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理论内核

salt
2008-01-12 23:47:13 看过
在这本书中(而不是在老哈本人现在的思想中),真正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不是存在于沙龙和咖啡馆,那只是它的前身,而存在于报纸中。公共领域的作用就是产生公共舆论,这个公共舆论是资产阶级代议制议会的正当性和有效性的依托。议会并不像战后美国有些政治学家设想的那样,是社会多元利益的角逐场和谈判台,而是由公共领域产生的公共舆论的代表和集中。也就是说,公共领域的存在,是资产阶级法治国家宪政架构的基石,虽然它在实际位置上处于国家机构与私人公众之间,并且属于后者。


这种公共领域的存在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明确分离,即公与私的明确分离。公众在市民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属于他个人的私人事务,国家不得也不必要干预。因为市场经济的法则自然会约束这些经济活动:由于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所以市场中的任何行动者都不可能对其他行动者构成强制,他们唯一要服从的是市场本身的法则,而不是任何其他行动者的意志。这样,人们的经济活动就完全是私人性的,而没有任何社会性,所以国家不需要干预。由此,至少从理论上看,国家立法和议会决策所要讨论的就不包括公民个人或者一部分公民的私利,而是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这种利益对所有公民都是平等适用的。这样,公民(或议员)就可以通过在公共领域(或议会)里,通过公开地运用理性进行批判,来达到政治共识,形成国家意志。


这种理性批判涉及到公共领域存在的另外一个条件,即是理性的批判主体的形成。两个方面,一个是财产和资产阶级小家庭,财产保障了公共领域里批判者的独立性,并成为他的小家庭的物质基础,而这个小家庭形成了对外封闭的私人空间,批判者在其中处理个人和家庭的私人事务,并在这里进行独立的、不受他人影响的(这样才能是真正批判性的)思考。另一个方面就比较微妙一些了。哈贝马斯在讨论政治公共领域之前,先分析文学公共领域,通常的理解是文学公共领域提供了发展政治公共领域的社会空间,但其实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发展在心理上促进了后来的政治批判者的主体化,帮助他们发展明确的自我意识。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独立的、有自我意识的、有理性批判能力的公共领域中的批判者。


上面的分析,可以说综合了政治经济学、法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是哈贝马斯理论分析的核心。当然,这样深刻的分析也不是他的独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他接下来对福利国家下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分析,其实不过是考察这些条件所发生的变化。


1870年代之后,生产技术的发展使得市场即使在理论上也不是完全竞争的了。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活动无法不影响到他人,这种活动不再是私人性的了,而是带有了社会性和公共性。在这种情况下,公与私、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明确区分就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于是出现了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双重趋势,议会再也无法保持对局部利益超然的姿态,理性批判的社会结构条件被破坏了;另一方面,随着政治民主化,公共领域参与者的财产被工资收入所取代,大众传媒无空不入,小家庭的独立性和封闭型荡然无存,以私人化为前提的理性批判的公众也就不存在了。

从这个理论脉络来看,中国那些“市民社会”或者“公共领域”论者完全不得要领。不用说中国这种共产主义转型国家,国家与社会自古以来就搅在一起,就是西方国家在20世纪末哪里还有公私截然二分的社会结构?在哈贝马斯的这个理论脉络中,没有公私二分,怎么能谈“公共领域”?

但是,最近几年,明显在中国能够感到公共舆论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恐怕哈贝马斯的这个理论并不太适于作为解释工具。恐怕不是理性批判,而是被哈贝马斯在这本书里批判过的、卢梭的对公正的良心直觉,再加上儒教和社会主义的公平意识传统才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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