的同类书籍就有马修·杰克逊的《人类网络》、约瑟夫·亨里奇的《人类统治地球的秘密》、马丁·里德利的《自下而上》、大卫·斯隆·威尔逊的《利他主义》,以及罗宾·邓巴、斯蒂芬·平克、甚至尤瓦里·赫拉利这样的畅销作家,其共性大多是以生物学为基础、以神经生物学或演化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博弈论和网络理论为辅,撰写的关于人类历史的科普著作。

相比起来,图尔钦的《超级社会》就显得不太出众,图尔钦的重要贡献在于其历史动力学(Cliodynamics),早期出版了两本关于定量历史理论和分析的著作后,体现其专业的则是2003年出版的《历史动力学:为何国家有兴有衰》(Historical Dynamics: Why States Rise and Fall),这本由于带着数学公式,就偏向于高级科普。随后在2006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与战争:帝国的兴与衰》就是面向普通大众的科普了,之后他和Nefedov合作出版了《百年周期》(Secular Cycles)主要关注的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英格兰、法国和俄罗斯的历史研究,与《超级社会》同在2016年出版还有一本《不和谐时代》(Ages of Discord)偏重于美国历史。

介于具体历史的两本著作《不和谐时代》和《百年周期》,与充满数学分析的《历史动力学》之间,就是这本兼具了宏观和微观视角的《战争与和平与战争》了。这本书完全可以与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相当,不仅是同样采用了演化生物学的理论背景,而且比戴蒙德更进一步。

简单总结来说,如同该书标题一样,就是战争造就了和平,而和平带来了战争。具体的理论框架是,在社会能够采取集体行动来对抗战争威胁的地方,往往位于边缘地区,在这里最终诞生了帝国,而当帝国内部不团结时,就会被周边的更具有团结合作精神的群体所征服。图尔钦借用中世纪突尼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名称,称集体行动能力为阿萨比亚,即族群意识,也是政治社会学家普特南所说的“社会资本”,更为简单的叫法是:合作。而边缘地区,图尔钦称之为“超民族断层线”(metaethnic fault line),在这里多个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主要的威胁,例如斯拉夫人与哥萨克人联合起来对付鞑靼人。

沙俄帝国诞生自和鞑靼人不断侵犯的边境,罗马帝国也诞生于面临高卢人的不断骚扰。继承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在图尔钦看来并非是罗马帝国的延续,而是从巴尔干、色雷斯和小亚细亚等罗马帝国边境,在面临日耳曼诸民族(尤其是西哥特人)侵袭下的新帝国。西罗马崩溃后,同样是在这些断层线边缘地区,诞生了欧洲当代主要的民族国家。

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是面临南部安达鲁西后伍麦叶王朝压力下逐渐产生的具有较高族群意识的团体,他们结合在天主教旗帜下渐渐向南蚕食,当摩尔人王朝内乱之后,西班牙人最终统一,而这股力量又进一步使得西班牙能够在16-17世纪称霸欧洲两百年。同样,在加洛林的查理帝国崩溃后,诺曼人在边境建立了国家,强烈的族群意识是的诺曼人不仅获得了诺曼底,还征服了英格兰和西西里等地。奥地利是萨克森人面临马扎尔人威胁时壮大的,后来的奥匈帝国是面临奥斯曼帝国入侵的边境,普鲁士、波兰-立陶宛等等国家的崛起莫不是如此。

图中黑线部分是法兰克帝国之后欧洲最初形成阿萨比亚的边缘地区

帝国兴起于边境威胁下团结的族群,同样也毁灭于内部族群精神的丧失,图尔钦使用数学模型建立其分析框架并得出结论,不平等的出现是社会的必然现象。举例来说,在一个最初拥有同样土地大小的祖辈中,如果一个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只生一个,前者采用诸子均分使得土地平分给两个儿子,而后者一个儿子全部继承了所有财产,这时候社会已经出现了分化,但到了孙辈时期,再次实行均分的那一边就会面临其所获的的土地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存,他们要么将土地卖给别人或者通过另一边的雇工来维持生活。这种社会不平等的分化在社会学上叫做马太效应,即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社会不平等的扩大,不仅造就了财产和土地越来越集中的分化,也让统治者内部分化,从而使得帝国内越来越缺乏原来的团结和合作精神,族群意识或阿萨比亚的丧失通常会导致内战或叛乱,如果幸好没有外来威胁,统治者自身又能再次合作起来镇压农民起义,帝国还能再次恢复如初。而如果此时面临着其他具有团结精神的入侵,那么帝国崩溃就在所难免。从而进入到了下一轮循环周期。

