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边缘化的文化中发掘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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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言这个名字,大家会觉得很陌生,在人类学的课堂上,当老师第一次提到时,就一个师弟悄悄问我:“葛兰言是不是就是葛兰西?”但若提到涂尔干和列维-斯特劳斯,不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葛兰言就是继承了涂尔干学派思想、启发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的那个人。他还是个独特的汉学家,唯一一个身为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家、却专门研究中国的人。
作为继涂尔干、莫斯之后的社会学年鉴派的第三代传人,葛兰言本想用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研究欧洲的封建社会,可是发现资料不足,于是就师从巴黎学派的大师沙畹学习汉学,研究中国的“封建社会(西周和春秋)”。当时法国汉学正处极盛,我们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在那里受教。虽然如此,葛兰言还是不满于当时的汉学,它只能描绘中国封建时代的仪礼和体制,却并不能解释它们是怎么产生的,更不能解释中国哲学的核心元素,比如天人交感、阴阳交互。
有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在手,葛兰言觉得中国文明的这些核心制度和思想都是可以解释的,而他所需要的材料则仅仅是“关关雎九,在河之洲”——中国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诗经》中的情歌。
葛兰言注意到,中国古代注释家要么这些情歌注解成对“后妃之德”的颂赞,要么把它当成对诸侯昏乱的讽刺。尽管这些牵强附会的解释十分可笑,但借助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魔镜,葛兰言发现,在这种不约而同的道德解释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这些谈情说爱的歌谣确确实实体现了一个道德体系!
他把这些情歌分门别类地详细考察,然后逐步证明,这些歌谣是乡间的青年男女在特定的季节的赛歌会上创作和演唱的。而且,还是借助这些情歌,葛兰言向我们描绘了赛歌会的情景:在春季和秋季水涨的时候,青年男女会集在山丘下、小河边,大家比赛登山、赛马、渡河,采花,然后分组比赛唱歌。在激烈的竞赛中,姑娘和小伙子们相互爱慕,海誓山盟,然后躲到山上的小树林里行夫妇之事……
这明明是集体淫乱嘛!哪里来的道德!您别忙,我们的社会学家兼汉学家有他的解释:涂尔干早就教导我们说,每个时代、每个社会为了自身的需要,有自己的道德。古人的道德跟今人的不一定一样。他们行事的方式,要维护古代社会的团结和秩序,这就是道德。
男女青年在一起狂欢,怎么就维护了古代社会的团结和秩序呢?葛兰言说,这要从中国上古的社会形态说起。当时人丁稀少,人们按照家族分散而居,不同家族的人平时很难谋面。更重要的是,农业劳动要求男女两性分工,男耕女织,夫妻就像牛郎织女,聚少离多。按照涂尔干社会学,社会老是这么分散着是要出大问题的。怎么办?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涂尔干教导的,另外一个是葛兰言自己想出来的(这个办法后来被列维-斯特劳斯大加发挥)。涂尔干的办法是大家定期举行集会,进入一种“集体欢腾”状态,这样,社会又在人们心中激起一种神圣感,社会的团结定期得到更新。葛兰言的办法更绝,他要利用社会中的一种分化来控制、抵消另一种分化,这就是“外婚制”:通过性别分工后的结合,来维系分化的不同的地域团体之间的团结。
在葛兰言眼里,上古中国人有涂尔干和他自己加起来那么聪明。他们通过节庆狂欢中的男女对歌,一举结合了上面两种办法:一方面,大家在节庆中重温了共同体感情,亲近了神圣的社会;另一方面,通过男女青年的恋爱约婚,又实现了不同家族之间的联姻。这时您可能就要问了(实际上,课堂上一个可爱的台湾mm就问过):“假如约了婚的男生或者女生变了心怎么办?”如果你问到葛兰言那里,他会不客气地回答:“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变心,这么问说明你不懂涂尔干社会学。”因为约婚和性爱是发生在节庆形成的“集体欢腾”状态中的,所以它们在当事人心中具有神圣性,人们在日常状态下,每每想到它们,心里就会升起一种神圣感。这样你就明白青年男女的性爱狂欢原来是一种道德了吧!
