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的文学场》读书笔记

《倾斜的文学场》是北大教授邵燕君于二十一世纪初所写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成。世纪之交文学市场化持续深入，以文化研究为主的许多西方当代文艺理论被引介到国内，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是一个典型代表。西方的理论产生于西方在地的社会现实，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商品社会的文化逻辑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文坛，在这个时代与世界交界的节点，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着理论资源的更新与新世纪文学再出发的挑战，邵燕君的这个著作紧贴时代与理论的潮头，全面地运用“文学场”理论对90年代以来的文坛现象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阐释与解构，某种程度上也锚定了“文学场”理论在新世纪文学未来发展的基本理论视角。作为一部合格的博士论文，虽然一些理论运用有生硬之处，与当代文学现状的焊接也有些许扭曲，但是可贵的是一个青年学者求新求变的勇气与独到锐利的视角，邵燕君老师后来的文学研究侧重无论是网络文学还是青年文学，都体现了她始终如一紧贴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介入文学生活的勇气，通篇读下来这本《倾斜的文学场》，随处可以感受到这种可贵的学术精神与思维启发。

在绪论中，邵燕君首先明确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市场化”不仅是影响文学的一个外部因素，而是“深入到文学生产机制的机理内部，直接影响到文学的生成方式和样貌成规（诸如发表出版机制、价值评价机制，以及作家的身份、立场等）的重大转变”（p1），对于“文学场”的研究也便是从这些内里“直接的切入”。她谈到洪子诚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关于“当代”“一体化”的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所带来的启发，她所做的某种程度上是对洪教授研究思路的一种接续——从“断裂性转折”到“市场化转型”，构成了“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建立和被削弱解体的‘一收一放’的两个过程。（p3）”正如本著作副标题“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变”，邵燕君的研究对象本质上和洪教授是一致的，而我的论文所关切的“青年作家培养机制”也是这个大的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邵燕君给这个系统做出了一个学理化的较为准确地认知测绘（recognize mapping），即：“‘文学生产机制’指的是文学生产各部分、各环节的内在工作方式和相互关系”，可“分为以下几个环节：文学的生产机制，主要有文学期刊和出版社；文学的评介机构，主要是评奖机构和批评研究机构；文学的生产者及其组织团体，即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及其所属的文联、作协等‘官方组织’和各种身份的文学写作者及各种隐见或显见的‘派别’、‘圈子’。（p3）”这个在漫长社会主义系统中所形成的的独特机制随着时代变化而产生机制变革和运行模式的转变，系统中的各部分也相应地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影响、支配的关系。其中，作家培养机制实际上是一种再生产机制，时刻参与着这个庞大系统的运转循环：以组织社团为载体和活动场域、评介机制参与补完培养路程，最终以身份和福利系统来进行成果认定，与此同时，由体制的意识形态所组成的培养目标时刻对作家这一身份进行塑造。正如作协这一庞大的组织依旧在当下傲然屹立，我的关切所在都包含在洪子诚、邵燕君等人所体认的这一个当代文学认知视域当中。

相对于这个传统又时新的研究对象，邵燕君所运用的布尔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则像一个显微镜，布尔迪厄所建构的理论系统将复杂的现实按照经济学原理逐步分解：“‘文学场’就是一个遵循文学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组成其内部结构的团体或个人包括由文学杂志、出版社（出版商）、赞助人等组成的文学生产机构；由批评者、文学史写作者、评奖委员会、学院、沙龙等组成的文学价值认定机构；以及作家——文学的直接生产者。（p7）”而这些影响因子中包含一个颇为重要的变量——“文学自主原则”，形成了“场”的逻辑固有的客观机制。这是邵燕君所运用到“文学场”理论的全部，她以此为钥匙，开启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但是仅仅套用理论并不能体现多少研究的创新，这本著作不止于此，因为“中国特殊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的存在（p9）”以及一些延续的社会主义传统，它还以翔实的个案分析来体现当代中国“文学场”中最具“中国特色的部分”。在指认具体的影响因子时，邵燕君尤其关注我国独特存在的一个由“‘新潮作家’、‘新潮批评家’和‘新潮编辑’形成的一个‘文学精英集团’，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理论背景，即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在他们的主导下“文学自主原则”得以确立，并“逐渐演化成一种‘自明’的‘本质’的‘自然法则’”（p10），他们与“政治场对立”，在经济方面又表现得中立。这样的认知很明显受本著作写作时期文学界所发生的“纯文学讨论”的影响，在我对关切问题展开研究的当下，这个“文学精英集团”在几十年与体制共生的过程中立场变得逐渐暧昧，他们中许多人成为了了当代文坛的耆老，他们大多在体制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作品成为经典，未来的创作也越来越闪烁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光芒。他们的理论背景——西方现代主义，也随着“西方”的终结和中国的“崛起”而同一些国家话语、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交织在一起，不分彼此。他们被体制所改变，也在改变着体制，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体制下青年作家的未来······事情已然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邵燕君彼时的研究在当下失效了，毕竟，我们都在同一种被主动延续的传统之中。

