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现实和最严肃的乌托邦

salva
2008-01-14 看过
也许由于“文人相轻”不分古今不分国界,社会理论家,尤其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的社会理论家往往有一个通病:诟病并貌似有理地论述别人的理论终点是乌托邦,并论证自己的理论终点是一种现实可能性,但自己的理论随即又被旁人和后人诟病为乌托邦,让我等初入行的学生也面对此乌托邦与彼乌托邦的创建者们之间的五十步笑百步而会心一笑。
然而我们没有也不敢只是一笑而过。一笑之后,我们可以把涂尔干在《社会主义的定义》一章中的一句话略加修改来说明问题:但是,乌托邦却可以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如果它不是对社会事实的科学表达,那它本身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事实。如果它不是科学的,也是科学的对象。本文关注它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从它那里借用某种现成的命题,而应该去了解它:它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
除了如涂尔干所言去说明各种样式的乌托邦的定义和产生的社会条件,厘清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诉求是当时社会的特殊现象还是人性的永恒追求以外,本文的主要关注点还在于:如果说某种理论是乌托邦,那么,决定它是乌托邦而不是一种现实可能性的阻碍来自什么地方?我们会去考虑这个问题,并非只为证明它只是乌托邦而对任何轻信它的言论抱有警惕,而是从它的非现实性中挖掘出另一种现实可能性。这便是拟如是之题目的意思,亦即艰苦的阅读中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的疑问。
比如,如果说康德的“自由王国”是道德乌托邦,那么,什么决定了它是乌托邦而不是现实可能性?康德作为一个道德形而上学理论家,从纯粹的先天演绎中推出了理性的基本法则,虽然他宣称其推论起点、其道德形而上学的根源就在于人的心灵之中,只有这样的理性的辩护才能激荡人的心灵,事实上他的体系也确实激荡了无数人的心灵,但是,康德笔下先验存在的道德情感,能产生道德律令和意志的强迫 的那种“心灵的鼓动”,其本身的存在就是康德本人的独断,把其说提高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似乎有些勉强,而且康德本人也对自由意志如何可能相似的问题,声称这是人类理性无法弄明白的。因此,康德的预设中必须有上帝这个保证条件。在神圣存在物不在场的情境下,它成了乌托邦。
比如,如果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决定它不是现实的是什么?这是个争论不休的大话题,但有一点原因也许是:建立在主观感情(或者说是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化理解)基础之上的形式逻辑的思辨体系(严格的“正反合”推导)必然从基础开始便带有其不可证伪性,而这正是一门学术和它的实践后果的灾难所在,这也是后来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攻击的要害。一门学术不免有其缺陷,它对它本身的稍微变形或本质上造成的恶果是不明显预知的,这也是它在实践上的变种社会主义遭到种种非难的原因。其中的许多非难,固然不免心怀叵测,但也有相当的事实成分。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受所处时代影响,固然无法完善,但后人的所谓完善却无疑是加重了这一成分 。
到涂尔干,如果说他寄予厚望的法团作“金桥”通向的有机团结“天堂”也是乌托邦,那么,决定它是乌托邦而不是现实的关键在哪里?这可以从涂尔干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言说中去找。涂尔干承认,一种变革走出第一步以后,以后的结果都虽然都是由这一步中发展而来,但其发展过程,当时的人们已经无法预见和控制 。尽管涂尔干这句话在文中是用于强调走出变革的第一步的重要,但他本人承认“非意向性后果”的存在(虽然未像默顿和吉登斯那样使用这个明确的概念)本身已颠覆了他自己所言法团作为救世良方的崇高地位。涂尔干毕生致力创建各种中间机构,但它们能否像涂尔干寄予厚望的模式一样来发展壮大,承担起那些今天看起来过于沉重的责任,涂尔干本人也在这点上持审慎而暧昧的态度。