图尔钦指出了历史具有三个循环或曰周期,这三个周期是一环套一环,如下图所示,最核心的叫做父子周期(fathers-and-sons cycles),通常是40-60年。图尔钦解释说,通常父辈起身反叛或革命,而到了子辈则期望和平因此放弃了武力,然而到了孙辈没有经历过残忍的战争,遂又愿意拿起武器起身反抗,这个周期也就是两代人的时间。

中间的周期是百年周期(Secular Cycles),但通常持续2-300年时间,经历了治(integrative phase)和乱(disintegrative phase)两个阶段,这也是几乎所有帝国平均的存续时间。这个时间差不多就是社会从较为平等走向较为不平等的时间。图尔钦通过历史数据分析指出,欧洲在经历了13世纪的繁荣后,在14世纪面临了危机,而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得以恢复,却在17世纪再次面临危机,直到启蒙运动起,并在大革命时期落。

而最长的是阿萨比亚周期(asabiya cycles ),这个周期可以长达1千年,由于阿萨比亚这种族群精神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在面临长期的不断斗争中涌现,一旦形成又能够具有持续的动力,例如西班牙人在长达近800年的收复失地运动过程中所形成的阿萨比亚,又使得西班牙帝国辉煌了200年,直到19世纪殖民地的纷纷独立之后才逐渐衰亡。罗马帝国的阿萨比亚周期大约也经历了1000年之久,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左右。

图尔钦的三个周期

那么这个历史动力对于中国是否有效呢?通常西方历史学家要么把中国历史当作例外,要么强行纳入到其体系中解释,如果用图尔钦的历史周期来看中国历史,我们就不能够按照传统的历史朝代分期来解读。

先看最长时间的阿萨比亚周期,按照图尔钦的解读其要从其族群意识形成时期开始,中国帝国时期经历了两个大的阿萨比亚周期,和一个长达400年的混乱时期。这里我们不把秦朝统一六国当作起点,而是从秦国建立封地的时间算起,那么就是从周孝王在公元前905年封于其祖先于秦地算起,至东汉灭亡为至,历时1125年。

最初秦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西戎,而且远离政治中心的政治中心镐京,在东周迁都洛邑后,秦仍然是周西陲边境,不断面临威胁的诸侯国,因此这里也符合图尔钦阿萨比亚的形成和“超民族断层线”。汉代建立之后其主要的威胁是北方的匈奴,帝国内部仍然能够团结一致,汉代全民皆兵的募兵制度也造就了汉代最为积极开拓边疆,与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情况十分相似。

秦国-东汉:公元前905年-公元220年,阿萨比亚周期:1125年

隋唐-清朝:公元581年-公元1912年,阿萨比亚周期:1331年

到了东汉末年,与欧洲一样社会内部不平等的加剧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黄巾起义之后中国进入了400年的分裂时期,这个时期与加洛林帝国崩溃后的欧洲极为相似,东汉割据后的三国大多数也是边缘地带崛起,最终由晋短暂统一。然而崛起于边境的五胡在晋代开始进入中原,五胡十六国至北魏时期才统一了北方。

最终结束战乱在公元581年隋朝建立,从东汉末年到隋建立之间,中国经历了民族的大融合时期,而最终能够统一的依然是诞生于长期与周边游牧民族作战的北周。直到1912年清代灭亡,第二个阿萨比亚周期持续了1331年,虽然唐之后经历了五代十国,但仅仅持续了72年,宋代虽然先后与辽、金并立,但从宋亡到元建立,中间只有8年的空档期,元、明、清之间的朝代替换战争持续都不长,远远短于东汉末年。

对比秦与北周时期的地图我们就可以发现,两个最终统一中国的地方都面临着诸多的游牧社会,秦有戎狄和匈奴而北周则有吐谷浑、突厥等。相对秦来说晋和燕都是有能力统一的,尤其是晋国,但因为最后三家分晋而缩减了不少实力。南北朝时期的齐也是有可能统一的,但其帝王后来都昏庸无能而衰落。

秦国和北周时期与周边的国家和民族

而图尔钦所说的2-300年的百年周期,中国历代朝代更替基本落在这个区间内。这个已经有很多文章讨论,图尔钦给出的解释是人口增长导致贫富不均加剧,社会不平等导致了国家失去了阿萨比亚。

大体来说,图尔钦的历史动力学能够解释大部分世界史,而不是有诸多例外,这也提高了其理论的说服力。图尔钦不关注于个人在整体历史下的自由意志问题,英雄人物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他说这些都不过是在建立数据模型中必须忽略掉的干扰项,也就是说面对历史大趋势,个人往往无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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