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兼释周作人书信

小川
2020-10-14 看过

游戏文字,不必较真,若有参考之效,殆其非吾本意。所摘为《周作人年谱》,头上标具日期者是也。年谱与书信对照着读,味同吃肉。

《序信》——李小峰——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1933)——作人白

1933.4.27
作《书与尺牍——致李小峰》(即《周作人书信·序信》),载6月5日《青年界》第3卷第4期,署名作人。信中说……将《周作人书信》稿及序文寄给李小峰。

前日北大进步师生刚刚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募捐活动,各界人士开始捐款,参加捐款活动的有鲁迅、李四光、周作人等100余人,此篇书信中只字未提。

《山中杂信(一)》——孙伏园——民国十年六月五日(1921)——【无署名】

伏园即孙伏园,鲁迅弟子也。

1921.5.27
……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齐寿山的帮助下,在碧云寺为周作人养病租得一屋,并于当日“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

此时兄弟感情笃好。

1921.3.29
因为病势恶化,移居山本医院,至5月31日出院

因而信中所说“我已于本月初退院”,退的是山本医院。

1921.6.2
去香山碧云寺养病,住在山门里东偏的三间西房。鲁迅三弟建人、周丰一护送前往,至9月21日,周作人病愈,下山回家。
据周作人回忆:“所租的屋即在山门里边的东偏,是三间西房,位置在高台上面,西墙外是直临溪谷,前面隔着一条走路,就是一个很高的石台阶,走到寺外边去。……我把那西厢房一大统间布置起来,分作三部分,中间是出入口,北头作为卧室,摆一顶桌子弄(算)是书房了,南头给用人王鹤招住”

此为寺房细节。

1921.6.5
作《山中杂信(一)·致孙伏园》,载6月7日《晨报·副刊》,署名仲密,收《雨天的书》。信中,周作人坦露了当时他自己思想深处的矛盾:“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

伏园即孙伏园,后三日,即6月8日,作《时事新报·学灯》,首次将美文引入中国,可见病居期间笔耕不辍,多有论著。

《山中杂信(二)》——孙伏园——民国十年六月二十四日(1921)——【无署名】

1921.6.23
作《山中杂信(二)·致孙伏园》,载6月24日《晨报·副刊》及《民国日报·觉悟》,署名仲密,收《雨天的书》。信中,周作人再一次表述了他内心的矛盾,说:“我的心底里有一种矛盾,一面承认苍蝇是与我同具生命的众生之一……”

病中人所思所想大抵矛盾纠结。

《山中杂信(三)》——孙伏园——民国十年六月二十九日(1921)——【无署名】

1921.6.29
发表所译日本诗人海贺变哲的《日本俗歌五首》,载《晨报·副刊》及7月3日《民国日报·觉悟》,署名仲密。
作《山中杂信(三)·致孙伏园》,载7月2日《晨报·副刊》,署名仲密,收《雨天的书》。信中,周作人谈到当时他的心境:“每天的报里,总是充满着不愉快的事情……”

所谓“赶紧丢开,去寻求别的慰解”者,大概是翻译,7月初即翻译了波兰与日本的大量短篇小说。

《山中杂信(四)》——孙伏园——民国十年七月十四日(1921)——【无署名】

1921.7.14
作《山中杂信(四)·致伏园》,载7月17日《晨报·副刊》,署名仲密,收《雨天的书》

信中所谓“那塾师给冷于冰看的草稿”指的是清朝李百川所作小说。后文提到的《馍馍赋》正是老儒给冷于冰看的,知堂晚年在 《〈旧小说杂谈〉一节》(《周作人全集(卷13)》,第165页) 中也有提到

这里还有一部书,我觉得应该提一提,这便是那《绿野仙踪》。什么人所著和什么年代出版我都忘记了,因为我看见这书还在许多年前,大概总有六十多年了吧。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也不著录,现今也无法查考。这是一部木板大书,可能有二十册,是我在先母的一个衣柜(普通称作大厨)内发见的,平常乘她往本家妯娌那里谈天去的时候偷看一点,可能没有看完全部,但大体是记得的。书中说冷于冰修仙学道的事,这是书名的所由来,但是又夹杂着温如玉狎娼情形,里边很有些秽亵的描写,其最奇怪的是写冷于冰的女弟子于将得道以前被一个小道士所奸的故事。不过我所不能忘记的不是这些,乃是说冷于冰遇着一个开私塾教书的老头子,有很好的滑稽和讽刺,这老儒给冷于冰看的一篇“馍馍赋”,真是妙绝了,可惜不能记得,但是又给他讲解两句诗,却幸而完全没有忘记,这便是:   媳钗俏矣儿书废,   哥罐闻焉嫂棒伤。
——《<旧小说杂谈>一节》