姑且把涂尔干通过法团和现代公民教育所能实现的理想的社会整合模式——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结合——称作“涂尔干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是:依赖的是有理性的能够独立思想的人,而不是处于不成熟状态的人——所以启蒙是必须的。但启蒙只是一种宿命,并不具有先设的优越性。法国大革命是启蒙的结果,在欧洲诸国中惟有法国在革命之前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充分启蒙的准备,然而法国也是红色恐怖最著名的国家,大革命也意味着旧时代的一切鬼魅都被放出,一切人性的丑恶得到彻彻底底的实践,使一种关于人性的学说,最终成为反人性的根源。对于大革命的反思,基于各种立场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多是从大革命的指导学说(最有代表性的是卢梭)本身的问题来反思,多的是某种学说“从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具有独裁主义的性质”这类话语。这些诟病说出了一部分的真实,但远不是全部。换个角度考虑,也许并不是某学说的问题,而是启蒙本身的问题。启蒙是在鼓起一种运用自己知性的勇气,是一种释放而不是内敛,是一种解放而不是约束,而如果深度自我处于未成形阶段,如何使释放出来、解放出来的是知性、理性,而不是被滥用的欲望本性,就成为启蒙的致命盲区和涂尔干现代性主题的应有之义。在现代社会中,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鼓起来的勇气和个性是野马,而使它不至于变成反社会力量的缰绳是现代公民道德和深度自我的建构,这便是现代性的硬币两面。
但是另一个问题又来了,涂尔干所言自我越发展,社会性越强,深度自我的建构本身就是社会性。那么,他是宣告了人心中自有社会的一部分。对于这个问题,关于现代社会的理论家们并未取得一致意见。
自霍布斯始,契约论社会理论家们都预设:每个个体本来可以在与其它个体联系不密切的情境中生活得好好的,但因为一些必然或偶然的原因(霍布斯的自保,洛克的“不便”,卢梭的“自我完善的倾向”),人才必须与他人产生密切的联系,组成政治社会。在卢梭那里,合作甚至成了人堕落后的第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如此的理论建构自然是近代早期确立个人主义原则的尝试,历史之轮转到十九世纪,民族国家已经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主要思潮,契约论理所当然就遇到了历史学派的猛烈攻击,建立在早期个人主义(指英美传统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而不是以康德、涂尔干为代表的法德传统的道德个人主义)的契约论基础上的古典自由主义受到了第一次严重挑战。
对于契约本身,涂尔干强调其中道德的意涵,这就使他与强调利益结合的英美契约论者有了非常明显的分野。对于前述问题(人心中是否本有社会的部分),涂尔干的结论是:每个人心中都有渴望集体生活的一部分 ,每个人心性中共同的东西就是这种情感,而不是霍布斯的自保,古典经济学家的自爱、自利等。这种人心中共同的情感,使道德生活成为可能,因为在涂尔干的体系中,一切与社会、集体有关的行为和情感都具有道德的意味,一切集体生活都是道德生活。因此,这种共同情感也可以说就是道德情感。但这与康德所言人的先验道德情感的相似性有何不同呢?康德是在脱离时空、处于历史过程之外的抽象中探寻人心的,从引出实践理性、道德律令的人心中共同存在的道德情感本身来看,并不具有前现代或现代社会的区分,虽然康德被认为是对早期现代性作了一个大综合。这种凌驾于前现代与现代性的区分之上的性质,抽掉了后天的、历史的、文化的丰富意涵的言说模式固然无视与个体人一直相伴成长的共同体或社会,但这丝毫无损于康德的伟大,因为他本就是形而上学家,探讨一种不与历史相关、不受共同体性质限制,而历史反倒要服从于它、共同体反倒要服务于它的规律,就是他的任务。涂尔干与之不同的是,涂尔干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家,探讨的是社会学基本理论,“社会学基本理论”不等同于一切“关于社会的基本理论”,不等同于“社会的形而上学”(那是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或是哲学中关于社会的部分),更不等同于“社会学的形而上学”(那是孔德和斯宾塞的粗略模糊的社会进化理论和未经真正实证化的对实证社会学的提倡)。但是,就这个问题(人的心性中存在对共同生活的偏好)而言,他的命题仍然停留在孔德和斯宾塞的阶段,仍然属于一种未经论证的先设,一种给定的事实,并以不容辩驳的独断姿态阐述出来的。不论它是否正确(事实上,这个问题很可能永远也说不清楚,说清楚的一天也就是社会学的末日,因为这本来就是社会学的永恒命题,它的解决意味着社会学丧失了本身存在的任务和理由),这构成涂尔干理论大厦的推论起点之一。
