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高悬 瞽者不见

一流的史著像一面镜子，可以知兴替；更一流的史著是一面照妖镜，能给“神话”祛魅 （Disenchantment）。

中华民族主义构建的历史叙事中，唐一直扮演着堪称最为光辉的角色。开放、包容、威孚四海，八方来朝，唐太宗不仅是华夏的皇帝，更是异民族的“天可汗”。在故意被扭曲的历史宣传（propoganda）中，唐土是当时已知世界的中央，唐皇是同时统治华夷的双重君主，唐朝是天下朝贡体系中的大家长、大宗主。

天下观与异邦朝贡是如假包换的历史事实，而两者合一所造出的“天下朝贡体系”，却是历史发明学的伪概念。只有回归真正的历史研究，才能更清楚地发现唐与周边国家外交史的价值，才能对今天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更实用的借鉴意义。

作为历时近300年的王朝，唐与周边亚洲政权的关系处在一个相对动态的过程中，大而化之无非是755年变乱前后的政策变动，细之则历任君主也多有调整。但总体而言，这300年变化的结果，一言以蔽之 —— 是“现代亚洲地缘格局”的雏形期。

与之前历代不同，唐王朝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它的周边政权几乎都在这段时间完成了社会政治转型，在中原的外线形成了一连串有着稳定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承的定居国家。因为有政体，所以军事和文职的政策可以稳定持续开展；因为有民族创造神话和文化基因，所以在学习唐的典章制度时，能坚持本民族的独立性；因为是定居国家，所以有着更长远的政治设计和外交战略。

所以唐与周边亚洲政权的关系，并不是民族叙事里的“中央华夏 ——四方夷狄“，而更像地缘战略中的“内线——外线”。整条外线中如果有哪一个是薄弱环节，恰恰是貌似强大，但是在政治文化转型中非常落后的“突厥”。唐能成功战胜并驱逐突厥，正是先进政治文化对原始政治文化的必然结果。把7世纪的东亚描绘成唐——突厥的两极对抗，忽视高句丽及朝鲜半岛，吐蕃-南诏西南弧线的政治内涵，其结果只能是把多极亚洲的复杂性简化成浪漫有余的边塞诗歌，更糟糕的是丧失了对当代东亚地缘政治的深刻理解。

在与这些政权交往的过程中，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已不具备政策实用性，仅是装饰性的政治宣传工具。唐朝非常成功的一点是，它的核心政治圈是六镇鲜卑后代，对于外交政策有着高度的“功利主义”自觉性。王贞平先生在本书中将“义”释为“宜”，堪称点睛之笔。同样地，周边政权也是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处理对唐关系。在彼此互动中，形成了典型的“零和博弈”状态，内线和外线的每一个政权，优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地缘安全，而在中古时代，构筑地缘安全的唯一选择，就是尽量扩张自身的实力圈。唐的羁縻政策，与其说是怀化远人，不如说是一条盟友缓冲带（参考苏联和东欧就很明白）。周边政权，特别是地区大国，采用的几乎是一样的手段，他们一边直接蚕食领土，一边不断消解唐王朝的羁縻地带，同时以骚扰性突袭争取更大的谈判砝码，在7-9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吐蕃-南诏一向是这方面的好手。所以军事上的征服与反征服是中古亚洲地缘政治的主旋律，并不存在天然爱好和平，不事攻伐的国家。

同时，在地缘政治的较量中，武力并不是唯一的选择。王贞平先生非常看重国际政治中的软实力，而且对软实力有着清晰正确的概括：“唐朝在全盛时期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软实力，它由多种要素构成，包括成熟的机构，完备的法律，官僚制度，发达的文化，以及由繁荣的经济带来的上层奢华生活方式。”将唐朝贵族的生活方式变为异国统治者的风尚，在文化建构和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创造文化认同，塑造一批文化上的“唐人”，即使放在今天，也是非常专业的软实力输出技巧。

唐之后的统一王朝中，只有满清继承了比较高超的外交手腕，特别是在康雍乾盛世，满洲统治者因为先天的优势，没有被宋明儒家的意识形态外交所束缚，同样采用的是内线——外线地缘策略，将外线国家转化为政治上的从属和盟友，直到西方国家打破亚洲的平衡。

以史为鉴，多极亚洲中的唐朝可以给今人留下无数宝贵的政治经验；但19世纪勃起的民族主义思潮扭曲了历史明镜，尤其对近代以后的弱小国家而言，祖先的丰功伟业是必须被重新粉饰的图腾柱。民族主义本身或是或非，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但是把民族主义神话错认为历史事实，却是瞽者危险的误判，而一旦民族神话和古老儒家的幽灵或是单边意识形态纠结为一体，无人能说清它将驶往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