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若无圣君,则无圣相

勞小姐
2020-10-12 看过

明朝似乎一直都是个槽点多多的王朝。

它是“黑暗”的代名词,其官场陋习至今仍为治国的经典。也许,用“君子似私横似有党,小人似忠似柔似孤立”来概括明朝的官场乱象,是最合适的。毕竟,它有无恶不作的“东厂”,有不上班的皇帝。但也有刚正廉洁的清官和有爱贪污的权臣。

《大明王朝1566 》剧照

记得从前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总是感叹历代文人的悲剧不过如此。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君臣关系中,最常被提起的是嘉靖与严嵩虽然爱修仙炼丹的嘉靖和爱敛财的万历一样不务正业,但严嵩与张居正在历史上的评价却是两个极端。令人惊讶的是,两人最后都遭到大明皇帝的清算。只是严嵩在生前,张居正在死后。

而在《严嵩与张居正》一书中,易中天也描述了嘉靖继统至万历谢幕的多个历史细节,尝试探讨严嵩与张居正二人结局相似的原因。

那么,在易中天的眼里,严嵩到底是不是奸臣?而政绩辉煌的张居正,到底又为何会在死后遭到清算呢?

01、严嵩也许是个贪官,但绝非奸臣

严嵩是历史上的贪官,他的儿子严世蕃也贪得无厌。父子俩卖官入爵,收受贿赂,弄得朝廷乌烟瘴气。

可若要给他贴上奸臣这标签,又似乎有些不妥。因为奸臣的反面是忠臣。忠与奸都是相对于君主而言的。一旦脱离了君臣关系,它便不复存在。

因此,判断严嵩是忠是奸,我们还得结合严嵩和他的领导嘉靖一块看。

那么在嘉靖的眼里,严嵩到底是忠还是奸呢?

《大明王朝1566 》剧照

其实在嘉靖看来,严嵩这个臣子还是不错的。能力一般,但胜在够勤快,60多岁了还天天按时打卡上班。每当自己需要青词的时候,总能出色地完成上交。(青词就是道士上奏天庭或征召神将的符号)。

而且严嵩还很懂自己的心思,知道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

但最有说服力的,还是严嵩义无反顾地为嘉靖“以身试药”。

史料记载,嘉靖三十三年,道士新发明的丹药问世。严嵩得药五粒,立即试验。九日和十五日又报告两次。结论为:“慎用为好”。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皇帝再赐仙丹。严嵩试药后遍身燥热异常。史书记载,“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也就是铅汞中毒)。

这个时候的严嵩已经七十六岁了,却依然亲自为君试药。如果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可以表示一个人臣的忠心。那么,不管真心还是假意,严嵩对嘉靖,真的谈不上是不忠。

还有人说严嵩“架空皇帝,盗用皇权”。说所有的奏折都先得由严嵩过目。还说嘉靖身边都是严嵩的人。不管是侍从,言官、谏官和监察官员都由严嵩任命,稍有不满的则逐出京师。

但事实真的如此么?

易中天认为,这种情况有,但程度不严重。因为如果陛下之喉舌当真皆贼嵩之鹰犬,杨继盛指控严嵩十罪五奸的疏文又岂能送到嘉靖的面前?

实际上嘉靖虽然看上去天天修仙炼丹,不理朝事。他心里却精明得很。他把所有需要实操的事都交给大臣去做,自己只抓住最重要的人事权。

也就是说,嘉靖的大权,从不旁落。

严嵩也正是抓住了嘉靖这一点,所以才能够在嘉靖的眼皮底下,胡作非为的。

02、张居正虽治国出色,却并非圣人

说完了严嵩,我们来看看张居正。

和严嵩的“恶名”不同,张居正在历史上的评价比较正面。他既是太傅,也是宰辅。嘉靖四十五年,高拱下台后,他掌翰林院事,开始登上权力中心。

隆庆六年,明穆宗驾崩,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李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张居正担任了首辅。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整饬吏治,富国强兵。

万历元年,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随后,他推行一条鞭法,合并杂项征收银两,并按亩折算缴纳。张居正因为改革成效显著,甚至让处于衰败期的明朝有了死灰复燃之势。因此后世对其评价较高。

然而,偏偏这位治世名臣,死后却惨遭清算,这到底又是为何呢

从表面上看,张居正被清算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改革得罪了很多人。

张居正在改革上我行我素。因为痛恨言官和御史,所以一言不合便重拳出击,不计后果。而且他对下属十分随意,经常不顾对方的自尊心。

当时的刑部侍郎刘一儒在曾劝张居正,“自明公辅政,立省成之典,复久任之规,申考宪之条,严迟限之罚。故大小臣工无不诚惶诚恐,奉公守职,治功既精明矣!”