世纪之初的“纯文学讨论”不仅重新审视确立了“文学自主性原则”，还触及了文学制度问题，邵燕君坦言陶东风、李松岳的《从社会理论视角看文学的自主性——兼谈“纯文学”问题》真正“触及了中国当代‘文学场’与‘政治场’、‘经济场’的特殊复杂关系”（p17）。她在这个视角剖析了当前“文学场”所体现出的系统生态：“在减少了对文学期刊、出版社等‘文学生产机构’的财政支持后，政府有关部门并未放松对其在意识形态和行政管理上的控制权。从目前情况来看，国家意识形态管理将以一种‘常态化’的方式与‘市场化’长期并存，而不是像一些人设想的那样，会在‘市场化’彻底降临之际退场。只不过以往的行政管理越来越与经济手段结合，如用减少书号、停业整顿的方式让在政治上‘犯规者’在经济上受到损失；以‘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作为出版导向，并运用各种市场的和非市场的手段，尽量让获奖作者和出版单位获得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双丰收’。建立在‘宽泛的主旋律’原则上，‘意识形态原则’和‘市场原则’还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暗合。（p17）”这样一种系统到现在仍然在发挥作用，而且越来越成熟，整合能力越来越强，比如行政管理与经济手段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它所影响的评奖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形态管理手段也不断侵入更多的新生文学形态如网络文学当中。“宽泛的主旋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也在不断更新换代，比如作为一种创作原则的‘现实主义’，它作为一种主流话语仍然充斥在各种官方的语言体系中，如何做到的？这种意识形态力量以一种更为‘宽泛’的趋势不断扩充着时代变化下的‘主旋律’，另一方面，不断更新的“主旋律”因而更具适应性，囊括了更多的亚文化特质。

在分章论述中，邵燕君在第一章重点讨论了文学期刊“改版潮”的现象，她所分析的改版前后的文学期刊格局对我有参考意义：在计划经济体制格局下，文学期刊具有三个职能：首先，“作为传播文艺作品的‘主渠道’，文学期刊负载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建设任务”；其次。“在充当‘党的重要思想文化阵地和重要舆论工具’的同时，文学期刊也承担着推进文学自身的发展，提高全民文学素质的任务”（p24）；另外，“各级作协、文联主办的刊物还有培养本地作家、积累建设地方文化的任务”（p25）。在世纪末“断奶”的情况下，各级期刊都进行了面向市场的改版，以更好地获得经济利益，一些期刊改版也迎来了世纪之交文学的繁荣，但是以经济效益为主导的期刊改版也带来了“美女写作”、“下半身写作”等文学粗鄙化倾向，这也是“纯文学讨论”之所以要重新确立“文学自主原则”的原因之一。在纸质出版逐渐萎靡的当下，文学期刊均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半死不活、苟延残喘，在网络时代，文学期刊失去读者之后便专心地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来存在，以获得机关订阅和财政支持。文学期刊的存在意义也越来越靠近计划经济时代所承担的职能上。所以在探究青年作家培养机制的过程中，关于文学期刊所起到的作用可以参考此章，比如《萌芽》杂志的“专志化”改版如何成为“80后”青年作家的成长摇篮。而关于《北京文学》“好看小说”的改版实验则体现出“文学自主原则”确立的艰难与市场化、网络化时代文学发展的时代痛点。