而李百川《绿野仙踪》,有关“馍馍赋”的情节出现在第七回《走荆棘投宿村学社 论诗赋得罪老俗儒》

  适有一小学生到房内取书,先生道:“来,予与尔言:我有嘉宾,乃黉宫泮水之楚材也,速烹香茗,用佐清谈。”又问于冰道:“年台何姓何名?“于冰道:“姓冷,名于冰。”先生道:“冷必冷热之冷,兵可是刀兵之兵否?”于冰道:“是水字加一点。”先生道:“噫,我过矣!此冰冷之冰,非刀兵之兵也。”于冰亦问道:“先生尊姓大讳?”先生道:“予姓邹,名继苏,字又贤。邹乃邹人孟子之邹,继续之继,东坡之苏,又贤者,言不过又是一贤人耳。”又向于冰道:“年台山路跋涉,腹馁也必矣,予有馍馍焉;君啖否?”于冰不解馍馍二字,心里想着必是食物,忙应道:“极好。”先生向炕后取出一白布包,内有馍馍五个,摆列在桌上,一个个与大虾蟆相似。先生指着说道:“此谷馍馍也。谷得天地冲和之气而生,其叶离离,其实累累。弃其叶而存其实,磨其皮而碎其骨,手以团之,笼以蒸之,水火交济,而馍道成焉。夫猩唇熊掌,虽列八珍,而烁脏壅肠,徒多房欲。此馍壮精补髓,不滞不停,真有过化存神之妙。”于冰道:“小生寒士,今日得食此佳品,叨光不荆”于冰吃了一个,就不吃了。先生道:“年台饮食何廉薄耶!予每食必八,而犹以为未足。”于冰道:“承厚爱,已饱德之至。”

知堂所言“馍馍赋”大体指代那些空洞无物的八股腔调,所说“无独有偶”,大概是怕自己的文章也染上类似的八股腔。

1921.7.29发表《天足》,载《晨报·副刊》,署名子严,收《谈虎集》。文中指出“以身殉丑观的缠足终是野蛮”

信中所谓“如要鉴赏,在他自由飞鸣的时候,可以尽量的看或听,何必关在笼子里,擎着走呢?我以为这同喜欢缠足一样的是痛苦的赏玩”,大抵寺中所思,即化作笔底所想。

《山中杂信(五)》——孙伏园——民国十年七月十七日(1921)——【无署名】

1921.7.17
作《山中杂信(五)·致伏园》,载7月21日《晨报·副刊》,署名仲密,收《雨天的书》。

《山中杂信(六)》——孙伏园——民国十年九月三日(1921)——在西山

1921.9.3
发表《山中杂信(六)·致伏园》,载9月6日《晨报·副刊》,署名仲密,收《雨天的书》。信中说:“我的思想实在混乱极了,对于许多问题都要思索……”

信中提到“上月里我到香山去了两趟,都是坐了四人轿去的”,大概是8月1日与8月26日两次:

1921.8.1
……往甘露旅馆,赴沈士远、沈尹默招。
1921.8.26
沈士远、沈尹默偕张凤举来访。

同年9月21日,即病愈,离开碧云寺,回到八道湾。

《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孙伏园——民国十三年五月十三日(1924)——陶然

1924.5.13
作《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致孙伏园》,载5月16日《晨报副镌》,署名陶然,收《谈虎集》。这封信针对北京大学一教师因与不认识的女生通信而被革职一事指出……

信中所言“我最厌恶那些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如鸽子,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人们,我宁可与有过失的人为伍,只要他们能够自知过失,因为我也并不是全无过失的人”,所言极是。

1924.5.14
发表《“大人之危害”及其它》,载《晨报副镌》,署名陶然,收《雨天的书》。本文针对泰戈尔在中国演讲引起的不同反响,批评了中国思想界的排外与复古倾向。

1924年4、5月正是泰戈尔应梁启超、蔡元培之邀访华演讲的时候,对照信中所言“这实在比泰戈尔与文化侵略加在一起还要可怕呀”。

1924.5.28
发表《别号的用处》,载《晨报副镌》,署名陶然,收《谈虎集》。文中谈到用号的好处,并说明取名陶然,“这个出典,即在‘宣南’的陶然亭”,即“金心异等被打之处”,“至于为什么用这个别号,这却没有很大的意思”。

好说别扭话的周作人说没有很大的意思,便应该是有意思在其中,金心异即林纾所作小说《荆生》讽刺白话文运动主将钱玄同对应的小说人物,这个“陶然”很值得玩味的,或许反映了此时周与胡适、钱玄同等人的微妙关系。

《济南道中》——孙伏园——民国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1924)——津浦车中

1924.5.31
上午乘车赴济南,应邀往济南市第一师范中学讲演,晚到济地,住第一师范学校。作《济南道中》,载6月5日《晨报副镌》,署名开明,收《雨天的书》。

信中所言“一九零六年我们乘京汉车往北京应练兵处”,其实是周作人记错了,据年谱应该是一九零五年12月10日启程北上,17日抵达北京。

信中所言“(现在对于日本的事只好“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半句,不然恐要蹈邓先生的覆辙,)”,这里所说的邓先生我还在考证,不知。

1 有用
0 没用
周作人书信 周作人书信 评价人数不足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3条

查看全部3条回复·打开App 添加回应

推荐周作人书信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