刘一儒先是肯定张居正的改革成效。然后委婉地劝张居正在改革初见成效后,应该适当调整执行力度。他说,“政严则苛,法密则扰,操之过急必定人情不堪。”意思就是,高明的执政者不能只看治理的功效,更要看本体,而天下大治之本,在于举国上下的元气浑厚。

刘一儒是张居正的亲家,为官清正,为人淡泊。后来张居正被清算时,亲朋好友中只有他没被追究。张家败落后,他又将儿媳妇带来的嫁妆统统还回去,作为资助。因此,刘一儒的肺腑之言,还是十分中肯的。

可惜,张居正没有把刘一儒的话听进去。

但易中天认为,真正导致张居正悲剧的,并不是他在明面上得罪过的人,而是在暗地里得罪过的万历。

易中天在书中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万历九年七月,张居正大病一场,多日不能到内阁办公。后来虽然幸而康复,次年二月却又旧病复发,终于不起。三月初九,张居正请求在家办公获准。六月初九请求退休,万历不准。十八日,他在病榻上写下最后一份密奏,二十日便与世长辞。

次年十二月十四日,“御史上疏朝廷,公开指控张居正“贪滥僭窃,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罪状一共十四条。此疏一上,舆论哗然。”

面对这个指控,二十岁的万历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史书记载,万历立即朱笔批复:“朕对张居正,可谓虚心委任,宠待甚隆。没想到他竟不思尽忠报国,反倒怙宠行私,殊负恩眷。然而,姑念其系先帝付托,又有十年辅佐之功,且已过世,故不予追究,以全始终。尔等臣工,则应奉公守法,忠于职守,报效国家,不必追言往事。”

在批示中。万历指责张居正“污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虽然最后也讲了一句“念效劳有年,免于开棺戮尸云云”。但显然,我们无法在字里行间看到万历对张居正的一点君臣师生之情。

一代名臣,竟以免于开棺而盖棺。

万历的决绝,真让人不寒而栗。

03、若无圣君,则无圣相

严嵩与张居正的悲剧,到底是个例,还是常态呢?纵观明朝276年的历史,几乎有能力的政治家都以悲剧收场。无论是开国谋臣刘基,还是救时宰相于谦。无论是一代权相严嵩,还是中兴名臣张居正。这些追逐权力和功名的知识分子,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因此,易中天得出一个结论:酿成明代文臣政治悲剧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大明皇朝的皇帝们。

现代人看严嵩,会觉得他贪污腐败,罪不可赦。

但年轻时的严嵩也曾正直清廉过,敢在圣上面前谏言过。他也曾才华横溢,名重一时。他之所以踏上媚上邀宠和弄权谋私的不归之路,其实是被嘉靖的“雷霆之怒”给吓到的。

毕竟,比起正直不阿做自己,保命终究才是最重要的。

另一方面,作为人臣的张居正虽然实现了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但他雷厉风行急于求成,为自己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作为改革者,他想抢在万历亲政前做出一番事业,为王朝打好基础。他毫无顾忌地向王朝积弊和官场陋习发起进攻,得罪了整个文官集团。

而作为教育者,张居正无疑是失败的。他殚精竭虑,希望万历成为尧舜之君。结果却适得其反,得罪了万历。

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审时度势”方面,张居正还不如严嵩。

至少严嵩心里明白,自己所处的时代,皇帝独断专行。那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朝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面对刚愎骄横,明察独断的嘉靖,严嵩只能柔媚谨慎。不敢抢他的风头,更不敢偷他的权力。就算偶尔跟他唱个对台戏,也心惊胆颤。

因此,易中天才会说:“纵观整个明朝,是皇帝多混账而朝臣无大恶。作恶多端的主要是太监,奸臣出现得真不多。因此,与其说是这些朝臣有问题,还不如说是皇帝有问题。只要“事事由朕独断”的皇权不变,那么朝堂上的诸臣,就不可能会有什么好的结局。”

因为独裁下的个人的力量实在弱小。个人无法抵挡一个皇朝的失败,更不可能抵挡历史的洪流。

明代悲剧的根本,在其制度的僵化。而严嵩与张居正的悲剧,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同时也是整个明代文人的宿命。

毕竟若无圣君,则无圣相。

不管身处哪个年代,结局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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