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作为方法”到底是一种什么方法？

《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访谈录在豆瓣上激起了很多讨论，好像主要是围绕对历史事件的态度以及相关的政治立场，但很少真的去谈这本书所说的方法到底是什么方法。这让我感到有点困惑。

老实说，相比谈立场的人，这两年我对谈方法的人更感到好奇，对真正用方法的人就更有好感。原因有二：第一，脱离方法的立场自然可以很漂亮，但仅仅是漂亮，尤其和现实一比较，就显得苍白；第二，没有方法的立场靠不住，今天可以是这一套，明天可以是那一套，只要逻辑自洽就可以，说的可以是这一套，做的可以是那一套，所以不真诚。

先说清楚这个方法

那么“把自己作为方法”到底是什么方法呢？其实前言里概括的很清楚：通过对“自我”的分析，来“揭示出原本就附着其上的历史脉络和社会关系”，将这个概念从利己主义的泥淖中解救出来（p8）。在详细的访谈中，还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

1、将个人经验问题化。“自己的经验都不是自然发生的，都是在一定的情景下发生，有它的历史、来源和局限。问题化的意思不是把它变成了负面意义上的问题，把它割除掉，而是要更好地去拥抱。”（p217）也就是说，从个人经历开始谈及大的问题，嫁接这两者的过程就是问题化，也是一种“盘根式”的思考。（p218）

书中的一些例子：项从身边亲人和自己的经历去思考60年代、80年代；从北大、牛津和新加坡的学习经历去思考大学体制、知识分子以及学术本身。

2、回到实践，从个体开始做，理性以“做”为主导。“有大的关怀当然是一种很高的理想境界，然后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不是追求理想境界，而是去探求不理想存在的原因，强调操作化”。（p170）也就是说，有明确立场是无需否定的，但不能空有立场，不能从立场这个前提去看事物以至于遮蔽事实，而是要做一些可供日后操作的实际研究。

这里做一些书中提及的举例：北大学生曾经对后勤职工做过的调查（p208）；“浙江村”研究时搞的社工小组（p212）；文献剧、非虚构写作、工人写作小组（p271）

3、建立小共同体：作为态度或立场的乡绅。这种立场不是政治立场，不是说回到乡土社会，而是“社会性立场”，“你要做事，要和一群人合作，形成共同利益，再从这个立场出发看世界”。也就是说，要去建构一个小世界，给它定义，干什么，原则是什么，为什么服务。有了这样一个小世界，但要和大体制保持一定距离，“能够和大体制进行沟通和迂回，利用大体制，对大体制有解读，有自己的说法”。（p231）

书中的一些例子：项本人尝试在国内构建的学术与文艺的小共同体（p199）；新加坡的亚洲研究所（p187、p193-196）

普通人可以“把自己作为方法”吗？

以上概括的方法内容，原则上我是完全同意的，当然不可避免地这些概括是从我的理解出发，因而可能与其他读者的理解未必一致。某种程度上，我的这些概括也是对一些豆友的批评在做回应。

但我也仍然同意一些批评，比如这种方法到底有多大的适用范围。换个说法，普通人真的可以“把自己作为方法”吗？我们在访谈中看到，项飙以个人经历作为基础的例证显然不是大多数人可以效仿的，比如他在北大、牛津等地的学术经历使得他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学术精英，无论他本人带有多么浓烈的反精英主义认识。他所提及的跨国性的小共同体也不是大多数人有能力去建构的。但我们也许的确需要把具体例证和方法原则分离开来看，这个时候方法是否更加普适。

也要考虑到这本访谈录本来就有它最初预设的受众，也就是前言所提到的“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人”，这包括“学者、艺术家、学生，以及从事其他职业但一直保持读书和思考习惯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p8）。我能够理解这种读者预设的考虑，正如书中所说，“社会变化必然是一个社会过程，必然是由社会启动，知识分子能做的有限的事就是社会动员”，“力量还是在别人那里”（p171）。不过即便在这些受众当中，践行这些方法的难度也是不同的，例如将自我经验问题化就需要去主动了解历史知识，将自己像一个博物馆陈列出来，这需要时间和精力。这些受众之外的人群也并非不可以借鉴这些方法，只是访谈录的形式可能还是不够适用，需要更像“打火机”的东西。这就是访谈中提到的像文献剧、工人文艺小组那样的形式。再比如说结成小共同体，访谈中的举例是跨国以及跨职业的联合，非虚构写作以及工人戏剧难道不就是跨阶层的共同体实践吗？

