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当时已惘然

雁渡寒潭
2008-01-21 看过
上个周五,完成了零八年的首次三联之行。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坐在楼梯上看书的人和打瞌睡的人,依旧冷清的隆福寺街,热气腾腾的黄河面馆,还有生意愈发兴隆的那家音像店。每次坐108路车从美术馆下车,我都有种莫名的自豪感,如今这感受随我一起进入了二零零八年。
新的一年,第一次在书店购书。依然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作品,《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封面上看到的是胡适,还有李敖。但驱使我决意买下这本书的原动力,并非此二位永远为畅销书重点人物的先生,或是本书中提及的但却早已耳熟能详的雷震、殷海光、萧孟能等岛内自由民主派诸君,而是很久没有出现在视野之中的两个名字:高宗武,陶希圣。
一个曾经是平步青云的外交官,一个曾经是叱咤风云的大学教授,一段改变抗战时局的往事“高陶事件”,一个永远无法解脱的代号“汉奸”。这两位处在复杂的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虽及时悬崖勒马而未致身败名裂,但却从此不得不马放南山,空留一番惆怅。

先来回放一段历史,这是我们现在的现代史教材中所描述的高陶事件--高宗武与陶希圣在抗日战争初期追随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并于一九三八年随汪精卫出逃河内,其后又参与筹组汪伪政权,以及与日本人所谓的“和平”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高、陶二人逐渐认识到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企图灭亡中国、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就是彻底的投降与卖国。于是,在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同逃离上海,抵达香港,并以二人名义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是为震惊中外的“高陶事件”。
从五年级自家的一本中国近现代史词典中得知了“高陶事件”这个名词,于是便从此将此二人定义为随从汪精卫伪政权的汉奸。中学阶段出任所在文科班的历史课代表,但遍查当日史书却也找不到更多关于高陶的词条。寥寥几句,依然是幡然醒悟的汉奸而已。
我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中,对于人物是非的评判,无非两种,好人与坏人,再无其他。因此,对于“好人”而言有无数的褒奖,而对于“坏人”却大而化之,或者语焉不详,仅是一个脸谱化的形象。此二位昨日名士,也曾惊鸿一瞥,但却终究为沧海一粟。
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实施,难上加难。处于历史中的人如是,写史书的人如是,读史书的人亦如是。

高宗武年仅二十九岁便已位列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才气逼人。虽称不上是那么地位高权重,但作为国民政府的一流日本通以及对于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无疑是当时能对中日关系产生较大作用的重要人物。陶希圣成为蒋介石重要笔杆子之前,已成为国内极有造诣的史学专家。“食货”半月刊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的贡献,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抹杀。
在复杂的大历史面前,在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面前,高陶两个闪烁的政治明星,都在内心深处燃烧着一团烈火,都觉得可以凭借自己的见识,凭借自己对于国家与民族的感情救之于水火之中。但正如唐德刚所言:自觉众睡独醒,实为愚不可及。这或许是中国知识人的悲剧,曾自以为豪的见识,恰恰成为了人生的短板。
我无意为高陶翻案。加入汪伪政权,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被原谅的。只是当我们现在在考察某个具体的人之时,切不可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时势改变历史中的每一个人。一个微小的变化,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便会彻底颠覆。
高陶的悲剧,更应看作是知识分子迷失方向的一个特殊案例。如何在洪流之中,坚持自己的信念,坚持自由主义的观点,需要一代又一代知识人不断努力而为之。

风烛残年之时,高宗武与陶希圣分隔美国与宝岛两地,思索往事,会作何想呢?
只是当时已惘然。用一句李商隐的诗句,道不尽个中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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