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京琐记

物不平则鸣
2008-01-09 看过

《旧京琐记》这本书我买了很久才买到,以前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过一次,但是远在八十年代,根本无缘得见。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买了辽宁教育出版社的版本。

辽宁教育出版社的版本合编了作者的两部著作一个是《枝巢四述》,后面才是《旧京琐记》。作者是夏仁虎,江苏江宁人,字蔚如,号啸庵、枝巢子等。枝巢子老人经历也比较特殊,曾经是满清的举人,做过御史。民国时候历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代总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职务。虽是清朝的京官,北洋政府的政要,但终究是科班出身,国学根底深厚,所以他才能够著作等身。

其子在校读后记中写道:北平政界、国学界称他为“蔚老”,一般社会尊为“夏四爷”。夏仁虎这位公子就是林海音的丈夫。

同时根据这一后记记载,此书应为台湾省“中央研究院”藏本,先影印,后来才“加标点改排铅字”出版的。

《旧京琐记》应该归入笔记一类,内容上则以同光以来清季之琐闻轶事,里巷俳谈为主。全书共分十卷,分别为“习尚、语言、朝流、宫闱、仪制、考试、时变、城厢、市肆、坊曲”。但是总的篇幅很小,不过仍然是近代笔记的上乘之作。尤其是对于研究近代北京风俗可以说是非常好的资料。

研究北京的风俗,主要是着眼于古代和近代,以前的有关著作都是必需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都是不可再生的,除非我们发现以前没有发现过的资料,否则就只能依靠现有的了。这就有一个问题了,虽然最近这些年北京的风俗史地研究好像很繁荣,社会也比较关注,相关的出版物可说得上汗牛充栋,但是真正具有原创意义的并不多见。退而求其次,如果能对之前的古籍和近代的相关名著加以整理、注释,哪怕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都是一件功德。但是可惜的是,这样的整理也不多见,而最多的却是东拼西凑、人云亦云的作品。

这样做最大的害处就是现代人出现的谬误一再重复,形成以讹传讹的局面。最终让谬误替代了之前的真实。常言道:“三人成虎”,谎言重复一千遍,搞不好就变成真理了。

纠正这样的错误,就需要用到《旧京琐记》这样的第一手材料。我尝试举一个例子:

现在说起来北京的四合院,常常用到一句话: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凡是用这句话好像就是要说明北京四合院的最明显特征,好像这句话是一句赞赏之辞。其实这不光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而且根本没有搞明白这句话本身的感情色彩。如果我们看看《旧京琐记》卷一的一段文字,就可以明白真相:

都中土著,在士族工商以外,有数种人,皆食于官者,曰书吏,世世相袭,以长子孙。起原籍贯以浙绍为多,率拥厚资,起居甚奢。夏必凉棚,院必列磁缸以养文鱼,排巨盆以栽石榴。无子弟读书,亦必延一西席,以示阔绰。讥者为之联云:“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其习然也。

其后又罗列了“库丁”、“长班”等等,与书吏并列,归入所谓“数种人”。按照书中的意思,我们可以直接推出北京的土著人群,除去在城外的农民,主要是官吏、工匠、商人。但是在这四种人之外,还有几种比较特殊的。他们的特点是“皆食于官”。从后面的文字看得出来。所谓“皆食于官”不等于今天的公务员,并不是说这些人就是完全依靠国家的财政生活。而是他们在履行职务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中饱私囊,才能够“世世相袭、率拥厚资”的。

再者,所谓“书吏”,并不等同于官吏,否则也就不会在士族之外单列了。正经的官吏应该是科举出身,哪怕是“入赀为郎”也是有正规的官职的。其实书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俗语所说的“绍兴师爷”,金安清《水窗春呓》说:“六部胥人皆绍兴籍。”有一首竹枝词也反映了六部书吏多绍兴人的情况:“部办班分未入流,绍兴善为一身谋。得钱卖缺居奇货,门下还将贴写收。”意谓中央各部的书吏分几种班,都是未入流,虽然只是小小的办事人员,用现在的话说根本就是没有编制。但他们却最善谋划,并善于弄钱。有道是“县官不如现管”,从明代开始几百年积重难返,以至于可以“世世相袭,以长子孙”。

