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日本一瞥

松如
2020-10-26 看过

十月中某个周日,一早收到寄自博客来的宋以朗编《张爱玲往来书信集》(二卷,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忍不住抛开工作先看个痛快。第一卷《纸短情长》(1955-1979),开篇一封是1955年10月25日张爱玲致邝文美的长信,也是张离港后写给邝文美夫妇的第一封信。“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后一刹那我并没有觉得难过,只觉得忙乱和抱歉。直到你们一转背走了的时候,才突然好像轰然一声天坍了下来一样,脑子里还是很冷静& detached〔和疏离〕,但是喉咙堵住了,眼泪流个不停。”1952年至1955年间,张爱玲在香港曾受到宋淇、邝文美夫妇的诸多照顾,彼此结下深厚的友谊,这段剖白也足可说明这点。1995年,张爱玲去世后,所有遗产均交付宋淇夫妇。这两卷六十余万字的《张爱玲往来书信集》,正是她文学遗产的一部分。

1955年10月,张爱玲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S.S. President Cleveland)自香港出发,途经上海、神户、横滨,又经檀香山,最终来到纽约。这封长信里记录了她对于日本最直接的观察,事实上,她此前还去过一次日本。那是1952年11月至1953年2月间,她因奖学金补发问题与香港大学发生波折,故受炎樱之邀,暂往东京,以寻求赴美机会。无奈其事不顺,后又返回香港(冯晞乾《张爱玲的牙牌签》,《南方周末》2009年2月5日)。只是张爱玲第一次在日本的三个月,目前却等于空白,“几乎一点线索都没有”(《专访止庵:纪念张爱玲最好的方式是读原著》,“澎湃新闻”2020年9月30日)。

S.S. President Cleveland

那么,不妨来看她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的日本,究竟是何景象。1955年10月13日,邮轮抵达神户港:

我本来不想上岸的,后来想说不定将来又会需要写日本作背景的小说或戏,我又那样拘泥,没亲眼看见的,写到就心虚,还是去看看。以前我看过一本很好的小说《菊子夫人》,法国人写的,就是以神户为背景。

“没亲眼看见的,写到就心虚”,的确是张爱玲作小说的原则。11年后,在她将完稿的《小团圆》寄给宋淇夫妇后,宋淇夫妇出于种种现实原因,力劝其暂缓出版,或对小说人物设定作一些改动,免遭读者攻击。张爱玲曾想将九莉的职业改为“一个赚钱少而有前途的行业”,“也许改京戏唱花脸”。宋淇赞美这一改动为“绝招”,非常热心地在信里提供了种种昔日大家族票京戏的细节。然而张爱玲到底没有作这样的大改,因为“对写不熟悉的东西实在有戒心”。(《张爱玲往来书信集 Ⅰ》,第327-332页)

为了日后的写作需要,张爱玲决定下船看看神户:

一个人乱闯,我想迷了路可以叫的士,但是不知道怎么忽然能干起来,竟会坐了电车满城跑,逛了一下午只花了美金几角钱,还吃咖啡等等,真便宜到极点。

1955年暮秋的日本,正是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的最初阶段,大批年轻人从农村来到都市就业,家电、汽车制造业空前发达,曼波舞(Mambo)大流行,街头年轻人都爱穿窄脚裤,年轻女子无不热爱《罗马假日》里的赫本头,街中到处是电影院、咖啡馆、面包店。张爱玲揶揄自己会坐电车逛神户,因为她一向认为“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天才梦》里早说过,不会削苹果,好容易才学会补袜子,怕上理发店,怕见客,不会织绒线,天天乘黄包车去医院、接连三个月仍不认识路。不过《天才梦》也说过,“生活的艺术,有一部份我不是不能领略”,因而接下来信中是一大段她对神户风景的领略:

这里也和东京一样,举国若狂玩着一种吃角子老虎,下班后的office worker〔办公室职员〕把公事皮包挂在“老虎”旁边,孜孜地玩着。每人守着一架机器,三四排人,个个脸色严肃紧张,就像四排打字员,滴滴答答工作不停。这种小赌场的女职员把脸涂得像idol〔神像〕一样,嘴却一动一动嚼着口香糖。公司里最新款的标价最贵的和服衣料,都是采用现代画的作风,常常是直接画上去的,寥寥几笔。有几种cubist〔立体派〕式的弄得太生硬,没有传统的图案好,但是他们真adaptable〔与时俱进〕。看了比任何展览会都有兴趣,我一钻进去就不想出来了。陋巷里家家门口的木板垃圾箱里,都堆满了扔掉的菊花,雅得吓死人。当地居民也像我以前印象中一样,个个都像“古君子”似的,问路如果他们也不认识,骑脚踏车的会叫你等着,他自己骑着车兜个大圈子问了回来,再领着你去。明年暖和的时候如果Stephen到日本去筹拍五彩片,我真希望你也去看看。我想,要是能在日本乡下偏僻的地方兜一圈,简直和古代中国没有分别。苦当然是苦的——我想起严俊林黛下乡拍戏的情形。