“‘专志化’杂志是建立在市场细分原则之上的，每一个新市场的开辟意味着发现或者激活了一个从未被‘点射’过的读者群。（p67）”《萌芽》在90年代末改版后发起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是我国“文学造星”运动的开始，许多80后作家由此起步，获取了自己在文学市场的第一笔“象征资本”。这种以专门服务青少年读者为取向的“专志化”改版建立在市场细分原则之上，关注亚文化群体，同时也传达了亚文化的价值观念，塑造了出名要趁早的“80后”作家在世纪之初掀起的“残酷感伤”的文学潮流，对青年作家的成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十几年后，依旧年轻的“80后”作家早早地迎来了他们的“历史转折”，似乎在文学道路上绕了很远才又回到一个成年作家所表达的文学母题之中，而“明星作家”也为整个作家代际制造了一个坚硬的文学外壳，正常代际轮换下，依靠书写时代经验起来的青年作家如双雪涛、班宇、郭爽等，还需要十几年的沉淀和破壁才能破除“80后”标签的带累。

在《北京文学》改版的案例中，从“好刊”到“好看”的以读者为导向的市场化转变，实现了所谓从“圈里”到“圈外”的根本性“位移”，相对于“纯文学”对“文学自主性”的强烈诉求，这种“从读者接受角度重新确立作品价值评价系统”的改版行为体现了“在文学生产机制发生‘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文学场’的‘自主原则’受到‘经济场’的严重挤压”（p82）。这个案例的分析邵燕君运用了布尔迪厄对“有限性生产次场”和“大规模生产次场”的区分分别对应从“纯文学”到“好看文学”的转变过程，邵燕君谈到布尔迪厄所认为的“文化生产场域的建构”取决于这两者的对立格局，是因为这样既能维持一定经济效益，又能保证文学形式的实验和创新。反观新世纪前后的文坛变化，市场化与财政断奶形成的推拉力量完全扭转了80年代形成的文学创新意识，无论是90年代流行的新写实、美女写作还是新世纪之初的青春文学潮流，文学生产都被“大规模生产次场”所支配。在出版业与纸质书遇冷的当下，文学本身被人们抛在脑后，读者接受失之阙如，体制成为文学生产者最好的庇护所，布尔迪厄对此曾有一个设想：“要使社会拥有一批稳定的‘为艺术献身’的艺术家，不能依靠捉摸不定的性情或自愿的道德抉择，而是要有一种社会机制上的保障，依靠一个‘社会环境本身的必要性’，‘这个社会环境的基本法则就是相对于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独立，换句话说，只有当构成某种文学或者艺术指令的特定法则，既建立在从社会范围加以控制的环境的的客观结构中，又建立在寓于这个环境的人的精神结构中，这个环境中的人从这方面来看，倾向于自然而然地接受处于它的功能内在逻辑的指令。’（p83）”作协在中国充当了这个社会机制，推动这个“社会环境本身的必要性”，同时它也在进一步倾向于影响文学生产者的“精神结构”以求在当下保持支配性地位。青年作家的选择和培养是作协开展工作的重要一环，本质上来看，不管是经济手段还是政治宣传，作协的培养最终目的都是招揽改造以使遵循新的文学生产者“某种文学或者艺术指令的特定法则”，不管是“纯文学”还是“好看文学”、“有限的生产”或“大规模的生产”都将统筹在这样一个整体的组织结构中。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当下文学愈来愈边缘化，使得这种整合得以可能。但是值得质疑的是，体制所倾向的这个整合性的“精神结构”能否将此时的文学推入一个具备大规模生产能力的次场，起到1+1>2的作用？同时，邵燕君运用布尔迪厄的理论解释了“纯文学”向“好看小说”转变过程中“判断文学价值的普遍标准”的偏移体现的“市场原则”对“文学自主原则”的侵蚀，两个次场之间鸿沟越浅，界限越模糊，意味着“文学场的自主程度”越弱。体制的强势介入挽救了一些在“有限生产次场”中苟延残喘的文学生产者，但是当“大规模生产次场”也逐渐萎缩，体制的整合也造成了两个次场界限的模糊，意味着在体制的庇护下，“文学自主原则”也将受到一定损害，当前文学界所焦虑的“有高原，无高峰”也体现了这个结果，“文学精品”仍然是一个高远的目标。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在体制的推动下，当代文学或者青年作者具备了“大生产次场”的特征，这个次场能走多远，也是一个疑问。还有一个比较迫切的问题就是，当下作为彻底遵循“好看小说”原则生产的网络文学被招安，不断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象征资本”，体制对网络文学的引导和评判也不断引入某些指令性的“特定法则”，造成了“判断文学价值的标准”的偏移，虽然这是一种文学形式发展成熟的必经之路（相对于偏执地朝着“大规模生产次场”运动），但是如何在两种次场之间取得平衡，需要体制拥有更清醒的认识。