我曾经发动态说过，中国7000万性少数，但专职性少数权益倡导的人据说只有100人。那么，从性少数身份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把自己作为方法”呢？同志在努力生活的同时，能不能多花一点时间为社群做贡献呢？

同样，中国高校的官僚问题这么严重，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时常很糟糕，时不时有性侵、霸凌和剥削的事件发生，我们在读的年轻人是把这些当作晋升路上的“吃得苦中苦”，还是想一些办法去抵抗？豆瓣上有许多青年教师和学生，我们除了共享对学术、文艺和社会事件的见解，是不是也可以“把自己作为方法”，去形成可以不断累积的讨论和行动的经验。

工作太紧张，过劳，生活压力太大，职场关系很畸形，以至于现在也有越来越多年轻人称自己为“社畜”。我们也许可以去了解一下父母和爷爷奶奶辈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和我们有什么异同，是不是可以和他们谈谈？有没有维护自己权益的方法？比如有没有读过劳动法，有没有对自己的工作环境做一个合法性的评估，除去跳槽、转行，有没有改善自己现有工作条件的手段，你的同事是否和你有类似的问题，你们有一起和上司坐下来提要求的可能吗？在社交媒体上，利用业余时间，你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做一些联结和倡导？对于黑心企业，我们完全没有制裁的办法吗？如果工作不再996，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其他有意义的事情？

实际上，豆瓣用户也是一个社区共同体。在救治受伤小动物、就业上也偶尔能够看到互助。那么，当我们面临内容审核，遭到规则惩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集体的手段去和审核的力量谈，有没有可能增加用户的权重，还是说在试过以前就觉得束手无策？

再比如，豆瓣上许多用户也是知识人，许多人都会做撰稿、翻译一类的兼职工作。那么，作为自由职业者，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交流，去了解现在我们面临什么共同的问题，可以怎么与内容平台和出版社协商，既然我们有许多稿费标准过低或合同条款不合理的抱怨。

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问题就发生在我们身上，尝试解决的方法也都必须从我们自己出发。当然不是说我们去做了就立马可以得到解决，但这个过程可以增加我们改变的能力，为更多的行动开拓出一点点空间。

因而我也不是很认同项在访谈里所谓“年轻人不要急于行动”（p128）的论调，他认为年轻人应该先想清楚，形成自己的声音。当然，形成声音也是一种行动，但光有声音改变不了什么。关涉自身利益的行动总是不可避免的，说“急于”和“不要急于”的人，一定与这些受损的利益无关。我们今天看到的反而是权益受损越来越严重。

乡绅与流寇

在项看来，乡绅既不是公知，也不是社会行动者，而是代表，“是话语的提炼者、发声者”，也是“原则、规则的制定者”（p232）。但很可惜，在我看来，现实中那些有着乡绅地位的人，总是干着土匪的勾当。想成为乡绅的人也未必成的了，因为乡绅的座位已经有土匪坐着。土匪也不是不能做一点乡绅爱做的事，也不是彻底无法合作，但总不能寄予厚望。而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成为乡绅的资格。

一旦有了土匪，这就不是代表不代表的问题。而是普通老百姓如何把权益拿回来的问题。这个拿回来的过程里才自然而然会产生真正的代表。这个拿回来的过程就需要特别“本地”，是我所理解的项所说的那种“乡绅”的细致观察和接地气的气质。除此以外，从现有条件上来说，一些相对的既得利益者，的确更有能力去做这种代表，他们可以冒更多的风险，可能有更强的抗压力，兜底的可能性也更大，比如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因而，我也理解项提出乡绅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有限的合理性。

今天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缺的就是“本地”的概念，或者说社区的概念。用项的话说，我们都“悬浮”着呢，飘来飘去。这个时候人就不是可以安居的乡民了，而是被制造出来的流寇。习惯了以后，我们自己也有这种心态了，觉得反正待不久，下一个地方会更好，所以有什么事情反而选择忍受。结果每个地方都很糟糕，你在你工作的地方、居住的地方、受教育的地方，都是这样。

这就是去形成“本地”的重要性。如果条件限制，暂时无法安顿下来，仍然需要流动，也可以尝试成为游侠或骑兵。比如你的公司非法解雇你，至少可以去劳动仲裁，把赔偿要回来，在媒体上再曝光一波。如果在这以前，你有认识仲裁过的同事和朋友，你就可以寻求ta的建议。如果有关注劳动权益的媒体，你会更方便地向他们寻求支持。这些都是形成“本地”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