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在黑暗中看见另一个人 丨《梦游人》编辑手记

是那处
2020-09-04 看过

当我把可以给米兰·昆德拉先生写信的消息告诉译者流畅的时候,他敲给我两个字:天哪!几天后,他发给我一个这样的开头:

看到这封信的开头,我突然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十多年来,最值得自豪的一刻。尽管同译者的荣耀相比,出版一部比较重要的文学小说,实在算不得什么。

在董强先生(他是昆德拉在中国的唯一弟子,也是昆德拉作品的中文译者之一)的帮助下,我们得以把赫尔曼·布洛赫《梦游人》的限量版第001号献给昆德拉先生,并附上译者流畅致昆德拉的信。

献给米兰·昆德拉的《梦游人》001号

流畅在信中写道:“我19岁就在您的书中了解到赫尔曼·布洛赫并开始翻译《梦游人》。我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完成它。虽然我无缘翻译您那些伟大的作品,但这个译本是由那些作品促成的,所以应该将它献给您。”

对译者来说,他完成了一项使命,一项从19岁开始,他赋予自己的精神使命。

19岁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我甚至还没读过一行昆德拉的文字,更不知道赫尔曼·布洛赫这个名字!

但喜欢同一个作家的两个人,总是不难相遇,尤其是在豆瓣这个平台。

记不清是在哪一年认识的了。总之是因为昆德拉,对他在小说评论中经常提到的作家作品发生兴趣,后来又看到止庵先生《期待中的译作》这篇文章,萌生了出版布洛赫作品的念头。于是就认识了刚开始翻译《梦游人》的流畅。

命运多舛的《梦游人》

做编辑这么多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书籍有书籍的命运。曾编过几本关于书的书,看了很多成功案例:一本书从写作、翻译,到编辑、出版,到营销、发行,好像所有的好书都可以预见、所有的模式都可以复制一样。也就是说,好书并非可遇不可求,它是可以“做”出来的!但到了我这里,却经常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而柳成荫的时候,又远远少于花不发。

所以做出版的十几年,经手过的书的命运,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我的宿命论:书有书命,做不出好书不能怪自己。于是自甘堕落。

好在,从没有放弃做好书的念头。

《梦游人》有了书号,豆瓣创建条目那天,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千呼万唤。这算是从业以来唯一一本真正满足个人喜好而做的书了。

但是说实话,我并不能假装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是我和我所在的团队促成的,尽管它的封面上印着,一部被中国读者期待了几十年的重量级作品,以及我们团队成员的名字。实际上,这几十年来,国内的出版机构有不计其数的编辑想过要出版它,但从市场来说,出版这样一部书的成本,跟它可预见的收益,或许让99%的机构放弃了出版它的念头。

如此说来,我们只是做了一件别人不愿去做的事罢了。所以,不用谢。

如果读者真要感谢,我觉得有一个人最该感谢,就是我的老板,中国图书网的黄平先生。没有他的决策和不计得失的前期投入,《梦游人》纸质图书的出版,或将遥遥无期。

《梦游人》能活多少年?

这本书出版之前和之后,受到了许多的质疑。其他的我都可以理解,比如译文质量、图书装帧等,因为它们不是那种非黑即白的问题,我觉得好,你非说不好,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也不会去回应或解释。但有一个质疑很有意思,我想在这里说一说。

我们在营销文案里说,译者翻译这部小说用了十年的时间。有个质疑的声音就说,不过区区五十万字,怎么可能用十年?!我并没有要质疑这个质疑的意思,因为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是不是十年,很好证实,也不难证伪。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到底是不是十年,而在于为什么要强调一个漫长的时间。我也知道一年五万字的速度,的确慢得出奇。但如果对这本书的翻译难度,以及译者对译文的严苛要求有所了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常来说,一本五十万字的书,一年之内是可以译完的。但《梦游人》如果“正常”的话,也不会在发表90年后才有中文版了。

它的难度的确让很多翻译家却步。在认识流畅以前,我曾找过翻译了《没有个性的人》的张荣昌先生,翻译了卡夫卡的叶廷芳先生,以及翻译了贡布罗维奇的杨德友先生,但在十年前已是八十高龄的三位译界翘楚,他们都表示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译这个大部头。而在年轻的译者里面,就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的问题,当下翻译它的时间成本与稿费收入的严重不成正比,可能是无人愿碰的一个重要原因,且不说有没有能力和毅力。

可以说,如果不是对布洛赫这个人,对他的这部小说有足够大的热情,如果没有近乎于天分的文学素养,没有充分的对现代小说发展脉络的把握,没有清晰的对自柏拉图至现当代的整个西方哲学体系的认知,甚至,没有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他所经受的那些现实和精神上的苦难,流畅也不可能完成这部译作,而且完成得这么好。

不难想象,为了一个句子,很可能要去读完一本书,会是怎样一种翻译速度。不具备以上素质,不付出以上努力,不花费以上时间而译出的《梦游人》,我们是不是反而要质疑它的质量和完成度?

