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森阴影”下的悲壮回应

   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诞生之前，海外梁任公研究一直笼罩在“列文森阴影”之下。“列文森阴影”包括两重含义：首先是在研究梁任公方面，列文森在当时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他所提出的问题是研究梁任公甚至中国近代思想所无法回避的；其次，列文森的“西方冲击论”在探讨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过程中，流露出了一种明显的“西方文明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预设，这种预设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至少造成了心理上的不自在。在这样的背景下，《过渡》旗帜鲜明地批判列文森“冲击—回应”模式、甚至试图用“中国中心论”回应“西方冲击论”，则多多少少带有文化捍卫的悲壮色彩。不过个人以为，除了方法论上的贡献，本书最大的亮点还是专设一章对梁任公的“新民思想”进行本质阐释，认为梁任公所欲塑造的“新民”相对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近代民主国家公民，更加类似于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取向的古希腊公民。显然，这样的结论对于回答象以流质善变而著称的梁任公到底属于自由主义者还是集体主义者一类问题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参考。
   当然，这本颇享盛名的著作也不是完美到无可挑剔。首先，《过渡》质疑列文森“西方中心论”虽然满足了华人文化捍卫的虚荣心，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种质疑本身也是要被质疑的：在清末已经处于腐化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就算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就真的可以建立中国思想的“中国中心论”？其次，这本书忽略了梁任公启蒙思想中的东学背景。《过渡》截取了梁任公一生中1890—1907这18年的片断，而在这18年中，1898—1907在日本流亡这9年正是梁任公挣脱康长素、形成个性的关键时期，其在日本所见所闻以及阅读被日本化了的西方思想，肯定对于其思想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但是遗憾的是，对于日本化了的西方思想如何影响了梁任公这一问题，张灏先生采取了回避态度。