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主流与非主流

sogdiana
2008-01-16 看过
读罢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一书,感到此书有几点不成功之处:

一、书名是什么?内容又是什么?书名是《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暂且将“非主流”一词所指的抛开,题目在时间上跨度一百年,在空间上没有具体限定,从头至尾没有言明“中国”一词,自然当将的是整体的历史学学术界。然就内容来看,作者所记录的实际上就是所谓“南港学派”的几位历史学家的学风、学养以及学术贡献,更具体而言,所论即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创始之初几位重要的学人与掌故。书本身内容所涉极为有限,题目却过于宽泛。与其说是在论史学与史家,还不如说是对中研院近现代史所历史的回顾和细描。因此,严格的说,本文犯了文不对题的大忌。读此书,却有助于加深对中研院早期历史的认识,换一个更具体的题目或许更好。

二、如何判定“主流”与“非主流”,就算我们将视线仅限定在中国的范围内,那么二十世纪也跨越百年,纵然存在主流与非主流的问题,自然在不同的时间段也有不同表现。三十年代的非主流到了八十年代或许就变成了主流。作者认为20世纪史学有两个主流学派,一是科学主义史学派,代表人物是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二是马列主义史学派,代表人物有郭沫若、翦伯赞等。从这几位代表人物来看,这两种学术研究方式的确有很大影响力。根据作者所言,所谓“非主流”是“弱势之群”(自序,1页),如不加记录,容易“在世势迁流中遭到淘汰”(自序,1页),变得“无人知晓”(自序,2页)。那么我们来看,作者在前言中提到的那些“非主流”学派。比如,南高史学派,其代表人物向达、郑鹤声等。学衡派中考古专业名家如李济、夏鼐等,另外还有一关键人物陈寅恪。战国策学派如雷海宗、沈从文等;新亚学派罗振玉、王国维、余嘉锡、钱穆等;历史地理学派;以及其他个人如罗香林、饶宗颐、柳存仁、周策纵等等。凭我个人的肤浅知识,这些人在历史学界的影响远远不亚于作者所谓的“主流”学派,有的甚至在其之上。比如李济、夏鼐等人,可谓开了中国科学考古学之先河,试问现在从事考古学乃至先秦史学研究的学人何人不知?罗振玉、王国维、向达等在敦煌学界的贡献也为整个世界敦煌学者们所肯定。此外,饶宗颐先生作为泰斗级人物,其对古文字学、史学的贡献无需多言,只需看其纪念文集上的文章,便知饶公对学界的重大贡献。另外罗香林、柳存仁等,但就摩尼教如此狭窄的题目来说,此二位的文章也是任何一位学者绕不过去的。历史地理学派的发展在中国历史学界更是方兴未艾,史念海氏、侯仁之氏的弟子正将这一学派发展得愈加壮大,颇受关注。另外陈寅恪、钱穆二位及其弟子们对中国古代史乃至整个人文学术界的影响在此就不必赘述了。如此可以看出,作者所谓的“非主流”不仅对学家有影响,且影响甚巨。我以为,术业有专攻,学术应不同的血脉,分成不同的学派是可以的,然以主流与非主流划分之,不免主观价值判断的色彩太浓,难以服众。

三、作者所谓的主流有二——以傅斯年、顾颉刚等代表的科学主义史学派和以郭沫若、翦伯赞等代表的马列主义史学派。后一种因为中国特殊的政治国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将其名为正统自不可厚非。然将前一种列入“主流”,将其与其他史学流派相区别是不合理的。从行文来看,作者对“主流”和“非主流”有浓厚的个人情感的评价。如作者言“庸劣者,凭小聪明自能当令成主流;饱学之士,若不愿迎合潮流,势必遭其湮没”;“在信念上我绝不崇洋,也不放弃中国本位意识,自然我会被归入非主流”,因为“主流一定以洋为主”;“主流派不是学问最高,而是声势最大;饱学之士,不是学问最低,而是声势最小”。照我理解的作者的意思,其一,主流派与非主流派是当时社会公认的一种划分,而非作者独创,不然他怎么会“被”归入非主流派呢?然而事实却是,这样的划分却为作者的一己之见,并非学界普遍观点。其二,所谓主流就是追随西方理论,追随世界潮流,非主流则是纯粹只讲中国史学。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傅斯年强调的史学即史料学,动手动脚找材料、顾颉刚提倡的二重证据法,正是对历史学实证性的肯定,这是史学的一般性普遍的原则,而非单纯地跟风兰克的结果。我们再看作者所谓的“非主流”学家们,大多都是具有西学背景的,尤其是学衡派等人。李济、夏鼐氏的考古学方法完全是受到西学训练所得。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决非单纯地以史论史,而是具有深刻的理论功力才能著出。此外,如饶宗颐、周策纵、柳存仁、张广京、唐德刚等学人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因此,作者以自己的分类,进而写出“(学衡派)学殖造诣无论中西也俱在北派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之上”这样的话语实在是不应该。我以为,作者本书涉及史家涉及专业背景跨度极大,每个人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树。以一己之见,将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界划分成所谓主流与非主流极不合适,且作者的划分也并没有严格的标准和清除的界定,导致许多地方自相矛盾。所谓学者有国别,学术无国界,学者们面临的是整个学术水平的推进,任何一个学者所面临的学术史都是整个人类在某个专业或课题上的贡献和进步,而非具体一个国家。因此,不能以追随西方或保持国本这样的标准来为某一学派贴标签。只有建立在整个学术史上进行研究,才是对学术的贡献,否则会带来巨大的重复研究和资源浪费。作者将这些具有深厚学养的前辈学人在自己主观划分的主流非主流中进行排队,实在不应该。暂不说微观层面这些学人具体专业有别,学术贡献之间不存在可比性。另外,对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等比较宏观的问题,这些史学大家们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况且如果要细究起来,中国近代学术学科的建立,本身从根上来说就受到西学得很大影响,中医就算是仅有的保留中国传统学术术语结构的学问了吧,也受到现代社会的极大挑战。我们现在在行文中通行的一些语汇,很多皆来自西文或日文,事实上在做任何一个题目时都不知不觉纠缠在比较研究之中。因此,简单地在这些史学前辈头上扣上“中”“西”之名,实在是对这些前辈大家之大不敬。

这是我粗粗读罢这本书的一点想法,或许作者如此命题如此言说,尚有深意或不便言明的原因,如果因不了解那些深意和背景,而对本书形成了误解,也请作者原谅后生的无知与不敬。

后记:本文写于2006年12月4日。近日又碰到王氏著作,顾念兹文,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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