在总结期刊“改版潮”所体现的变化趋向时，邵燕君观察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判断文学价值的普遍标准”获得了“全面胜利”。以《当代》和《十月》的改版经历为例，“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只不过是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转变为了市场主义现实主义，一方面，对于“现实主义”这一“主旋律”的遵守会得到意识形态机构的“象征资本”的青睐，另一方面，市民生活的现实反映也得到了市民阶层趣味的认同。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邵燕君谈到，这两种刊物在“选稿标准上，‘主旋律’的概念则被理解得相当宽泛（p99）”。比如，“《十月》主编王占军曾表示，‘主旋律就是反映生活主流的作品’，‘正面歌颂的固然是主旋律，但从多个侧面反映现实生活的也应是主旋律范畴之内’。”邵燕君认为，“立足于‘宽泛的主旋律’将传统的现实主义与新兴的消费主义结合起来，应该是这两家刊物获得各方面认可的内在秘诀”。“宽泛的现实主义”也出现在青年作家培养过程中：在体制选择招揽青年作家时，许多以个体独异生活经验为创作主题的作家都被认可为“现实主义”创作，文学的形式不再是区分“现实”与“现代”的标准，同时，活跃的网络文学作家中大量架空、幻想等类型文学创作在文学批评过程中也被指认为“现实主义”。由此可见，此时的“现实主义”只是体现了“文学反映现实”原则，而不是遵循这个原则，也并不顾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之间究竟经过了怎样的转折变形，可以说“现实”作为一种“主义”，变得相当“宽泛”。究其深层原因，这种标准的放宽体现了体制是需要青年作家而不是青年作家需要体制：在市场浪潮中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尤其是网络文学作家，“大规模生产次场”是他们本身所具备的，而体制作为一个“象征资本”拥有者，为了维持“有限生产次场”的运行，是对这些青年作家拥有的这个市场号召力有所倚重的。而相对于那些在遵循“文学自主原则”进行文学生产的“有限生产”者，体制抛出橄榄枝也是为了整合他们所具有的文学创新能力。上文谈到体制在整合过程中可能对两种次场产生的不良影响在于“现实主义”这个指令性的“特定法则”，那么“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价值传统，在被“宽泛”化的过程中还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尤其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以来，中国文学被赋予了更高的历史期望和任务，相应的一些意识形态因素也在不断被注入进去，“现实主义”不仅可以向下扩容，也会不断向上扩充，这个过程怎么发生，有什么影响，都将是我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第二章邵燕君对文学出版制度的变化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文学出版是文学进入市场与读者连接的重要一步。邵燕君首先关注了在体制运作下获得成功的文学出版，她注意到在90年代末所发生的“长篇热”潮流中，“一些优秀的‘主旋律’作品，尤其是那些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以及‘国庆50周年献礼书’等重要的政府奖项的作品，在获得政治荣誉的同时，也确实成为销售业绩不俗的畅销书”，“这些‘主旋律’作品之所以能调动众多个体消费者的购买欲望，除了其题材贴近现实等文学方面的因素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意识形态系统的统一运作下，获得政府重要奖项的作品也自然会获得传媒系统的大力免费宣称，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达到商业炒作力求达到的效果。（p122）”并且，这种传媒系统的关注带来了“影视剧重点拍摄的保障。（p123）”邵燕君认为，“让创作、出版‘主旋律’作品的出版社和作家获得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应该说是‘市场化’转型后，政府行政管理方式的一个新的特点。（p123）”《文艺报》自然是传媒宣传的主要阵地，不过随着当下报纸发行量下降的影响，以《文艺报》等官方传媒系统为主的宣传并不能达到商业炒作的效果，而那些“二渠道”民营的市场化出版传媒机构因为更接近市场，对读者趣味有更精准的把握和专一的追求，宣传能力更为突出，效果更为显著。但是出版和传媒密不可分依然是当下文学市场化的主要阵地，围绕文学作品而进行知识产权运营：实体书、移动网络用户群体、影视化、周边产业链等“IP运营”成为当下出版与传媒合作的新形式。《文艺报》在这个方面所具备的功能就比较单一，影响力也受到限制，它依然是获得政府重要奖项作品的主要宣传阵地，官方和民营界限依然明显，在青年作家培养方面，《文艺报》作为宣传阵地所能做的也只是增加版面比例。在邵燕君看来，布尔迪厄的“限制性次场”与“大规模生产次场”之间的博弈一直贯穿于文学市场化的过程之中，体制有所作为的关键也是在这两种力量之间寻求一种平衡，邵燕君寄希望于对“以读者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重视，因为“在‘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双重霸权’下，广大普通读者阅读消费权利长时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那些深受他们喜爱的作品（其中既包括专为读者消费而生产的通俗文学作品，也包括手法较为传统通俗的严肃文学作品），其文学价值没有得到足够的肯定，其模式特点、魅力成因也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掘利用”（p129），这本质上是一种“畅销书运作经验”。当下网络小说成为了这个读者用脚投票的文学对象，《文艺报》近年来越来越重视网络文学的宣传，因为版权所限，这种宣传只是以作家为主，因为作家拥有了体制内的身份即作协会员甚至作协官员，而对作品也是执行文学批评的义务，并不能参与到全方面的“IP运营”之中，相对具有滞后性，所以通过意识形态机构评奖、扶植政策等筛选出来的、知名度较低、弘扬“主旋律”的作家作品成为《文艺报》为主体的官方传媒宣传的重点。

