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看法想法的书
这本书很有意思,基本都是对关于中国现代史方面书籍的考证与查漏,看的出作者杨奎松的历史功底很深厚,也有想法,比较敢言。
第一篇是《孙中山爱国不爱国?》——兼评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与俞辛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主要是探讨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时的一些决策以及与日本的关系。
想当年国父闹革命时不是象贺龙同志那样提着两把菜刀就干起来(这种的倒有点象是梁山好汉揭竿而起打家劫舍的味道了)。孙中山先生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向各国华侨和亲华人士宣传革命,收集捐款支援国内革命活动。这其中,除了华侨外,实际上是以日本国内的捐款为最。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一件事是,这些捐款和资源很大一部分是种政治交易,为此,孙中山主动与日本签订了堪与袁世凯“二十一条”相比的“卖国”条约,其中就有割让满洲等条件。
应该从什么方面评断孙中山的这些政治抉择?
杨奎松提出首先带入历史人物当时的时代环境,再考究这些政治抉择产生的实际效果。从整体而言,杨更倾向于认为这些都是权宜之计。但是可惜历史上因为袁世凯的横插一脚,孙中山并没有多少机会实现他的建国方略和之前的政治承诺。
不过结合历史上的孙中山,还有他的秘书戴季陶后来的名著《日本论》中论及桂太郎那篇①来看,孙是个理想化程度比较深的人,对人对事都比较偏向单纯化。这种人来玩政治未免有点勉强。那些“卖国”条约更多的是半无奈半亲率的承诺,后事如何孙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
不过有突破性的是,杨奎松评论道:“其实,在历史著作中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来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是一种极不科学的做法。”“历史上几乎任何政府,通常都会以宣扬‘爱国’心的办法,来作为动员民众和取得自身合法性基础的一种重要手段。我们绝难依据是否响应某个时期政府的爱国主义号召来判断历史人物的爱国与否。因为,从对父祖之国的角度而言,这种爱国未必是真爱国。”
真正的爱国的基础是需要判断这个国家的是不是“经由人民自己的政治选择,并事实上是经由人民自己来行使治权的,代表全体国民自己利益的国家。”
这个判断基本上可以否决从五千年前到今日中国一切对爱国主义的宣传。
①在桂太郎的认知上孙陶两人都比较偏向理想化,书中转述桂太郎言:“我刚才听见先生所论、所劝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我在日本国内,从不曾得到一个同志,了解我的政策。今日得闻先生之说,真大喜欲狂。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可以无忧。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奥的同盟,以解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日本得成此功绩,决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对大陆得绝对的保障而以全力发展于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正路。大陆的发展,是中国的责任。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两人今后的努力如何耳。
现在中国的境遇如此,国力又不堪用,先生的羽翼又未成。刚才所云助袁执政云云,以我所见,袁终非民国忠实的政治家,终为民国之敌,为先生之敌,然今日与之争殊无益而有损。如先生所言,目前以全力造成中国铁道干线,此实最要的企图。铁道干线成,先生便可再起执政权,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现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国而倒之者,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
在这里我只看到孙中山欲行苏秦张仪之纵横故计,但老谋深算的桂太郎乘势进言,一边笼络,一边麻痹。说日本生命线在美澳,骗鬼都不信。而孙自以为得计,反成局中棋子。
第一篇是《孙中山爱国不爱国?》——兼评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与俞辛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主要是探讨孙中山先生闹革命时的一些决策以及与日本的关系。
想当年国父闹革命时不是象贺龙同志那样提着两把菜刀就干起来(这种的倒有点象是梁山好汉揭竿而起打家劫舍的味道了)。孙中山先生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向各国华侨和亲华人士宣传革命,收集捐款支援国内革命活动。这其中,除了华侨外,实际上是以日本国内的捐款为最。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一件事是,这些捐款和资源很大一部分是种政治交易,为此,孙中山主动与日本签订了堪与袁世凯“二十一条”相比的“卖国”条约,其中就有割让满洲等条件。
应该从什么方面评断孙中山的这些政治抉择?
杨奎松提出首先带入历史人物当时的时代环境,再考究这些政治抉择产生的实际效果。从整体而言,杨更倾向于认为这些都是权宜之计。但是可惜历史上因为袁世凯的横插一脚,孙中山并没有多少机会实现他的建国方略和之前的政治承诺。
不过结合历史上的孙中山,还有他的秘书戴季陶后来的名著《日本论》中论及桂太郎那篇①来看,孙是个理想化程度比较深的人,对人对事都比较偏向单纯化。这种人来玩政治未免有点勉强。那些“卖国”条约更多的是半无奈半亲率的承诺,后事如何孙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
不过有突破性的是,杨奎松评论道:“其实,在历史著作中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来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是一种极不科学的做法。”“历史上几乎任何政府,通常都会以宣扬‘爱国’心的办法,来作为动员民众和取得自身合法性基础的一种重要手段。我们绝难依据是否响应某个时期政府的爱国主义号召来判断历史人物的爱国与否。因为,从对父祖之国的角度而言,这种爱国未必是真爱国。”
真正的爱国的基础是需要判断这个国家的是不是“经由人民自己的政治选择,并事实上是经由人民自己来行使治权的,代表全体国民自己利益的国家。”
这个判断基本上可以否决从五千年前到今日中国一切对爱国主义的宣传。
①在桂太郎的认知上孙陶两人都比较偏向理想化,书中转述桂太郎言:“我刚才听见先生所论、所劝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我在日本国内,从不曾得到一个同志,了解我的政策。今日得闻先生之说,真大喜欲狂。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可以无忧。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奥的同盟,以解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日本得成此功绩,决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对大陆得绝对的保障而以全力发展于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正路。大陆的发展,是中国的责任。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两人今后的努力如何耳。
现在中国的境遇如此,国力又不堪用,先生的羽翼又未成。刚才所云助袁执政云云,以我所见,袁终非民国忠实的政治家,终为民国之敌,为先生之敌,然今日与之争殊无益而有损。如先生所言,目前以全力造成中国铁道干线,此实最要的企图。铁道干线成,先生便可再起执政权,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现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国而倒之者,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
在这里我只看到孙中山欲行苏秦张仪之纵横故计,但老谋深算的桂太郎乘势进言,一边笼络,一边麻痹。说日本生命线在美澳,骗鬼都不信。而孙自以为得计,反成局中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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