“吃角子老虎”即战后风靡日本的柏青哥游戏厅,美国韩裔作家李敏金的小说《柏青哥》中,出生在日本的二代韩国人就从事柏青哥游戏厅的工作。作为从业人员,在当时的日本很受歧视,通常被视为不正经的社会人士。不过游戏机厅生意极好,小说里的年轻人因此赚了很多钱。

银座柏青哥游戏厅小景,图片右侧的女性,应该就是张爱玲所写的,打扮得像idol一样的女职员了

方括号里是编者增添的中译,不过有几处不甚贴合。如“idol”一词,固然有“神像”的意思,但此处或指“偶像”——柏青哥游戏厅的小姑娘脸涂得像明星,嘴里却在嚼口香糖。又或者说的是像白脸的小人偶?恐怕需要寻找她的更多用例才能有断论。不过张爱玲书信中的英文词基本都是英文语境下的词汇,若指称白脸人偶,或许直接用汉字词即可,不必用“idol”。日文“アイドル”(idol)一词的广泛流行是1960年代之后的事,不过在1930年代,报刊上在指称外国明星时已能见到这一词汇的用例。当然,张爱玲未必知道日文“アイドル”,她所熟知的应该就是西方电影明星那样的“idol”。她是影迷,也是编剧,《小团圆》里最后一幕就是《寂寞的松林径》(The Trail of the Lonesome Pine,又译作孤松林径)那样的调子与颜色。

去店里看和服料子,果然最是她的趣味所在,怎能不想到《童言无忌》的名句,“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欢到虹口去买东西,就可惜他们的衣料都像古画似的卷成圆柱形,不能随便参观”,“和服的裁剪极其繁复,衣料上宽绰些的图案往往被埋没了,倒是做了线条简单的中国旗袍,予人的印象较为明晰”,“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赏鉴;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等等。《小团圆》里说,“她新发现了广东土布,最刺目的玫瑰红地子上,绿叶粉红花朵,用密点渲染阴影,这种图案除了日本衣料有时候有三分像,中国别处似乎没有。她疑心是从前原有的,湮灭了”。《对照记》里也提到过广东土布,“最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红花朵,嫩黄绿的叶子。同色花样印在深紫或碧绿地上”。这封信的后面,十月廿二日,船行至檀香山,张爱玲上岸看风景,仍爱看服饰:

很多外国女人穿着改良旗袍,胸前开slit〔狭长口〕领,用两颗中国钮子钮上。毕直的没有腰身,长拖及地,下面只有开叉处滚着半寸阔的短滚条。不知道你姊姊从前住在那里的时候是否就流行?日本女人也穿着改良和服,像nightgown〔睡袍〕,袖子是极短的倒大袖。也同样难看。当然天气热,服装改良是必须的,但是我相信应当可以弄得好一点。

前文Stephen即宋淇,当时他正为电懋公司工作。1957年至1964年间,张爱玲就是在他推荐下,为电懋公司写过剧本,其中有八部被搬上荧幕。日本乡间类似“古代中国”的风貌——在1945年发表的《双声》里,张爱玲已说过,自己曾迷恋日本文化,“因为我是中国人,喜欢那种古中国的厚道含蓄。他们〔日本的风景〕有一种含蓄的空气”。所谓“温柔敦厚的古中国情调”(《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年轻时就喜爱的修辞,一点揶揄和戏谑。不过这种迷恋在年轻时早已过去了,不妨大胆些推测,就算胡兰成为人没有那么坏,她后面也难接受胡庸俗且坏的品位,不论到哪里都是一惊一乍的口吻,夸赞日本文化也是像夸美人一样,极尽谀词。乍看或许觉得新鲜,看多了不免失笑。“日本真是神之国,日本的肴馔就像是供神的”,逛个小菜场则能想到“万民的生活情义的可珍重”(《今生今世》),总是没有逻辑的大惊小怪,毕竟是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倒难得朱家姊妹一以贯之的诚恳忠心。