很多自由派的社会理论家预设一个人心与社会的二元模式,以使人心不至于在社会面前完全没有位置。而在涂尔干处,人心中本就有社会的成分,“深度自我”就是与社会相关的人心部分。人心中所具有的情感,按与社会的关系来分类,所有可能的形式有三类:亲社会的(对共同生活的偏好)、反社会的(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越轨,还包括孤独感、离群索居等)、非社会的(如独立发展自己的天赋和从事独立的科学或艺术创造)。按涂尔干所界定的社会学的独特研究对象——社会事实的角度来说,普遍的人心就是一种社会事实。按涂尔干研究中社会至上的逻辑,人心中与社会无关的部分自然是被排除在涂尔干的研究旨趣之外的,涂尔干称之为心理事实或心理学事实,而非社会事实或社会学事实。虽然涂尔干把社会当作绝对的第一概念和第一信仰,但并不排除研究人心,因为人心和社会本非对立。但社会学研究的人心,仅限于人心中与社会有关的部分,即亲社会和反社会的部分。涂尔干并不是社会决定论者,他并不否认人心中有独立的领域,但他作为为社会学确立学科合法性的巨匠,为了使社会学获得独立的研究对象,毫不留情地把人心中与社会无关的部分抛出了社会学的视界——他从来没有说那不重要,只是对社会学而言不重要,而面对整个人类生活的多样性的社会科学共同体的劳动分工中,为一个学科所忽视或轻视的方面往往是也应该是另一学科的首要研究对象。为了确立和守卫社会学的疆域,涂尔干不犯界行动,所以,在他的大部分研究中,笔下才看不到脱离社会的人心的身影,后世才把涂尔干称为社会决定论者。这可能带来许多简单化、脸谱化的误解,但又套用涂尔干的话:这种说法本身是不科学的,但也要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涂尔干怎样获得“社会决定论者”的名声,抛开冤枉不冤枉的价值判断,这本身就是个有趣的社会学命题。在笔者看来,这是因为涂尔干研究的人心只是与社会相关的部分人心,是与社会同构的那部分人心,这种同构本身包含逆向的两个过程:外在于人心的社会事实决定、制约人心(这就是最通常的对涂尔干思想的理解),社会事实也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看作人心的关于社会那部分的集体表象(representation)——这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非常明确。
因为人心与社会并不对立,所以涂尔干的现代性主题就不应表述为人心与社会的紧张关系,而应表述为:“社会本身以及人心中亲社会的部分”和“人心中反社会以及非社会部分”的紧张关系。非社会部分在涂尔干笔下本不属社会学研究对象,但是,抽象社会的控制力量的过度扩展无疑会压缩人心的那个领域并引起更大的反弹,这种反弹有时会演变为反社会的倾向,这种反弹本身构成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如何控制“社会的控制力量”,保持人心的独立部分使之不至被社会侵夺,不至于从“非社会”演变成“反社会”,也加入了涂尔干的现代性主题。
涂尔干在《人性及其社会条件的两重性》中论述的也就是人心灵中这两种力量的拉锯战,而且这种战争似乎并不因人类的进步以及社会整合的任何改善而结束 。在形而上学家那里,这种拉锯战是源于有限的理性存在物的不纯粹性 ,而社会科学取向(一般说的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并不都是社会科学取向的,如社会学的开山之祖孔德就明显不是)的理论家们则不得不从形而上学中走出来。在哲学家那里,有限性与无限性的永恒悖论似乎是人类的宿命,而康德把这归为理性存在物的纯粹性难以达到)。在社会科学取向的理论家处,这倒不像是理性纯粹性与无限性的问题,更像是理性本身的宿命。因为“非意向性后果”是社会学传统极为重视的一个分析工具,即使是完美的人类理性,也并不自动带来道德及和谐。连形而上学家康德也说过,完美的理性随时被滥用自身的危险包围,因此才需要“理性划界”。完美的理性尚且存在被完美的理性存在物滥用的可能,那么不完美的理性被不完美的理性存在物滥用就是惯常现象,更不用说非理性的欲望从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要滥用自身。在高度分化和个性解放的社会中,这种滥用和僭越就是常态,虽然“人人都是僭主”的社会,显然并非涂尔干愿意看到的。