葛兰言还嫌我们眼睛瞪得不够圆、嘴巴张得不够大,他接着往下说,其实中国人的时空观、阴阳观念都是从这种男女对歌的活动中幻化出来的。空间观念中的阴阳源自对歌时男女两队的站位;时间观念中有阴阳,是因为对歌中双方交替用相等的时段来唱。不过深刻的葛兰言没有忘记在这里指出;“竞赛只是古老的社会结构的一个戏剧性表象,两性劳动分工才是社会结构中的原初性事实”。
随着人口的增加,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王侯建立了自己的都城,他们不再搞全民同乐的山川节庆,而是建立太庙、天坛地坛,把宗教崇拜都垄断在自己手里,还分解成一个个单独的仪礼活动,本来这些活动在节庆中都是综合在一起的。更可气的是,女人本来是跟男人平等的,但由于现在不能参加公共的宗教活动,渐渐成了“不洁”的了;而且,男女性爱也因此成了“不洁”的行为,要用仪式加以“禳除”。
这样,原先具有神圣性和宗教性的节庆,就在贵族的蔑视和贬低下,蜕变、分解为无足轻重的民间风俗,比如端午节划龙舟、重阳节登高、八腊节吃腊八粥等等。
在王铭铭为这本书作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现代人类学提出过一个富有良知的主张——他要求我们从被近代化边缘化的文化中发掘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葛兰言就是这样一个富有良知的学者,在他面前,也许当代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应该感到羞愧。
作为继涂尔干、莫斯之后的社会学年鉴派的第三代传人,葛兰言本想用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研究欧洲的封建社会,可是发现资料不足,于是就师从巴黎学派的大师沙畹学习汉学,研究中国的“封建社会(西周和春秋)”。当时法国汉学正处极盛,我们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在那里受教。虽然如此,葛兰言还是不满于当时的汉学,它只能描绘中国封建时代的仪礼和体制,却并不能解释它们是怎么产生的,更不能解释中国哲学的核心元素,比如天人交感、阴阳交互。
有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在手,葛兰言觉得中国文明的这些核心制度和思想都是可以解释的,而他所需要的材料则仅仅是“关关雎九,在河之洲”——中国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诗经》中的情歌。
葛兰言注意到,中国古代注释家要么这些情歌注解成对“后妃之德”的颂赞,要么把它当成对诸侯昏乱的讽刺。尽管这些牵强附会的解释十分可笑,但借助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魔镜,葛兰言发现,在这种不约而同的道德解释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这些谈情说爱的歌谣确确实实体现了一个道德体系!
他把这些情歌分门别类地详细考察,然后逐步证明,这些歌谣是乡间的青年男女在特定的季节的赛歌会上创作和演唱的。而且,还是借助这些情歌,葛兰言向我们描绘了赛歌会的情景:在春季和秋季水涨的时候,青年男女会集在山丘下、小河边,大家比赛登山、赛马、渡河,采花,然后分组比赛唱歌。在激烈的竞赛中,姑娘和小伙子们相互爱慕,海誓山盟,然后躲到山上的小树林里行夫妇之事……
这明明是集体淫乱嘛!哪里来的道德!您别忙,我们的社会学家兼汉学家有他的解释:涂尔干早就教导我们说,每个时代、每个社会为了自身的需要,有自己的道德。古人的道德跟今人的不一定一样。他们行事的方式,要维护古代社会的团结和秩序,这就是道德。
男女青年在一起狂欢,怎么就维护了古代社会的团结和秩序呢?葛兰言说,这要从中国上古的社会形态说起。当时人丁稀少,人们按照家族分散而居,不同家族的人平时很难谋面。更重要的是,农业劳动要求男女两性分工,男耕女织,夫妻就像牛郎织女,聚少离多。按照涂尔干社会学,社会老是这么分散着是要出大问题的。怎么办?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涂尔干教导的,另外一个是葛兰言自己想出来的(这个办法后来被列维-斯特劳斯大加发挥)。涂尔干的办法是大家定期举行集会,进入一种“集体欢腾”状态,这样,社会又在人们心中激起一种神圣感,社会的团结定期得到更新。葛兰言的办法更绝,他要利用社会中的一种分化来控制、抵消另一种分化,这就是“外婚制”:通过性别分工后的结合,来维系分化的不同的地域团体之间的团结。
在葛兰言眼里,上古中国人有涂尔干和他自己加起来那么聪明。他们通过节庆狂欢中的男女对歌,一举结合了上面两种办法:一方面,大家在节庆中重温了共同体感情,亲近了神圣的社会;另一方面,通过男女青年的恋爱约婚,又实现了不同家族之间的联姻。这时您可能就要问了(实际上,课堂上一个可爱的台湾mm就问过):“假如约了婚的男生或者女生变了心怎么办?”如果你问到葛兰言那里,他会不客气地回答:“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变心,这么问说明你不懂涂尔干社会学。”因为约婚和性爱是发生在节庆形成的“集体欢腾”状态中的,所以它们在当事人心中具有神圣性,人们在日常状态下,每每想到它们,心里就会升起一种神圣感。这样你就明白青年男女的性爱狂欢原来是一种道德了吧!
葛兰言还嫌我们眼睛瞪得不够圆、嘴巴张得不够大,他接着往下说,其实中国人的时空观、阴阳观念都是从这种男女对歌的活动中幻化出来的。空间观念中的阴阳源自对歌时男女两队的站位;时间观念中有阴阳,是因为对歌中双方交替用相等的时段来唱。不过深刻的葛兰言没有忘记在这里指出;“竞赛只是古老的社会结构的一个戏剧性表象,两性劳动分工才是社会结构中的原初性事实”。
随着人口的增加,一切都发生了改变。王侯建立了自己的都城,他们不再搞全民同乐的山川节庆,而是建立太庙、天坛地坛,把宗教崇拜都垄断在自己手里,还分解成一个个单独的仪礼活动,本来这些活动在节庆中都是综合在一起的。更可气的是,女人本来是跟男人平等的,但由于现在不能参加公共的宗教活动,渐渐成了“不洁”的了;而且,男女性爱也因此成了“不洁”的行为,要用仪式加以“禳除”。
这样,原先具有神圣性和宗教性的节庆,就在贵族的蔑视和贬低下,蜕变、分解为无足轻重的民间风俗,比如端午节划龙舟、重阳节登高、八腊节吃腊八粥等等。
在王铭铭为这本书作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现代人类学提出过一个富有良知的主张——他要求我们从被近代化边缘化的文化中发掘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葛兰言就是这样一个富有良知的学者,在他面前,也许当代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应该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