“克利夫兰总统号”于1947年投入航运,被宣传作“您在海外的美国酒店”,广告上会贴心地提醒无论在哪里上岸,都会是浪漫与激情之旅。路过横滨,则会告诉乘客这里距首都东京非常近,也可去参观镰仓、日光,或者去更远一点的京都和大阪。张爱玲搭乘的这趟船在横滨停留一天半,她上岸后搭电车到东京市区:

买东西带吃饭,〔饭馆子里有电视,很模糊,是足球赛〕忙忙碌碌,不到两个钟头就赶回来了,因为要在三点前上船。银座和冬天的时候很两样,满街杨柳,还是绿的。房子大都是低矮的新型的,常是全部玻璃,看上去非常轻快。许许多多打扮得很漂亮的洋装女人,都像是self-consciously promenading〔很刻意地溜达着〕。回横滨的时候乘错了火车——以前来回都是乘汽车,所以完全不认识。半路上我因为不看见卖票的,只好叫两个女学生到了站叫我一声。她们告诉我乘错了,中途陪着我下来找taxi,你想这些人是不是好得奇怪?不过日本人也和英国人一样,大都一出国就变了质。我还买了一瓶墨水,怕笔里的墨水会用完。
1955年,青柳拂动的银座街头,引自“東京web写真館”

“银座和冬天的时候很两样”——说的是1952年冬天在东京的事,那时的柳树都枯着,她与炎樱去银座逛街了么?真遗憾没有那时的资料,或许也静静躺在某处,在未来的某个日子突然出现。

张爱玲与日本的缘分很浅,她的作品在日本也没有什么认知度,尽管池上贞子、藤井省三等学者还是翻译了一些她的作品(譬如近年藤井先生出了《倾城之恋 封锁》〔光文社古典新译文库,2018年〕的译本,附有深情的解说)。况晚年张爱玲在华语世界终于再次大红后,宋淇更支持她出版英、法译本,认为没有必要太重视日译本和日本市场,因为诺奖诸公只看英、法文云云,对池上贞子的翻译水平亦不甚信任(《张爱玲往来书信集》第二卷《书不尽言》,第482页)。说来日本人最喜欢也最熟悉的近代中国作家只有鲁迅,尽管近年刘慈欣也有些人气,但与日本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在我国的流行程度相比,自不可同日而语。我给此地本科生上课时也讲过张爱玲,选了比较容易被理解的《倾城之恋》。上来就要讲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香港——学生竟大多数茫然。至于当中幽微的情绪,则也要费些心思吸引他们的理解。战后日本对中国最强烈、深刻的印象是“革命”、“新中国”。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尽管非常密切,但不论是上层还是民间的友好往来,都不太有需要推举张爱玲的必要。近来因为某些时事,我校一位研究基督教的学者被推上风口浪尖,网上有他去年的一个讲座视频,从近代日本基督教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何为民族繁荣”、“近代日本基督教反战思想”等问题,说的都是平和正当的道理。孰料网友评论是,“请对日本历史怀着爱意再来研究”,“人文科学对科学技术发展有什么意义,哪能给人民带来幸福”。这样的环境里,讨论张爱玲当然也是没有意义了。

仍是“话锋一转”式的余谈,关于张爱玲,我当然极为喜欢,而因为自己生得晚,她的书读得不彻底,更没有什么资格说喜欢她,因此不大好意思说出来。昔日《小团圆》刚出简体版时,我已在海东,没有及时买到纸本书,因而在网上下了txt格式的电子书,时常打开,随便翻到某处看。那个文档大约是从繁体字转换而来,有一些砂砾般的错字,不过看久了,也生了许多感情。后来买了书,仍将这txt文档留在电脑里。像宫崎市定说的,年轻时虽买过一些内藤湖南很看不上的普通本,但这些书他翻了太久,史料烂熟于心,就算后面得了新的本子,也不忍弃了先前用过的旧本。是后来才知道,《小团圆》在当初算是得了许多差评,竟还有人发起拒买拒看活动,什么时候都不缺感情如此充沛的读者。不过,当人离开得越久,后面的人反而会更心平气和地给出评价,因为知道了难得。而人们对老人或另一个时代的人,总是更宽容些——当然另一方面,不免彻底的误解和遗忘。我似乎是无条件地喜爱《小团圆》,也庆幸自己一开始就这样喜欢。那些印象深刻的段落嵌在脑海里,在无数个独处异乡的日子里偶尔回想起,觉得她的一切文字,一切碎片,都宝贵极了。

2020年10月18日

(本文写作过程中受到止庵先生诸多指点,谨此致谢。

首发于专栏“一览扶桑”:https://mp.weixin.qq.com/s/nSwVWwdan3cIqeXhaWJM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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