至于作者对于这样一种人持何种态度,我想一个“讥”字,应该是可以看出大概了吧。更何况其后,作者又将书吏与“库丁”、“长班”并列,想表达的就是“物以类聚”的意思。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旧京琐记》了解到“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这句话的背景,我想就不会有人认为这句话是在概括和赞美北京的四合院建筑。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只有书吏之家才会养鱼、养狗、搭天棚,北京的这些东西肯定不会是只给他们预备的。但是把这些要素集中到一起,再加上他们的为富不仁,才有了这句话的出处。综合以上的因素,我想这句话想要表达的意思毫无疑问就是对于书吏得财不义、生活奢侈、附庸风雅的绝大讽刺。如果把这个意思硬套在北京所有的四合院上,只能是一种偏颇之论。

但是现在的情形却不是这样,主流媒体上出现的“京味”就是这种以讹传讹的京味,这样下去,错误不断累积,最终的后果就是京味被伪京味所替代。而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于真正的“京味经典”研究不够、推广不够。如果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看几本书,这种以讹传讹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类似于《旧京琐记》这样的经典即便也学习推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光是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鸿沟现代人难以逾越,而且书中的内容经过几百年,哪怕只有几十年都已经是十分费解了。我在读《旧京琐记》的时候就有一个情节使我想当困惑,直到近日机缘巧合,偶然听到一段相声,才明白作者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

卷四宫闱一段写道:宫监多无赖,然佞佛,又好行小惠。亲串蒋氏为内府果商,其进果,各宫监皆有分例钱。清末,蒋以内府领款不易,遂中落,然承值如故,内监例钱往往赊贳。余曾过蒋,适门者报某监至,则男子仓皇避去,而妇女出应之。某监入门,拍案作虎势,谓今日若不与钱必以性命相搏。妇女屏息听其作威,俄稍息,奉以菸茗。继而妇女之哭声作矣,且哭且诉,谓领款如何艰难,外欠如何急迫,又欠例钱,寻思无路,但有死耳。某监者始而静听,继而拭泪,继而婉劝,终乃曰:“此真不了矣!吾辈多年交谊,宁忍坐视?”乃怀中出数金云:“区区相助,度此数日,勿过伤也。”妇女收涕道谢,监则殷勤劝慰而别。余窃观之,失声欲笑。蒋氏曰:“此成文也,如此挡塞已近十年,即有资不能予,予一而百至,欲无厌也,但有苦肉计耳。”噫!其真妇寺之仁欤?

初看这段文字,颇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大致意思还是明白的。前一阵听了个相声,其中一段情节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相声大概是说旧日天津虽然龙蛇混杂,但是讲究江湖义气还是很普遍的。要账的时候都是大呼小叫,说道要脸不要脸,借钱之后人就不见面了。但是喊归喊,人家实在拿不出钱,要账的人也不会像黄世仁一样强抢民女。

这两种要账都是虚张声势,既须强索,也要宽免,整个过程要像剧本一般按部就班的演出。清朝的太监都是京南定兴、宝坻一带的贫民,而近代的开埠的天津也属于京南一带。可能这一带的人士在要账这个问题上有些相同的习惯。不同的是太监多出于“好行小惠”,而天津多出于江湖规矩。如果没有听过那段相声,我还真不大容易想象当年要账还有如此的情节。

《旧京琐记》这部笔记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以上这种官书、正史所不记载的内容。但是这样的材料在今天对于研究北京的风俗史、生活史却是最最必需的。时间是不会作丝毫停留的,如果现在不进行研究整理,不能把有用的信息上升为普通的知识,那么多年之后记忆就会断裂,想在找回来恐怕已成广陵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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