邵燕君还以“布老虎”、“红月亮”等90年代末本土畅销书品牌为对象讨论了畅销书生产机制，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图书品牌摸索建立了我国图书出版的市场机制。邵燕君以“红月亮”为例，分析了民营书商的市场策略：比如按读者年龄段对市场进行细分、“旗下作家”制度、对文坛新人挖掘标准等，这些市场策略被沿用至今，这些研究可以用来进行以当下重视青年作家的民营书商的对照。青年作家被体制所选中很大程度是因为其畅销，比如双雪涛、班宇、王占黑等人，被广西师大出版社等书商发掘，引发市场轰动效应，才获得体制的注意，被纳入体制之中。《文艺报》近来对市场越来越关注，向越来越多拥有畅销书的青年作家伸出青枝，拓展了以往以文学期刊作为选拔青年作家的选择机制。正如邵燕君所说：“比起任何其他出版物而言，畅销书是最以来读者认同机制的。每一本影响巨大的畅销书都暗合或引发了一种潜在的大众心理或社会潮流。任何畅销现象都不可能是完全由出版者单方面营造出来，但有创造性的出版者却可以激发、强化某种趣味取向。（p137）”《文艺报》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可以从“东北文艺复兴”的潮流中推介宣传双雪涛等人、《庆余年》电视剧热播时推介作者猫腻等举动看出，体制越来越时髦，青年作家被体制招纳的途径越来越不拘一格。

第三章邵燕君主要讨论了世纪之交的文学评奖机制，验证了布尔迪厄的“象征资本”理论：“‘市场化’转型为正统‘官方奖’以外的具有民间性质的奖项颁发‘象征资本’提供了物质依托，而‘市场原则’也内在地影响了各种文学奖项的评审原则并促使其作出相应的调整。（p191）”在讨论“官方奖”的过程中对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及“三大奖”等官方设立的文学奖项所下的各种定义以及其“文学场”意义的充足讨论很值得借鉴，相关段落已经在书中标注，不赘述在此。而对于“民间评奖”，以“大家·红河文学奖”为例，讨论了这些评奖的“市场化”运行原则带来的局限性，以池莉《看麦娘》的获奖讨论了“民间评奖”的评委构成所存在的问题，在我讨论理想国·宝珀文学奖等当下民间评奖时可以作为一个历史案例来对比分析，其中邵燕君对专家标准向“大众审美趣味”标准倾斜、“市场化”介入到纯文学评奖过程中引起的后果的警示值得注意。邵燕君又一《尘埃落定》的畅销为例，讨论了书评机制作为评价机制对文学作品的市场化运行产生的影响，在《尘埃落定》的销售神话中，专家趣味、研讨会、获奖、市场的宣传策划以及文化症候等种种文学的、市场的手段共同造就了一部“经典作品”的生成，邵燕君对此有着精彩、敏锐的论述，令人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