就像已经读过流畅译作的人所感受到的那样,他的译文一如他的名字,而又不仅仅止于“流畅”。你能从他一个句子的结构中,从他的一个语法甚至从他对一个标点的运用中,感受到他的文学敏感及对文字的敏锐。我一直觉得,如果他去写小说,他的文字可能要胜出国内的大多数作家。

正如一名读者所说,“假若他得以克服自身的软肋(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确信那种牵制必定存在)并长此以往不懈、专注地去将自己的思考汲取到笔尖上,把思考的努力和成果贯彻集中在主题的写作上……他甚至有望成为一位优异的小说家(尽管艺术心灵仍在他心灵深处的黑暗中秘密生长,还没有任何萌芽的表露)”。

所以,在《梦游人》译稿的编校过程中,对于他的译文,以至他译文里的一个标点,我都不敢轻易改动。每一个校次返回之后,校对人员的改红有90%以上被恢复。可以说,他的译稿是我做编辑以来遇到的最干净、改动最少的译稿。

编辑同行都知道,对文学作品,尤其对严肃文学来说,最忌讳的就是编辑的随意改动。有时候一个句子的语序,一个词甚至一个标点的位置的改动,都很有可能改变作品的原意。越是好的作品,就越是如此。上好的译作只需要改错别字,如果一部译作有很多地方编辑改过之后变得更好了,那至少说明它是未完成,或完成得不够好。

而《梦游人》是完成度极高的稿子,这一点,我不会拿我的人格来担保,因为我担保也没用,检验这个译本最好的方式是时间,我们把它交给时间。

说到时间,一个译本的生命周期有多长?50年可能是个极限。老一辈翻译家里,也就傅雷。而且这个周期会越来越短。《梦游人》能活多少年?我不敢说,还是拭目以待。

除了时间和翻译难度,受到质疑的还有英文转译。其实对于读过流畅文字的人,我们并不避讳谈论这个问题。很多德语经典作品都是从英文转译,比如我们读了那么多年的弗洛伊德,绝大多数是从英文标准版翻译过来的。而把《梦游人》从德文译成英文的缪尔夫妇,他们作为布洛赫的密友、卡夫卡的权威英文版译者,以及他们的诗人、作家身份,为英译本,从而为据此翻译的流畅译本提供了保障。

所以对文学翻译来说,我认为直译还是转译、技术和速度,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译者的文学敏感度和文字敏锐度,以及同样是作家身份在理解作品、与原作精神共通方面的天然优势。当然,最最重要的,还是要靠文字本身说话,要靠时间说话。

译者的10年、编辑的2年

十年来,流畅经营着一家半死不活的淘宝店,依靠家乡汕头这个内衣大本营,他从卖文胸、内裤开始,后来辗转天猫店专卖睡衣,到最后还是败了。以至于他身边的很多女性朋友,到现在还穿着他店里的睡衣。兑出天猫店之后,他一个人从广东跑到上海,以翻译为生。

这十年,《梦游人》的选题在译稿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也辗转了几家出版机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是流畅迫于巨大的生存压力,一方面无法如期完成翻译任务,一方面他又急需变现。《梦游人》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重又回到了我的视野。

感谢黄韬先生,让我们从上海三联手里顺利接过《梦游人》!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让《梦游人》的出版成为可能!

2018年8月,中图网与流畅正式签约。2019年5月10日,《梦游人》第一部交稿。7月18日,第二部交稿。我们一边校对前两部,一边等第三部,其间,在10月份基本确定了现在这个封面的方案。12月26日,第三部交稿。紧接着,开完2020年的图书订货会,春节放假。然后就是疫情。

于是疫情期间就窝在家里看《梦游人》第三部的稿子。4月17日,《梦游人》三部曲完成三校,公司复工,译稿送出版社终审。6月9日,下书号。6月下旬北京疫情反复,再次停工。7月中旬,再复工。8月3日,《梦游人》下厂,开机印刷。

至此,历时两年,我们终于把《梦游人》交到了读者面前。读者满意也好,不满意也罢,我们都不可能从头来过。

黑暗中,没有人能看见另一个人?

身为编辑,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那些我经历过的书,它们在我的编辑生涯,甚至在我的生命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很多书,稿来则应,很多作者,过去不留。曾一起战斗过的人,有几个能彼此记得,时常惦念?做过的书,有几本会拿起来再看?

黑暗中,没有人能看见另一个人。看见了,即是幸运。遇见昆德拉是幸运,认识流畅是幸运(尽管他的横冲直撞经常惹怒我),做《梦游人》是幸运。

《梦游人》出版上市后,在出版界、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其实这些关注,更多的不是针对文本本身,而是外界赋予它的意义。无论是对它的赞美,还是对它的贬低,更多是基于一种意义上的认知。实际上,即便对它推崇备至的昆德拉也说,它的缺点就像它的优点那样明显。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多么高的评价!美人须有痣,不避讳丑陋,反而更衬托美的本来。《梦游人》作为一部哲理小说,它必然要抛出观念,这大概就是它不讨喜的地方(但另一部分人可能恰恰因此而喜欢它)。比如残雪老师就认为,这部小说观念先行的痕迹太重(马原老师也是这么认为),属于过去时代的方法。

残雪、马原两位先锋小说元老,他们的观点我不敢质疑,他们所认为的,也的确是小说本身存在的问题。但我一直有个困扰自身的问题:小说的本来是什么?什么样的方法是永远正确的方法?有哪一部小说敢站出来说毫无方法的痕迹呢?讲故事真的是小说的本质吗?

这也是编辑《梦游人》带给我的思考。小说本身所提出的人类学和哲学问题,以及它对小说形式的开创性探索,对一部将近100年前的小说来说,仅凭这两点,就应该把它列入伟大小说的行列。

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梦游人》作为一部小说带给我们的启示,并不是观念的传达,而是问题的抛出,是对维特根斯坦“不可言说之物”的伟大尝试:个体的处境、人类的命运,以及小说的可能性。这三个问题,不可能有正确答案。

有的,或许只是希望。正如《梦游人》全书最后一句话所说:这是人和人群的声音,是慰藉、希望和直接的爱的声音:“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2020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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