在这个并不乐观的现代性主题之下,我终于理解了涂尔干的苦心,也体会到了他的无奈:曾经认为他先设“公民道德是共同的”是一种独断,但在现代性主题的模糊隐喻中,个人之间的高度分化,使职业伦理带来群体内的道德共同性是必须的;各种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职业伦理的高度分化,又似乎使先设一种更高的道德即公民道德的共同性是必须的,否则道德领域的“诸神”纷争就会带来人间的战争和纷扰。正如康德严肃而郑重地在尘世中建立上帝之城,仅仅出于道德的理由来呼唤上帝,涂尔干也严肃而郑重地宣布:在民族国家面前人们只能机械团结,他仅仅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切来呼唤建立部分共同的职业伦理和完全共同的公民道德。不需要什么实证,甚至不需要什么论证,也很容易想到,如果没有现代爱国主义作为基础和底线,已经没有先赋的机械团结群体束缚的人们熙熙攘攘皆为利来亦只为利往,人类将会怎样地陷入永恒的绝望 。我们也可以仅凭涂尔干一生致力于发展社会团体和推行公民教育这一点,相信涂尔干本人及其学说的诚实。除此以外,我想不出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这种虽然充满了独断倾向、但仍然激荡人的心灵深处的学说。
涂尔干说的道德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这种道德个人主义和康德的理性自律,虽然从推论起点和推论过程上稍有不同,但结论仍有相当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昭示着两个大师不约而同地对现代性的道德生活作出“普遍的、共同的道德责任与个人自律”的解读。与亚里士多德相比,康德不再提供“如何更好地生活”的建议,而是讲绝对义务,因为这是个体实现自身和获得自由的方式,否则启蒙后的人性必将走入嗜欲的死胡同;与柏拉图相比,涂尔干不再言说人对于城邦的用处,因为现代性话语下人不为城邦或上帝而存在,但人即使只为自身存在,爱国主义、公民道德也是必须的,否则现代性会走入失范的死胡同。
行文至此,从貌似完全空洞的理论言说中,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与现实生活的联结点:上大学之初,真正大学的Liberal Arts教育把我的思想带入了自由的空间,惊叹与感激之余,回思中小学教育,自是愤恨无比——它让人做同一种模式的乖孩子,包含着去个性化的倾向,更类似总体性社会中的奴化教育;但又常常听到这类论调,当代中国的中小学教育难以培养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导致学生对社会公德社会责任极度陌生,而这正是大学教育应该恶补的。这两方面看似矛盾——社会公德和公民意识意味着一种趋同,而个性教育本质上就是向同质化开战的。现在看来,它正暗合着这个现代性的隐喻,暗合着涂尔干对于现代社会早期状况的担心。不用像官方哲学一样大玩“辩证统一、硬币两面、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一类文字巫术,只看看历史上缺了其一带来的灾难——近代中国从无政府状态到极权主义的东墙撞到西墙的波波折折,便可深味涂尔干对人性两重性带来善恶双重性的潜力的判断。在卢梭和马克思眼里,要是没有外界的过多约束,没有异化,人人天生都是自由的作家、艺术家、哲学家。而涂尔干指出,人实际上可能并不满足于此——不论什么时候,社会控制总是需要的。这不是简单的悲观主义,而是对人和社会的复杂性的一种不过度自信的洞察——谁知道人想做什么?人作为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物,本身是无底线的。马克思从“实然”到“本然”再到“应然”,这种对人性浪漫化的结果是他和他的后学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提出一种实际的限制权力滥用、限制人们为恶的潜力的控制方案,造成的灾难人所共知。
个人认为,涂尔干模式虽然也不过是一种乌托邦话语,但不是圣西门、傅立叶式的天方夜谭——他对现代性问题的精确界定比很多形而上学家的隐喻和很多行动家的演说更接近真实,这点仅仅问问自己的心,便可感觉出来。这一脉言说的永恒现实性在于,人类的历史在进入现代性以后,倘若偏离涂尔干模式太远,便要及时而足够地意识到失范的危险性,也就是到了回归涂尔干的时刻了。涂尔干之所以为后世推崇,常读常新,大概这也是原因之一。这大概就是对字面上看起来过于宏大的题目,自己能给自己的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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